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濕疫”“濕毒疫”“濕熱疫”“濁毒疫”……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中醫對于新冠肺炎的診療分析屢見報端，也因此引起不少百姓的困惑：為什么同一種疾病，中醫專家的說法不盡統一，即使同一位專家，其前后的說法也有不同。

針對民眾關心的話題，《中國中醫藥報》記者專訪了曾赴湖北武漢、吉林長春、河南安陽和鄭州一線抗疫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仝小林。

新發疫病給中醫認知帶來挑戰

新冠肺炎具有廣泛性、變異性、隱匿性、復雜性等特點，給中醫認識和治療新冠肺炎帶來了諸多挑戰。

記者：從中醫角度如何認識新冠肺炎？

仝小林：明代吳又可在《溫疫論》中指出：“夫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鼻宕�《時病論》也載：“時病者，乃感四時六氣為病之證也，非時疫之時也”。

可以看出，古人已經意識到，時病主要與“六淫”（風、寒、暑、濕、燥、火六種異常的氣候變化現象）有關，是一類“因四時不正之氣”引起的季節性疾病，如傷風、風寒、風熱、中暑、暑瀉、秋燥、冬溫等。而疫病與時病不同，疫病因感染“異氣”（也稱“戾氣”）所致，具有極強的傳染性�！饵S帝內經》中稱“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可見古人對于疫病的特點早有認識。

新冠肺炎具有很強的傳染性，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染病，因此當屬疫病。

古人把疫病與季節性關聯強的，叫做時疫。而新冠肺炎一年四季皆發，顯然與時疫不同。

“時疫”的季節性很強，與“六淫”有密切關系，而新冠肺炎卻是一年四季皆在流行。并且“六淫”也不是新冠肺炎發生的必要條件。如有些密接、次密接人群，由于沒有單獨的隔離房間，和無癥狀感染者處在同一房間而感染，這說明疫病的發生與“六淫”沒有直接關系。

因此，新冠肺炎是“疫”，但又區別于“時疫”，一年四季皆可發生。這樣我們就搞清了新冠肺炎的基本屬性。

記者：您先后到過湖北、吉林、河南等多地抗疫，在您看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與以往發生的傳染病相比有什么特點？對比以往發生的傳染病，能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新冠肺炎嗎？

仝小林：通過兩年多的抗疫實踐，目前看來，我認為新冠肺炎具有廣泛性、變異性、隱匿性、復雜性等特點，這些新出現的疫病特征在既往的大規模傳染病中是沒有的，也給我們中醫認識和治療新冠肺炎帶來了諸多挑戰。

首先是廣泛性。新冠肺炎在短短的3個月內就波及了全球百余個國家和地區，比歷史上任何一次大瘟疫都傳播得更快、更廣�？v觀全球及我國的疫病史，從來沒有哪一次瘟疫的傳播有如此的廣泛性。這就要求我們中醫在看待這次疫情時，必須是全球視野、全方位關照，要從中醫藥視角系統全面地分析世界各地新冠肺炎的特點，找出差異，總結世界各地中醫抗疫經驗。只有這樣，才能客觀、實事求是地從中醫角度為新冠肺炎定論。

二是隱匿性。新冠肺炎傳播有極強的隱匿性，無癥狀感染者占比較高，這給中醫提出了新的課題：沒有癥狀，這樣的感染者怎么防、怎么治？在大范圍集中暴發時，如何迅速判清疫病的發展主線，如何抓住核心病機，制定適合廣大人群的綜合防治方案？這些問題都需要進一步探索和研究。

三是變異性。從我在三省九市診治過的新冠肺炎患者來看，阿爾法、德爾塔、奧密克戎感染人群的臨床表現有同亦有異。與2020年武漢病人的寒濕俱顯相比，2021年吉林通化和長春的病人則寒多濕少，2022年河南的奧密克戎患者則化熱化燥較多、較快，胃腸道癥狀少。這些差異的出現，除了發病地域不同、發病人群不同外，病毒毒株的變異亦是重要因素。

四是復雜性。與主要發生在冬春的流行性出血熱（黑線姬鼠傳播）和主要發生在夏秋的乙型腦炎和瘧疾（蚊蟲傳播）相比（主要是因為病原體或傳播媒介的活躍程度受氣候影響較大），新冠肺炎的流行在地域上遍布全球、在季節上橫貫四季。與SARS（非典）、MERS（中東呼吸綜合征）發病急、熱度高、傳變快相比，新冠肺炎的起病相對較緩，無熱、低熱患者較多，高熱患者較少，傳變較慢，累及的臟器較多。另外，隨著時間的推移，新冠病毒的毒力漸低、傳染性漸強。

