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萍從事農業科研、管理、教學工作幾十年，在熟悉的農業領域深耕細作，對“三農”有著特殊而深厚的感情。

程萍是我國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1998年獲得博士學位后，作為留學回國人員，她被引進到廣東珠海農業科學研究中心工作；2008年，經過廣東省委公推公選，她到廣東省農業廳工作；2018年，在廣東省農業廳工作10年以后，程萍又到仲愷農業工程學院擔任校長。

“我親眼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歷程，感受很深。幾十年來，中國的農業農村發生了深刻變化。”在珠海市農業科學研究中心，程萍帶領團隊從觀光農業、示范農業一步步做起來，實驗室從無到有。珠海市農業科學研究中心為迎接澳門回歸祖國，開展荷花反季節栽培技術研究并獲得成功。1999年12月20日，珠海市農業科學研究中心把500盆荷花送到澳門回歸的盛典上，成為布展花卉的首選主角，受到中央和澳門特區政府的表彰。

在程萍的帶領下，農科中心打造成為國家4A級旅游景區，成為國內最早集科研、示范、推廣、觀光、休閑為一體的綜合科技示范基地，中心每年接待很多國內外政要訪問。科研創新讓一個地級市的農科中心成為全國農業科技的一面旗幟。

程萍感慨道，只有不懈奮斗，才能創造把握這個時代的每一個機遇。2001年，程萍獲得“廣東省十大杰出留學回國創業之星”稱號；2003年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獲得“全國留學回國創業之星”稱號；2004年當選珠海市政協副主席、農科中心主任。

傾心關注種業發展

種子是農業的芯片，也是核心競爭力。身為農業專家，種業發展是程萍持續多年關注的課題。“中國有14億人口，多年來，從國家層面到基層抓糧食安全，水稻、小麥，還有油菜這些大宗農產品種子牢牢掌握在國人的手上。畜牧養殖方面，廣東黃雞是中國自己的品種，但白羽雞是從國外引種，規模化養殖基本還是依賴外來物種。”程萍說，“在農業戰線工作這么長時間，無論是在基層還是到廣東省農業廳以后，看到好多水果、蔬菜種子，尤其是畜牧養殖，很多都是國外的品種，這種感受更為強烈。”

程萍從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的2007年開始就一直呼吁，國家一定要重視種業的問題，此后她每年都會提交關于種業的提案，這些提案得到當時相關部委高度重視。

在密集走訪調研后，針對制約我國種業發展的問題，程萍提出打造中國種業硅谷、建立種業的產業化基地、提高種業的科技創新水平、完善種子的法律法規體系建設等建議。她連續多年提交提案，呼吁把分子育種上升為國家戰略，加快種業科技創新能力建設，從而更自如地應對外國種業的沖擊，保障我國糧食安全。

“2008年，我在廣東省農業廳分管農業科技，當時與剛在廣東組建的華大基因的科學家們一起探討，和省里的科學家們反復討論，認為種業應該作為國家的命脈、國家現代農業的重中之重，我們當時提出把廣東打造為全國種業硅谷的構想。”程萍說，“世界前十的種業公司，像美國的孟山都、杜邦、先鋒，還有歐洲的種業公司，他們一個種業公司的體量甚至相當于我國種業公司的總和。我們當時種業的體量非常小，大集團公司、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種業公司少之又少。”

“過去，國內的育種大部分是以傳統育種方式為主，不確定性非常多，科學家通過大量的無定向的篩選來獲得后代，然后再進行篩選。往往十幾年也不一定能夠選育到一個好品種，需要付出巨大的工作量，更要具備豐富的經驗。而美國的孟山都、杜邦等公司完全是現代化流水線作業，與工廠制作芯片一樣。所以，我在2009年提了一個提案，希望打造中國種業的硅谷，打造我們自己的種業‘航空母艦’。”程萍說。

程萍認為，廣東具備打造中國種業硅谷的優勢和條件。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特別是深圳，當時吸引了華大基因、創世紀、清華研究院、袁隆平院士以及大批世界前沿的生命科學、種業相關的科研機構等落戶。

“廣州有很多從事種業相關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再加上廣東的氣候比較溫和，蔬菜水果品類繁多，物種資源非常豐富，一年四季都可以生產，對種業來說是一個特別好的區域。廣東不僅具備非常好的自然條件，同時是既有高新科技，又有經濟實力、推動成果轉化的沃土。所以我們當時向國家提出，希望把廣東打造成為中國的種業硅谷。那時我在廣東省農業廳做副廳長，分管農業科技，帶領同事把這一內容寫進了2012年的廣東省一號文件里。”程萍說。

