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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走進鄂爾多斯市已經有七八次了。這個城市的許多旗縣、鄉鎮、村屯都留下了記者的腳印，有些地方記者還多次到訪過。在這個城市里記者訪問過的人從書記、市長到平民百姓多達近百人。好多經常聯系的朋友得知我們又在鄂爾多斯市采訪時，他們都無數次問過一個相同的問題：“你們怎么又去鄂爾多斯了？”我們大多是這樣告訴他們：這里又發生了讓我們吃驚的事情。
這樣回答他們不是順口為自己找一個理由，確實這里做了許多先于國家倡導或要求做的事，如果我們及時把這里發生的、有前瞻性的事件報道出來，相信對全國許多城市的發展會有借鑒意義。
這應該是我們多次來鄂爾多斯市的最直接的理由。
為解疑惑記者首次探訪鄂爾多斯市
記得第一次來鄂爾多斯市是在２００５年的９月份，當時有人向記者反映，這個地方提出要在三年的時間里實現煤炭資源回采率（開采出來的煤量和可采儲量之比）７５％的目標。這件事讓記者非常疑惑，懷疑他們是在制造聲勢，分散國家監管者的注意力，以求緩解國家對他們小煤窯整頓的力度。因為當時正值中央對全國各地小煤窯進行關、停、并、轉大整頓的關鍵時期，同時，我們不相信他們有能力實現上述指標，因為７５％回采率是一些發達國家才能做到的，而我國的煤炭開采浪費驚人，采１噸扔２噸現象普遍存在，當時在全國２．８萬座各類煤礦中，有２０００多座是大型煤礦，其回采率平均只有４５％左右，而２．６萬座鄉鎮和個體小型煤礦的回采率平均只有１５％－２０％，全國煤炭回采率還不到３０％，他們卻要實現７５％的目標，即便不是別有所圖，在記者看來也做不到。
帶著種種疑問，記者走進了鄂爾多斯市，并很快深入該市的“高管層”、煤炭局、煤礦區進行實地調查采訪。向礦工們了解情況，與礦長們深入交流。在明查暗訪的過程中，記者一直試圖以原有的判斷去尋找相關的證據，但是幾天過去了，記者不但沒有找到相關證據，反而所見所聞全是他們圍繞實現“三年攻堅戰”進行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動。
所謂“三年攻堅戰”是指２００５年３月鄂爾多斯市政府發動了３年搶救煤炭資源攻堅戰，決定在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８年的３年內，通過大規模整合、關閉行動，將當時５５２座地方煤礦壓縮至３００座。把土法采煤全面變成高檔普采或者機械化開采，提升回采率。市轄所有煤礦回采率必須由原來的３０％左右提高到６５％－７５％，全市必須實現平均７５％的回采率。時限一到，不達標的煤礦立即出局。
２００５年９月，在鄂市一礦區，記者親眼看到幾座無證小煤窯被炸毀的場景，而那些有證的煤礦也都正在忙于籌備和建設高檔普采或者機械化開采的事務。
小煤窯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上一些大型的綜采設備，一般需要１－３億元的巨額資金，這么大的投資，如果按照過去小煤窯自己的礦權和擁有的資源量，可能設備上去了半年就挖完了煤炭資源量，必然大虧本，這也是我國綜采一直得不到普及的最主要原因，只有通過整合資源，使其達到相當規模的煤炭資源量，上綜采設備才能實現整合后生產效益更大化，礦主們才有積極性。
通過在鄂市基層１０多天的明查暗訪，大量事實消除了記者最初的種種疑問。
后來記者根據所見所聞，寫下了《中國煤炭：不能再采一噸扔兩噸了》的報道。文章向全國呼吁不能再浪費煤炭資源了，應該研究如何提高中國煤炭回采率；同時，文中也介紹了鄂爾多斯市的做法，希望引起有關人士的注意。
文章發表后，僅網絡媒體就有１４０多家轉載，在全國引起較大反響。
兩年多過去了，２００７年７月的一天，記者又一次踏上了鄂爾多斯的土地，實地考證“三年攻堅戰”的進展情況。此時，“三年攻堅戰”已經收尾，成效比較顯著。該市地方煤礦由２００５年的５５２座壓縮到２００７年的２７６座，減幅５０％；市內２４戶重點煤炭企業煤炭回采率已由整頓關閉前的不足３０％提高到７５％以上，礦井服務年限較過去平均延長１倍以上；機械化程度得到明顯提高，由整頓關閉前的不足１０％提高到６５％以上，工效由整頓關閉前的平均２．５噸提高到１５噸；煤礦生產規模明顯提升，由整頓關閉前的９萬噸／年提高到５０萬噸／年以上，產生了一批單井生產能力達３００萬噸以上的伊泰、匯能、伊東、滿世等大型地方煤炭企業集團。 同時，安全生產形勢明顯好轉，地方煤礦百萬噸死亡率從最高峰時的１０下降至２００７年１－１１月份的０．０３，達到世界發達國家一流水平。