對于新冠肺炎的中醫認識，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每次經驗的總結，必然會不斷深化、更加全面。由于發病地域、發病季節，以及感染毒株的不同，患者表現出了不同的證候，進而產生不同的學術觀點，這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正常表現。待整個疫情結束之后才能進行全面系統的總結，目前還不是下最終結論的時候。

四個要素判定疫病病性

辨別疫病的寒溫屬性，對于疫病初始治法的確定尤為關鍵。

記者：新冠肺炎定性為“疫”，學界已達成共識，在武漢您提出將新冠肺炎命名為“寒濕疫”，為其進一步定性，當時，您是如何辨別新冠肺炎的寒溫屬性的？這個屬性在后來病毒變異的情況下有改變嗎？

仝小林：總結兩年多的抗疫實踐，我提出一個新的概念，也即“戾嗜”。既然“戾氣”（現代可稱之為病原微生物）是疫病的病因，其“非風、非寒、非暑、非濕”，那么“戾氣”就具有不同的最佳生存條件（溫度、濕度等）。我們把“戾氣”對環境的親嗜性稱為“戾嗜”。當外環境的溫度、濕度與“戾嗜”相吻合時，就會表現出高活性、高傳染性、高流行性。反之，“戾氣”將處于不活躍狀態。例如，乙腦病毒在蚊體內繁殖復制的適宜溫度在20℃以上，25℃左右的溫度最適合瘧原蟲在蚊體內繁殖，所以乙腦和瘧疾主要發于夏秋季，表現為溫疫或濕瘟。再如攜帶漢坦病毒的野鼠，其在寒冷的季節就會聚于室內，而將病毒傳染于人，故流行性出血熱常高發于冬春季，表現為寒疫。張仲景所記載的傷寒，從其發病的季節及傳變規律看，與流行性出血熱很相似。因此，“戾嗜”對于我們判斷疫病的寒溫屬性，或許是一個重要的維度。

因此，我們可以根據四個要素來判定疫病的病性，即臨床表現、“六氣”（風、寒、暑、濕、燥、火六種正常的氣候變化現象）或“六淫”（風、寒、暑、濕、燥、火六種異常的氣候變化現象）、內環境（稟賦、體質等）、戾嗜，我將其稱為“四維定性”�！办迨取笔遣≡�微生物所嗜好的氣候環境，其在疫病寒溫屬性的判定上起著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六氣”或“六淫”對疫病寒溫屬性的判斷是一個輔助條件；內環境決定疫病感染后的寒熱從化方向；而臨床表現則是諸因素綜合展現的結果，是辨證論治的抓手。四者合參，四維定性，對疫病寒溫主線的把握就會更加自信。也正是因為抓住了新冠肺炎的“寒濕”屬性和演變規律，我們才敢于在到達武漢后率先采用萬人一方的通治方——寒濕疫方（武漢抗疫1號方）來控制疫情傳播。

2020年1月武漢疫情暴發之時，正值冬季，南方以濕冷環境為主，而新冠病毒之“戾嗜”亦為低溫（9℃左右），故此期新冠患者的“寒濕”征象非常明顯。2021年1月、2022年1月我分別在吉林長春、通化和河南鄭州、安陽診治了感染“阿爾法”“德爾塔”和“奧密克戎”的患者，我認為雖然病毒毒株不同，患者證候表現亦有不同，但依然可以在發病初起看到“寒濕”這個基本特點。比如很多患者舌苔雖淡黃厚膩但舌體并不紅或暗紅，雖有發熱但熱度不高，這符合寒濕郁閉化熱、化燥的特點。另外，這個特點似乎并不是局限在特定地區和特定季節。因為我在不同季節診治過來自不同國家的新冠肺炎病人，比如丹麥、美國、加拿大、俄羅斯、泰國、伊朗等世界多地的患者，雖然他們來自不同國家，發病于不同的季節，感染不同的變異毒株，但我發現只要緊緊抓住“寒濕”這條主線，再針對化熱、化燥等變化，在寒濕疫方基礎上加以化裁，都取得了顯著療效；清肺排毒湯在治療不同國家、不同地域、不同季節、不同變異毒株引起的新冠肺炎時，也取得了顯著療效，這種療效就是對新冠肺炎“寒濕”屬性的有力證據。“寒濕疫”的傳變，由于體質和稟賦的不同，可以有寒化和熱化兩種傾向，從而導致臨床證候出現了差異。一項發表于國際知名期刊《環境科學學報》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參考，這項基于190個國家的探究氣象因素和COVID-19（新冠肺炎）發病率的觀察性研究顯示：COVID-19的發病率隨著溫度的升高而降低。這表明，COVID-19的傳播在夏季可能會放緩，但在冬季可能會增加，這與中醫的判斷是吻合的。

