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藥學是中華文明的瑰寶。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醫藥為國際社會防控疫情提供了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中醫藥的特色和優勢得到充分彰顯。中醫藥在疫情防控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中西醫如何更好地結合？如何讓西方理解中醫？帶著這些問題，思客專訪中國科學院院士、中醫內科學家仝小林。

在疫情暴發初期，您提出踐行的“武昌模式”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仝小林：2020年，我在大年三十就去了武漢，待了64天。當時作為國家中藥管理局的醫療救治專家組的共同組長，我的主要任務一是要在一線了解疾病情況，實地看病人，二是負責衛健委方案中醫部分的制定，指導當地的醫生共同研討這個疾病的性質，共同治療。

開始的時候，我們以為武漢的情況大概和SARS一樣，病人主要都集中在醫院里。我大年初一就到武漢金銀潭醫院看了幾十個住院的病人，其中包括一些重癥患者。大年初二，我們去了另一家大醫院，希望把幾家大醫院的情況都摸一下。剛到這家醫院時，我們看到發熱門診病人特別多，有很多病人早上4點多鐘就來到醫院，但到中午了還看不上病。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治療不從社區開始做起，不從基層開始做，一旦大量病人發展為重癥，無論多少醫院、多少醫生、多少病床都不夠用。所以當時我有一個感覺：一定要把整個重心前移，治療的重心要下沉到社區。因此我們決定快速在社區展開防控，做好第一道防線，讓病人在第一時間吃上中藥，我相信這對于密接、次密接以及輕癥、普通型患者能起到很好的預防作用。按照這樣的想法，我們立刻到社區開始布置防控工作。

中西醫在哪些方面可以結合？如何結合？

仝小林：中西醫結合是我國非常有特色的醫學體系。我國具有悠久的中醫藥發展歷史，在老百姓的心中中醫藥有很高威望，因此在我國搞中西醫結合應該是得天獨厚。

中西醫結合，主要是把中西醫的治療方法有機整合在一起，西醫強調“病”，“病”有一個完整的發展過程，分成不同的階段。中醫強調的則是“證”，主要指病人當下的身體證候，但是對疾病完整發展的過程缺乏全程的把控。這主要是因為在古代，中醫沒有條件對一個疾病展開大規模的研究，缺乏這方面的積累，所以只能針對當下證候，從整體觀的角度，從病和人、人和自然的角度來考慮。然而這種思維缺乏一個時間軸，即這個疾病從發生、發展到結局，這樣一個時間軸。

因此中西醫結合，就要在疾病診斷的基礎上，按照中醫的思維和方法進行分類分期，再把某個“期”里面的某個“證”與西醫結合，這叫“病證結合”。

另一方面，西醫強調的是依據一些微觀的指標進行治療，中醫講究的是宏觀證候。實際上，中醫的宏觀證候和西醫的微觀指標，在治療上可以互補。因此未來中醫藥的發展，應該是把宏觀和微觀結合起來，利用好現代中藥藥理研究成果，把微觀指標和中醫的證候辨證體系結合起來，比如現在新藥研發技術中的“態靶結合之要”。古人在這方面做得比較欠缺，因此今天我們需要重新構建這種能治療微觀指標的現代本草，再把現代本草與我們傳統的本草對接起來，這樣才能有機地整合宏觀和微觀，統一治療。

而在現代醫學發展過程中，也逐漸呈現出這樣一種趨勢：西醫逐漸從微觀走向宏觀，中醫也從宏觀逐漸關注到微觀，中醫西醫實際上在互相伸手，都在試圖找一個結合點。假以時日，對病的微觀方面，以及“證”的宏觀方面，中西醫在我國醫療體系里能夠恰到好處地結合到一起，各自取長補短，這將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目前外界存在一些對于中醫標準化問題的質疑，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仝小林：標準化的前提是對一個疾病的共性和群體性做出總結。古代的中醫強調個體化，這主要是因為他們沒有條件做群體化研究。幾千年來，中醫都是以開設私人診所為主，前來看診的病人非常雜，內外婦兒什么病都看。在這樣的情況下，醫生很難針對一種疾病從頭到尾地觀察，特別是慢性病。

解放后，大型醫學院校的附屬醫院以及研究所的附屬醫院，都已經開始分科。我認為分科是做標準化的一個前提，對某種疾病，需要先有一個基于西醫診斷的病例群體，針對這樣一個病例群體，在規律性和共性研究的基礎上做標準化，用中醫的思維對這個疾病重新進行分類分期分癥，再進行個體化的辯證研究，這相當于是在原來傳統中醫的個體化之上，又向前跨進了一步或者叫螺旋式上升了一步，是群體化之上的個體化。

中醫藥研究該如何處理好“守正”和“創新”的關系？

仝小林：繼承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幾千年來中國醫學史有汗牛充棟的古文獻。對這些寶貴的遺產，如果不加整理的話，可能就會走很多的彎路，浪費很多時間。

我們現代人對中醫的思維和中醫傳統文化，需要好好學習，去理解中醫思維。對于中醫來說，僅靠現代科學技術去研究，是遠遠不夠的。

創新也同樣重要，每一個時代都存在一些與時而來的疾病，中醫也好，西醫也好，實際上都面臨著很多過去幾千年所沒有遇到的問題。比如說老年病，過去是人生七十古來稀，在現代，七八十歲的老人太多見了，但是古人就沒有機會接觸那么多的老年人，這就需要結合現在的情況進行研究。

而很多疾病隨著時代的發展，它的疾病譜也會發生變化，這都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所以中醫藥的發展，無論是中醫藥的創新還是中藥現代化，其實很重要一條就是用中醫的思維和技術手段去解決現代疾病中一些難題，一些目前還沒有攻克的難題。

我們正面臨一個新的時代，一方面國家和社會層面給予中醫藥發展非常大的支持。另一個方面隨著時代的發展，人民的需求、疾病譜的變化，也是催生中醫藥大發展的一個時代的動力和需求，從這個角度來看，創新也是必須的。

現在中醫藥走出去，存在哪些障礙？有哪些優勢？

仝小林：一是文化不同，西方接受中國的文化本身就有一定的難度。另外就是生活習慣不同，中醫藥想要走向世界的話，的確要從一些出口藥品的形式上做文章，達到一個現代人比較容易接受的程度。現在我們在這方面做得越來越好，比如配方顆粒，可以像咖啡一樣沖服，這比熬湯藥要省事很多。

另外對西方人來說，如何讓他們能理解中醫藥，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中醫藥的一些語言，有的時候中國人理解起來都有一定困難。在我看來，中醫藥走出去涉及很多方面，近幾十年來，很多的中醫人在國外行醫，他們是先讓外國人感覺到療效，看到療效之后再去解釋治療的道理，我覺得這樣的傳播方式非常好。

在中醫藥走出去的過程中，如何邁過“東西方文化差異”這道關？

仝小林：一是“走出去”，我認為可以培養英語好的中醫師，包括中醫的傳播者，他們具備語言優勢，能夠融入到西方的社會，跟西方人交朋友，用這樣方式來傳播中醫藥的思想。

還有一個方式就是“請進來”，現在有很多留學生，也包括很多華僑子弟，他們本身語言就很好，如果能到中國來學習中醫，再到海外去行醫，我覺得是很好的一種方式。

通過走出去、請進來，逐步磨合，假以時日，讓西方人理解中醫，我覺得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