鄂爾多斯市的煤炭儲量占全國總量的１／６，如果將他們實現煤炭資源回采率達７５％的目標及經驗進行普及，通過全國其他主要煤炭產區的效仿，我國煤炭資源大量浪費的現狀有望徹底結束。
鄂爾多斯市的成功經驗可使得同樣的資源產出的煤炭量提高１．５倍，理論上等同于煤炭資源增長了一倍。如果整個中國的煤炭產量也提高１．５倍，那將是一筆巨大的財富。
在鄂爾多斯，記者感受到這里的決策層有膽有識的工作作風；他們只要認準了方向，就克服阻力，排除萬難，義無返顧；他們看問題能看到實質，做事不怕困難，勇于承擔。特別是關、停、并、轉小煤窯時期，有多少人拉關系、走后門，要求手下留情，但他們一個口子也沒開，反而加大了整治力度，比原計劃還多關了４個小煤礦。
為什么這樣的事情，在鄂爾多斯市做到了呢？在鄂爾多斯的決策者看來，整合煤炭資源，提高回采率不僅僅是區域的問題，是地方的利益，更是國家利益，國家利益應該高于一切，局部要服從整體，個別利益要讓利于國家。據了解，中國是目前世界上為數不多的一次能源以煤為主的國家之一，煤炭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約占７０％。而我國煤炭地質理論資源量為５００００多億噸，保有儲量為１００２４．９億噸，但可采儲量只有１１４５億噸，儲采比非常低，按照目前２０多億噸的年開采量，還可采半個多世紀，大約到２０６０年左右中國的可采煤量將開采完畢，中國將由保儲資源量第一的富煤國家變成貧煤國家，經濟社會國防建設都將受到重大影響。
隨后記者寫出了《中國煤炭資源巨量浪費有望改善》，詳細敘述了他們實現回采率７５％的做法和意義，建議其他有條件的地區效仿，避免繼續浪費。
新農村建設“出軌”：再次吸引記者多次采訪
第二件讓記者覺得意外的事是鄂爾多斯新農村建設“出軌”了。說來也是一種巧合，２００６年的秋天，記者在北京得到消息，鄂爾多斯在新農村建設中和中央的一些提法不太一致，并且存在“很多問題”，鑒于記者上次對鄂爾多斯人的了解，聽后將信將疑，于是抱著好奇和了解明白的心態，再次探訪了鄂爾多斯。
到鄂爾多斯后，經過多方了解，再深入田間地頭和農民一交流，發現所謂的“出軌”原來是全國大部分地區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普遍采取立足原地的靜態式建設。而鄂爾多斯市采取的卻是動態式的做法，即：把大量分散的農牧民從原來的村子里轉移出來，有的遷移并分流到宜農、宜居的沿河流域，繼續從事農牧業生產；有的遷移到城鎮中，幫他們建新居，把他們的身份置換成居民，再通過政府培訓技能后，把他們推薦到城市的第二、三產業中就業。
就鄂爾多斯的這一做法，記者還專門咨詢了長期研究三農問題的幾位專家，他們認為鄂爾多斯市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新農村建設不因循守舊，大膽創新，不拘一格，這個軌出得好！
中國人力資源研究會會長、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劉福垣研究員認為，鄂爾多斯市摒棄就地消化農民的舊模式，走上了破除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轉變農牧業生產方式的科學的城市化道路，充分顯示了以人為本發展觀的巨大威力。他指出：“近年來，許多涉農干部像當年學大寨一樣紛紛涌入韓國和日本學習新農村建設的經驗，不如到鄂爾多斯看一看。韓日兩國的經驗不管有多少可取之處，他們的根本發展方向是錯誤的，不能效仿的。在這兩個國家的農村，可以看到很多我國所沒有的新東西，但就是缺少我國最需要的一個新東西，即新的生產方式。”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孫自鐸說：“鄂爾多斯市從實際出發進行新農村建設，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模式，任何不抱偏見的人，都會為他們的‘出軌’而鼓舞，并給予充分肯定。”