記者：辨別寒溫病性對于新發疫病有何意義？

仝小林：辨別疫病的寒溫屬性，對于疫病初始治法的確定尤為關鍵。疫病初治，雖均宜發表透邪，但寒疫宜辛溫，溫疫宜辛涼，治法迥異。傷寒有六經辨證，溫病有衛氣營血辨證；傷寒以傷陽為主線，溫病以傷陰為主線；傷寒“下不厭遲”，溫病“下不厭早”，這些基本的辨治規律都是前人留下的寶貴經驗。

曾有人提出“寒溫統一論”，試圖將傷寒與溫病放在一個整體的理論框架中，一元化、一體化考證，實現一體化治療。但寒溫真的能統一嗎？我個人認為，寒溫有能統一之處，有不能統一之處。能統一之處，是傷寒由太陽傳至陽明、溫病從衛分傳到氣分，傷寒陽明階段的許多方劑在溫病的氣分及營血分階段應用甚廣，如白虎湯類方、承氣湯類方等。誠如宋代陸九淵所說：“陽明為成溫之藪�！辈荒芙y一之處，是二者的初治手法，傷寒辛溫解表，溫病辛涼解表，治法迥別。古人的這些寶貴經驗，對疫病的治療，仍然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我們團隊曾經對疫情初期的隔離點病人，做過溫散法和涼散法的療效對比，結果證實了溫散優于涼散，研究結果發表在《藥理學研究》上。這也從科學角度證實了新冠肺炎當屬“寒濕疫”。

但是，由于疫情時間長，跨度大，地域廣，集中患病人群差異較大等各方面原因，使新冠肺炎初治手法變得模糊不清，寒溫互相矛盾，各執一詞。目前對于新冠肺炎的疾病過程認識還不統一，辨治方法也不統一，還缺乏更多治法之間的療效對比等，這些都需要我們在今后的研究中進一步總結、完善。

中醫對于新發疫病的認知是不斷深入的

中醫疫病學是一門專門而且復雜的學科，對于新發疫病的認知必然會有一個逐步深入并逐步完善、趨向統一的過程。

記者：中醫藥在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您認為中醫藥在治療新冠肺炎上還需要注意什么？

仝小林：對于新冠肺炎這一全年皆發的傳染病，由于發病的季節不同、區域不同、氣候不同等，患者的證候也會有所差異。因此，中醫治療就需要因時因地因人治宜，靈活處置。但我認為強調“三因治宜”還不夠，要“四因治宜”。新冠肺炎在短短兩年多的流行中，有兩次較大的變異，一次是“德爾塔”，一次是“奧密克戎”。尤其是發生在天津和河南安陽的“奧密克戎”表現出了與武漢“阿爾法”不同的臨床特征，即隱匿性強、毒力強、癥狀輕，消化道癥狀不明顯。而且感染人群以兒童及青少年為主，化熱、化燥迅速。這就提示我們除了“因時、因地、因人”之外，還要重視戾氣之變，即“因戾”治宜。

求機審因，知常達變，方為至治。中醫治病有四個層次：一曰對癥，二曰辨證，三曰求機，四曰審因。當新的疫病出現時，很難在短時間內找到對因的“特效藥”，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如此。因此，求機（核心病機）、辨證、對癥論治十分重要。事實證明，在新中國成立后，有中醫參戰的四次較大的疫情（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乙腦疫情，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性出血熱疫情，以及本世紀初的SARS和此次的新冠肺炎），中醫藥都發揮出了杰出的抗疫防疫作用。但我們還不能夠滿足于此，更不能止步不前。審因論治，找到“抗戾”的有效藥、精準打擊，這更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屠呦呦發現青蒿素治療瘧疾，精準打擊瘧原蟲治療瘧疾，就是廣大中醫藥人的榜樣。

現代醫學對于新發疾病的認知是在研究中不斷進步的。中醫學是在陰陽五行理論指導下，從動態整體角度研究人體生理病理與自然環境關系，尋求防治疾病最有效方法的學問。作為一種與時俱進的醫學，中醫學在繼承古人經驗基礎上，不斷創新。中醫疫病學是一門專門而且復雜的學科，對于新發疫病的認知必然會有一個逐步深入并逐步完善、趨向統一的過程。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中醫藥的療效實實在在、有依有據，已形成“中國方案”，被世界認可。我們既學好用好前人的寶貴經驗，也用科學數據說話。

這次疫情也告訴我們，中醫人有責任不斷總結、繼承、發展、創新中醫藥，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闡明中醫藥療效，用科學易懂的語言讓普通百姓進一步認識和了解中醫藥，讓中醫藥為維護人類健康發揮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