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東省五蓮縣縣委常委、辦公室主任馬學生的女兒今年被日本早稻田大學錄取為研究生，想起３０年前他自己的曲折求學路，這位基層干部撫今追昔，感慨良多，近日與記者交談時回憶起了自己當年的求學歷程。
以下是其自述：
改革開放３０年，也是我一個山區孩子高中畢業３０年。回想起我的求學歷程，卻是那樣不堪回首，又感恩不盡。
這要從我的爺爺說起。１９４７年，因土地復查運動擴大化蒙冤險被害命的爺爺，在被好心鄉親的幫助下，星夜逃出“土牢房”，投奔到華東野戰軍二十八團三營八連。被戰友們稱為“馬大爺”年已半百的爺爺，在戰斗中榮立三等功，加入共產黨；５０歲生日時，全連為他祝壽；他的事跡在當時的《向前》報上進行了宣傳。２０年后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爺爺又被村里的造反派污蔑為“假黨員”，打成“反革命”，遭受慘無人道的迫害折磨，我們家又一次陷于災難之中。１９７１年初，小學三年級的我，被駐校的“貧管會”撤銷學習委員，禁當“紅小兵”，還被逼到講臺上批判爺爺。屈辱無耐下，父母懇求回家探親的伯父將我帶到吉林省撫松縣的深山老林，當起了“小盲流”。伯父家九個孩子１１口人，生活相當艱難，加上母親想我想得精神幾近崩潰，既想爹想娘，又怕回家上學受辱的我，年底不得不回到老家。
１９７４年秋，每次考試都是“雙百分”又深得老師喜歡的我，卻沒有接到初中入學的通知。爺爺捶胸頓足，自責自罵；母親哭天喊地，以淚洗面；父親強忍憤懣，上門哀求，得到“好孩子誰不讓上學了”的話后，信以以為真。我來到學校坐到教室最后排一個空位上，認識我的張老師略帶吃驚地望了我一眼。點名時，沒有我，發課本時，沒有我。帶有紙墨香的課本“啪啪”落桌的聲音，敲打著我已懸起的心。老師來到我身旁，輕輕地拍拍我的肩膀，無言地領我走出教室，同情而低沉地告訴我“學校沒有接到你的名字……”差點暈倒的我不知怎么回的家，也記不清回家后爺爺、父母是什么樣子。天無絕人之路。舅舅的一位領導調到我們公社任黨委副書記，并在我們村駐點。一個半月后，我終于坐到了教室中那個坐了不到１０分鐘的位子，但父親卻因為去找舅舅，險些被山洪擊倒送命。我在沒有自己的課本的情況下總算讀完了初中。
１９７６年秋，我再次被剝奪升學的權利，那位黨委副書記調走了。奶奶去世，伯父回家奔喪。我高燒４１攝氏度，歇斯底里地喊奶奶，４個人按不住。父母喊來幾位壯勞力，點起谷草烘烤我的脊梁后我才鎮靜下來。這次爺爺提出讓伯父再帶我去東北上學，并不顧７８歲高齡決意陪我一起去。教我的許老師和孫老師深夜破窗進入校長辦公室，在一張普通信箋上給我開具了“轉學證”，反復叮囑不能讓任何人知道。就這樣，帶著不解，帶著無奈，帶著不愿，帶著高燒，帶著母親黑夜里的哭泣，帶著老師冒險給我的“護學符”，我再次做起了“盲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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