山東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衛國研究員的看法是，鄂爾多斯市在推進新農村建設方面的“出軌”選擇，即進行有效移民，每年適度減少農牧民數量，重點把那些分散的、生存和生產條件惡劣的農牧民遷移到宜發展生產的地方或把他們遷移到城市中就業的做法，是充分認識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在內容上的系統性和模式選擇上的多元性的一個很好的案例，值得全國各地、特別是具有相同區情的農牧地區學習。
后來記者寫出《鄂爾多斯新農村“出軌”追蹤》，文章發表后有近百家媒體先后轉載。
正是因為鄂市新農村建設與眾不同的做法，讓記者對他們的經濟發展也產生了濃厚興趣。先后幾次來到鄂爾多斯市進行實地采訪，對他們的工農業和生態等進行了全面詳細的調查研究。并先后寫出了《資金為何大量向鄂爾多斯聚集》、《鄂爾多斯市工業發展進入快車道》、《鄂爾多斯市：產業化促進農牧民增收》、《政府掏巨資為農牧民埋了大單》、《鄂爾多斯力推循環經濟發展模式》、《鄂爾多斯：打破聯產承包走向現代農業》、《北京今年的沙塵天氣為何少了？》等系列報道。
記者２００６年，就聽說鄂爾多斯市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１０億元以下的投資項目在這個地方也不會享受大項目的優惠支持政策，甚至１０幾個億的項目有時也被一些“門檻”擋住。其中，令許多投資人頭痛的高門檻是：投資能源、重化工項目必須達到５０％以上的就地轉化率方可準入；在這里高耗能、高污染項目無論投資規模多大、效益多好，都被拒之門外。
那么為什么大量資金卻還紛紛搶灘鄂爾多斯市呢？《資金為何大量向鄂爾多斯聚集》一文對此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認為“鄂爾多斯現象”的出現十分正常。他們的理由是：雖然我國能源產量屢創新高，但能源供給仍然趕不上能源消費。我國雖然幅員遼闊，但能源資源有限，常規能源資源僅占世界總量的１０．７％，人均能源資源占有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稱之謂匱乏一點也不過分。目前，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的重要階段，西部地區正處在工業化初期向中期過渡的階段。國際經驗表明，這一階段又恰恰是能源資源強消耗階段。特別是當前，在煤電油運全面緊張、全球能源價格的節節攀升、資源已經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爭奪的焦點的情況下，哪里有資源、哪里必然會成為投資者追逐的熱點，而鄂爾多斯恰恰就是這樣一個資源富集的地區。
事實上，資金愿意向鄂市聚集，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工業發展非常迅猛，像鄂爾多斯這樣擁有如此雄厚的工業基礎和龐大的發展規模，如此富集的資源，隨著資金的大量聚集，無數的產業鏈會浮出水面，形成非常壯觀的工業集群。在中國目前有如此發展優勢的城市是非常少見的，世界的目光聚焦這里也許需要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但這一天一定會到來。這一判斷的論據都能在《鄂爾多斯市工業發展進入快車道》中找到。
然而，通常情況下，發展能源重化工工業都會給環境造成很大的污染。記者也曾走訪過一些“煤城”無一例外都是“粉塵漫天飛”，戴上口罩，在周邊走上５００米，白口罩就會變成灰口罩。然而在鄂爾多斯市，記者驅車從東勝區、伊金霍洛旗、鄂托克旗、杭錦旗、棋盤井、蒙西鎮等旗區一路走下來，并沒有看到煙囪林立、黑煙滾滾。相反，一路感受著藍天、白云、燦爛的陽光和清新的空氣。這一切與他們努力推行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密不可分。
中央提出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時，鄂爾多斯早就開展了，而且還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他們一些超前的做法在《鄂爾多斯力推循環經濟發展模式》一文中記者曾作了詳細介紹。