破解“卡脖子”難題

為助力國家解決種業“卡脖子”問題，2012年以后，程萍帶領科研人員著手謀劃廣東種業創新中心。他們做了很多深入調研，開了多次會議，也走訪了很多科研機構。2016年，原農業部準備啟動國家現代農業科技創新中心，程萍和同事聽到這個消息以后，打算以種業為核心建設這個科創中心，并將其命名為“廣東種業科技創新中心”。

當時程萍所在的政協調研組發現，廣東省種業研發創新體系和種質資源的收集保存及開發利用亟須加強，主要表現為研發資源高度分散且割裂，資源共享機制不健全，且研究同質化、低水平重復嚴重，育種手段仍以傳統育種為主，產學研融合不夠深入，成果轉化率低。此外，資源鑒評和基因挖掘不夠，種質資源數字化程度低，資源優勢尚未轉化為育種優勢。

程萍為此建議，推動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業和個人等要素資源集聚、開放，共同組建種業新型研發機構。同時，建立農業種質資源數字化平臺、分子育種平臺、分子鑒定平臺。在多方呼吁下，該建議得到廣東省政府的高度重視。

“那時的構想是打造一個公共的研發平臺，真正形成一個‘航空母艦’，把科研院所、大學、企業的種業資源匯集在一起。”程萍回憶說，因為種業資源分散，各自為政，每一個育種學家可能手上都有幾百個或者幾千個種質資源，分散在不同的單位、不同的機構，有不同的團隊，甚至把種子當作個人的私有財產，要整合起來非常難。

“當時我們針對種業科技創新中心，大概開了幾十場專家會議，深入廣東省農科院、華南農大、溫氏、海大等機構，最后形成一個共識，就是做成一個四不像的、不是事業單位、沒有固定人員編制、沒有固定經費的非盈利科研機構。”程萍說，“這個非盈利科研機構基礎設施、前期的投入由政府投資，組成科技聯盟，由華南農業大學、廣東省農科院、仲愷農業工程學院、華大基因、溫氏、海大等廣東重量級的種業創新科研機構、大學、龍頭企業一起成立董事會，同時成立研究院。研究院把所有的種業過程流程化，真正讓科學家拿來就可以用。前期把基礎工作都做好，去除不良基因，就可以進行精準育種。”

程萍向記者深入解讀平臺的創新機制時說：“這些前期的基因研究工作需要國家支持，就像現在的工業芯片研發一樣，一個機構很難完成。國外的汽車芯片等大型芯片企業自己很難做出來，一家大學也很難獨立完成，需要一個公共的研發平臺。所以我們就想打造這樣一個平臺，把每一個資源的來源標清楚，到后期要進行商業化開發時，可以追溯來源，知道它是由誰提供，然后在利益分配上，確定不同的資源、不同的科學家在資源里面的貢獻率，確保在最后的商業轉化中可以得到應有的回報。這樣可以極大調動廣大科技人員的積極性，讓他們不至于把品種提供出來卻什么都沒得到，打消科學家的顧慮。這是一個特別好的構想，我們把方案提交給原農業部并于2018年6月收到了批復。”

2018年8月，程萍到仲愷農業工程學院任校長。提及當年的構想，如今的程萍仍然充滿激情。她說，要解決種業‘卡脖子’問題，一定要舉國家之力。充分利用廣東改革開放前沿優勢，打造中國的種業硅谷，這個硅谷也可以在北方建一個，廣東主要面向華南地區的農產品、農作物。程萍希望在國家大力支持下，真正可以形成能夠與國外大公司抗衡的種業創新基地。“通過這個研發平臺，把種質資源搞清楚，特別是表型與基因型的匹配、功能基因挖掘、品種的基因鑒定等，1年就可以選育很多品種，而不是10年才選1個品種。美國的公司1年選育很多品種，而且是精準育種。我們原來的傳統育種要花很多力氣、很長時間，而且很多還比較盲目，希望國家繼續支持建設種業研發平臺。”程萍坦言。

“雖然是公益性的研發平臺，但是體制機制可以靈活，可以采取聘用制，從各個科研機構抽調專業人才，吸引全球的科學家。”程萍說，“在廣東打造種業‘航空母艦’的夢想我一直沒有放棄，希望為中國的種業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希望繼續與華中農業大學華大基因、廣東省農科院、華大農業聯手，先在黃埔做一個標桿，在這里打造種業研發平臺。”

程萍期待在仲愷農業工程學院能夠把在廣東省農業農村廳沒有完成的事業繼續完成，她說：“對于種業‘卡脖子’問題，我一直都沒有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