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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資興市是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縣市。新民農村集體股份合作社成立于2015年2月，將資興市唐洞街道新民社區的農村集體資產全部實行股權量化到人，以戶為單位登記并設立股權賬戶，發放股權證，2016年1月底實現第一次分紅。圖為9月28日，村民正在查看、核對股權分紅相關信息。朱孝榮鄧劍峰李鐵南攝

　　本報記者張振中

　　“沒想到，當了大半輩子農民，我的身份三年里變了兩回，從農民變成居民，又從居民變成‘股民’。”面對記者，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區永安街道三閭港社區的張春珍欣喜地說。

　　張春珍所說的“股民”，指的是以集體經濟成員身份入股，成為三閭港股份經濟合作社的股東。三閭港社區主任劉真兵給她算了一筆賬，到明年她家可以分得7000元分紅。

　　村民變股民，資產變財產，這樣的變化，緣于三閭港作為湖南省首批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村的大膽改革。

　　從三閭港一個村（社）的試點，到2015年8月36個街道村（社）股改工作全部完成，再到今年9月全面推動鄉鎮25個村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常德市武陵區在湖南省率先推進全域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全域推進改革，到底如何改、怎么做？記者專門趕赴武陵區探訪。

　　改革的痛點在哪里

　　——打破集體經濟的“玻璃魚缸”：曾經看得見卻摸不著

　　“我今年54歲了，以前在村里，只知道自己家里有多少財產，搞不懂村里有多少東西。現在村改社區了，我成了居民，只曉得社區有1棟6層的綜合大樓，但這棟大樓和我們有么子關系呀？”張春珍的發問道出許多人的困惑：以前，農村集體資產就像那棟大樓一樣，在與不在，似乎和村（居）民沒有“半毛錢”關系。

　　“以往農村集體資產就像是玻璃魚缸，看得見，但摸不著。”常德市農經局局長、高級經濟師張業湘認為，農民作為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對集體財產按理說人人有份，但實質上人人無份。

　　這樣的現象，即使在湖南省常德市這樣的中部發展中地區也普遍存在。伴隨城鄉一體化的推行，許多村改社區，一方面，集體資產相對豐富起來；另一方面，資產歸屬、保護、利用成為“老大難”問題，在絕大多數地方集體經濟組織與村社自治組織合二為一，村干部把集體資產看作“唐僧肉”，集體經濟常常成為“干部經濟”。

　　因此，歸屬不清、權責不明、保護不力、利用不暢成為農村集體產權改革的難點。而在張業湘看來，歸屬不清是最大的“痛點”。他分析，常德是移民大市，移民人口有40多萬人，因此，集體經濟成員身份的界定極其復雜。而在武陵區，有些村莊外來人口大量增加，原來一體化的村莊社區與集體經濟組織日趨分離，新村民是不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獨生子女是否會吃虧？這樣身份復雜的情況在該區表現為三四十種現象。

　　顯然，單就界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就極其艱難，如果全區全域全面推進，就會難上加難。那么，到底改還是不改？整體改革還是局部探索？

　　“沒有難度不叫改革，改革不能畏首畏尾、瞻前顧后，就得迎難而上、敢闖敢試。”經過仔細摸底調查、征求各方意見，特別是發現深受農民歡迎之后，武陵區區委書記莫漢桃堅定地選擇了前者。在莫漢桃看來，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按照中央要求，建立“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解決集體經濟產權主體模糊、決策獨斷、監督不善、分配隨意等問題，真正做到“資產變股權、農民當股東”，農民開始分享現代化的成果。

　　改革的亮點在哪里

　　——革除集體資產“分果果”弊端：分配的不是資產而是收益

　　“發個股權給我們，不如把資產賣了發錢更實在。”改革之初，三閭港社區居民陳德利的想法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意見。

　　“農村集體資產產權制度改革不是‘分果果’，不能把資產一分了之，不能把集體資產改虛了、改垮了。”張業湘在督導武陵區改革時不厭其煩地說明。在這樣的指導設計下，武陵區農經局局長夏軍認為：股改后，分配的不是資產，而是資產帶來的收益。

　　因此，有無資產特別是資產帶來的收益多少成為劃分村（社）區股改類型的基本依據。武陵區決定：對集體經營性資產數額較大、收入來源穩定、潛力較大的城中村、近郊村及經濟強村，納入規范型股改范圍，量化集體資產，固化成員，明確股權股值；對集體經營性資產數額較少、無穩定收入來源，或集體經濟收入難以維持日常管理費用、公共事業保障、公共設施維護的村（社），納入基本型股改范圍，先界定固化成員，暫不量化資產，實行確權確股不確值。

　　股改需要確權確股，但確權確股的前提是“確人”。武陵區農經局局長夏軍介紹：武陵區一般是以戶籍關系為基礎，以村（社）為單位，一般采取綜合因素設置“人口股”，對于非本地戶籍但對本村（社）有貢獻或者長期定居生活的新居民，可以考慮增設“農齡股”。股權原則上實行靜態管理、股權份額一次性核定、固化到戶，股跟戶（人）走，實行生不增、死不減、可繼承。

　　張春珍是這一辦法的受益者之一。她一家有5口人，除了丈夫不是本地戶口，因而沒有享受股份，她自己1股，上門女婿1股，她的女兒和外孫女因都是獨生子女，各得2股，這樣她一家得到6股。像張春珍一樣，隨著2015年1月8日三閭港股份經濟合作社的成立，1772名社區居民成為股東，分享2203股股份收益。

　　改革的難點在哪里

　　——堅持集體資產用活做強的理念：做加法而不是做減法

　　“今年市場有200多萬元的收益，不如全分紅了，還留什么公益金。”金橋股份經濟合作社的一些股東提議。

　　“這樣的提議，相當于想把集體資產當成私有財產瓜分了。”武陵區副區長金星武認為，股改后，集體資產不論是否折股量化到戶（人），所有權仍屬集體所有，因此，要堅持做加法而不是做減法，將集體資產用活做強。

　　然而，在股權的設置、享有、利用、盤活等諸多操作環節，集體資產、股份經濟仍然遭遇不少“做加法”的難題。

　　如在股權的設置環節，在“個人股”之外，許多地方設置“集體股”是為保障公共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的建設經費，但武陵區堅持不設“集體股”。對此，該區農經局集體資產管理股負責人譚志勇解釋：設置集體股容易造成產權的二次模糊，因為“集體股”是不參與分紅的，時間一長又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又要進行二次分配。因此，武陵區規定，在分紅之前可以先提取允許超過50%凈收益的公益金，以此來保證公共開支。

　　但也有村民認為，不能把本應由政府負擔的農村公共服務經費全部壓在集體經濟組織身上，不能以此為名目無節制提取公益金；而且提取的公益金越多，越難以監管，因為除了對村（社）干部“伸手”的擔憂外，更在于賬戶本身難以監管。

　　譚志勇認為，股改后，由于股份經濟合作社目前還不能給予統一的社會信用代碼，因此，不能工商注冊，不能在銀行單獨開戶，股份經濟合作社的賬戶只能與現在村（社）的賬共為一個戶頭，所以賬目很難分開，監管的確存在難度。

　　“一方面，村居民個體分紅較少；另一方面，即使分紅較多，也要繳納分紅部分的個人所得稅。”因而，不少村（社）干部擔憂：由于目前針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稅費優惠政策極少，改革后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將承受過重的稅費壓力，致使集體經濟積累能力有限，影響其擴大再生產，即使做大做強集體資產，只怕最終也難以為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