鄂爾多斯市：一個讓記者受益良多的地方
幾次在鄂爾多斯市的采訪經歷，讓記者受益良多。特別是鄂爾多斯市高層很多科學、超前并富有哲學思想的理念，吸引了記者目光，尤其采訪鄂爾多斯市委書記云峰時，感覺最為強烈。作為鄂爾多斯這艘巨輪的掌舵人，他對鄂爾多斯市未來發展的思路清晰。
云峰給記者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是一個喜歡逆向思維的人，作為一個決策者，特別是在對一些與眾不同的事情作決策時，他通常是先研判是否符合規律。用他自己的話說“在做事之前要研究問題，用對立統一觀點來衡量它的利與弊，有時候是順向思維和逆向思維結合考慮，主要是研判是否符合規律。”在和他交流的過程中，雖然他一句沒有談哲學，但是記者感覺到，他們的做法和理念都體現出哲學特征的規律性。
比如他在對鄂市現代農業的發展上，認為生產關系必須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規律，生產方式不改變，傳統的東西一直占主導地位，科技的東西就進不來，反映到農業上，如果沒有科技做支撐，如果沒有掌握現代農業科技知識的新農民來支持現代農牧業，新農村新牧區就不可能建設好。土地要進行機械化，減少勞動力，解放生產力，把農民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上解放出去，就必須打破現在一家一戶分散耕作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土地分布格局，因為這個布局不適應機械化耕作，必須形成土地規模化經營，農業的現代化才有可能實現。
于是，他們拿出３０萬畝土地進行試點。
記者所寫的《鄂爾多斯：打破聯產承包走向現代農業》講的就是鄂爾多斯打破了家庭聯產承包經營體制下的耕作方式，改變原有土地格局，把原本一家一戶分散耕作的土地化零為整，以１００畝種植面積為單位，進行集中使用，讓土地實現規模化后，實施機械化耕作、機械化澆灌、機械化收割等。這一做法，結束了農民“臉朝黃土背朝天”地在土地上耕種、收割的歷史，把這些活都交給“機械”干了，使農民由“種地人”轉變成只是土地的管理者，實現了農業現代化。這項改革，使土地生產成本降低１１０％，農民人均收入增加３０％以上。
再比如，云峰關于鄂爾多斯市生態建設方法論的論述：生態建設要尊重自然規律，順應自然規律，要讓廣大農牧民因為保護生態而受益。要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用利益的杠桿撬動生態建設。
今年在鄂爾多斯市采訪中，記者明顯地感覺他們的生態環境與幾年前相比有非常大的變化。２００６年底，該市森林總面積達到了２３５９萬畝，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７７１萬畝，草原平均產草量提高３５％，森林覆蓋率、植被覆蓋率分別達到了１８．０７％和７０％，比２０００年分別提高５．９％和４０個百分點；２０００年這一地區植被覆蓋率只有３０％，今年已經達到８０％。
近幾年，北京人都感覺到北京的沙塵天氣確實少了。調查后記者發現，之所有有這樣的效果，就是因為近幾年來，全內蒙古地區，特別是鄂爾多斯市，先后通過退耕還林，退牧還草，收縮轉移等改善生態的措施，把農牧民和其他生態建設主體的實際利益緊密結合，用利益杠桿撬動生態建設，在調動廣大農牧民積極性的基礎上，引導企業和造林大戶積極參與，變被動防御為主動出擊。為此，記者寫出了《今年北京的沙塵天氣為何少了？》一文，總結鄂爾多斯市生態建設中好的經驗。
記者在鄂爾多斯市的幾次采訪工作應該說收效頗大。這樣說不僅是因為通過在此采訪寫出并發表了近五六萬字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在這里學到了許多認識問題的方法和發現如何做好一件事的規律，甚至他們許多感人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也陶冶了記者的情操。（尚志新、張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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