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北京10月27日消息 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在全球技術日新月異、產業創新速度不斷加快的背景下，中國如何更好地適應這一趨勢，釋放產業源動力，以創新驅動產業升級，成為普遍關注的話題。

　　2016產業中國年會昨天在北京舉行，本次年會的主題是“產業源動力：全球協同與中國創新”。聚焦探索如何通過創新引領中國產業升級，為中國在經濟轉型階段提供思路與建議。經濟學家李稻葵與《硅谷百年史》一書作者阿倫·拉奧展開對話，揭開硅谷創新的秘密，探討“硅谷經驗”對于中國產業升級的意義。

　　阿倫·拉奧理解的創新，在某種程度上等于“冒險”。他認為，硅谷之所以能成為創新的活力源泉，并且能把一個個奇思妙想變成現實，是因為那里的年輕人都有“冒險意識”，投資家就瞄準了他們。

　　阿倫·拉奧：“風險投資家都是四五十歲，他們花很多時間跟小孩子們一起工作，因為這些年輕人愿意冒險，他們有冒險的資本，所以我覺得冒險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一個非常成熟的體系支持著這些愿意冒險的年輕人。”

　　李稻葵從美國東西部的比較中發現，西部硅谷的出現有它的必然性，因為那里的自由氛圍是創新意識的土壤。

　　李稻葵：“對自由的尊重、對自由的追求比東部要多，比如在硅谷能看到很多穿著拖鞋、穿著體恤到處跑的千萬富翁，跟別人談合資、融資。”

　　如此說來，要想感受硅谷的氛圍，中國企業就去那里設點布局可好？阿倫·拉奧說，這樣或許有幫助，中國企業在硅谷設點可以就近“拜師學藝”。

　　阿倫·拉奧：“我知道中國將會有制造業的發展和升級，（中國企業）可以和其他的研究機構、所有其他的創新企業建立聯系，了解他們在發展什么，這樣能夠給總部提供更好的建議，我想這是我們能夠在硅谷提供的。”

　　李稻葵特別支持這樣的做法。他說，創新企業要形成集群，就需要潮流的推動，而去硅谷設點，中國企業可以最先感受到潮流。

　　李稻葵：“我是特別長期提倡中國的公司要在硅谷設一個點，也許人不多，主要是兩個目的：一個是信息，就是知道在這個行當最前沿的潮流是什么？最前沿的產品是什么？最前沿的技術是什么？下一輪的革命在什么地方。信息不用說了。”

　　有人會說，不是每個企業都有實力去硅谷設立研究中心，那么從今天的全球情況來看，阿倫?拉奧認為，要想把創新落實，最關鍵的是要在全球范圍內爭奪人才。

　　阿倫·拉奧：“所以你要雇傭最頂尖的人才去參與你的產品設計和銷售，你需要應對的是全球的市場，你去吸引人才，這實際上真的是一場人才的爭奪戰。”

　　在中國，目前最具創新產業規模的城市，李稻葵認為是深圳，因為深圳已經有了產業集群，而這是讓“創新”能成氣候的關鍵。

　　李稻葵：“深圳的優勢，是有一個比較好的產業集群，不光是純的電子科技，它有配套的、加工的產業集群，所以很快能夠把一個產品做出來，從模板、模具到外形的設計，到各種各樣配套的零部件很快能做出來。”

　　結合中國國情來看，如何真正釋放創新潛力？李稻葵認為，配套制度改革亟需跟上，首要的就是金融生態變化。他說，美國有一個金融生態，一整套系統，從最開始的天使投資者到最后上市的環節，覆蓋創新企業誕生的整個過程，中國現在缺的是后期環節，而這正需要金融改革來實現。

　　關于這個話題，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做出評論：

　　周天勇：現在從我們國家的經濟增長來看，遇到人口老齡化、人口增長率放慢的問題，導致主要經濟體國家都受到影響。現在看來，撐起中高速增長的幾個關鍵部分就是大力度的改革、大力度的創新和大力度的開放。

　　在支撐國民經濟未來的發展速度方面，創新已經成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我個人覺得，硅谷為什么成長起來，有這么幾個因素：首先就是有一個自由討論技術的環境，比如在它的一些咖啡廳里進行交流的，有技術發明人、有風險投資+，有律師、有會計等等，很多新的技術如何產生出來、如何產業化、如何有一種新的商業模式，都是在這種自由討論的氛圍下產生出來的。第二就是硅谷這個地方有很多高校，特別有像斯坦福、伯克利這類的大學，這些大學有自己研發的一些技術，還有很多創新型的人才。第三，從天使投資到風險投資，到股權融資，到并購，到科技信貸，一直到上市、退出，它有一個整體的創新的融資體系鏈。第四，有律師、會計事務所等等為高科技創新服務的體系。

　　其實美國在80年的時候還有一個重要的步驟，就是它在和蘇聯進行競賽的時候，它覺得蘇聯的發展很快，所以當時就出臺了一部重要的法律叫《拜杜法案》。這個《拜杜法案》是解決兩個問題，一個就是對于大學里的這些靠學校投入的發明，發明人必須有一定比例的產權，這是他們的一項重大的制度規定。另一項就是所有大專院校、科研院所的研究項目、專利都要向全社會開放。這個《拜杜法案》第一使科研人員、主要發明人有了積極性，他可以拿著這個股權進行轉讓，可以入股，可以跟人家合作來變成產業化。第二個是促使所有大學、實驗室里的明發和初試成功的技術都要向社會開放，這就使技術發明與產業需要、社會需要的信息更加對稱。因此這個法案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有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的各種法律條款。

　　現在來看，根據我們國家有關的機構研究，在世界前沿性的技術領域中，我們大概占到18%到19%左右，和發達國家在前沿領域中平行的大概有30%多一點，有大約50@是落后于人家在前沿領域的水平，這是我們現在的格局。另外一個研究，就是現在全球的創新型國家分四個陣營，我們國家現在處在第二陣營的第一位，所以這也標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科技創新進步是很快的。還有就是在洛桑經濟學院公布的全球性的世界排名中，我們在創新競爭能力方面大概排在20多位。因此，我們要有一種創新的自信，相信我們這個民族的創新能力，而且我們把技術形成產業化的能力非常強，我們現在科研投入的比例與過去相比大幅增加，我們現在研發的裝備、人才、實驗平臺等條件也已經今非昔比。所以我覺得未來10年，我們會處于一個技術創新、技術產業化的爆發期。當然，我們現在是創新支撐，如果未來要把經濟速度拉上來，需要有一批顛覆性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