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促進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增收；接續推進脫貧地區發展，抓好農業生產，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如何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也成為兩會代表委員和全國人民關注的熱點話題。

　　依托“中國之制”，鞏固脫貧成果、講好脫貧故事

　　脫貧攻堅全面勝利源于“中國之制”，即貧困問題的系統解決與綜合治理，短期紓困與長效賦能、政策兜底與內生脫貧的統一，普惠支持與精準施治的均衡。這背后的邏輯，是政府發揮戰略先導作用與市場對發展脫貧起決定作用的耦合，是中央統領、對口支援與地方能動的聯動集成，是從扶貧到脫貧的內生化施策賦能。

　　在新發展階段，應基于貧困性質新變化，繼續發揮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與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推動貧困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同時，貧困治理的戰略重心應從物質基建、要素輸入驅動的超常規脫貧，轉向科技基建、制度供給主導的鄉村振興與相對貧困治理。

　　一要堅持精準扶貧“制度剛性”，開展鞏固脫貧成果后評估，形成中央督查與群眾監督治理合力，補齊脫貧質量短板，提升邊緣貧困村戶發展能力。

　　二要強化綜合減貧“制度韌性”，完善返貧風險監測預警與長效防治機制，精準追蹤、有效管控因疫因災返貧、因產業失敗而返貧等風險，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

　　三要激發中國特色的貧困治理制度活力，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轉型升級，構建2020之后相對貧困治理體制機制。

　　最后，要講好中國脫貧故事，展現中國之制影響力，提升中國在全球減貧中的領導力與話語權。

　　做好“制度轉型”，推進脫貧成果拓展與鄉村振興有序銜接

　　政府層面，以黨建引領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是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打贏脫貧攻堅戰、推動鄉村振興的政治保障。特別是在經濟、民族、宗教因素交織的“三區三州”鄉村，應借助脫貧奔康與鄉村振興的歷史契機，使黨建與法治建設結合，促進社會主義價值觀內生化。而在黨建與三農發展疏離的發展落后鄉村，將黨建考核與三農發展成效全面掛鉤，則能發揮黨組織在脫貧鞏固與鄉村振興中的領導核心與戰斗堡壘作用。此外，還應該將鄉村振興幫扶分包的基準單位由村調整為鄉鎮，實行“小核心+大網絡”組團式幫扶，平衡幫扶資源配置。

　　產業層面，要突出城鄉融合形成的市場規模優勢，精準補齊鄉村產業鏈短板，激發企業家精神，培育農企共享、城鄉鏈接的鄉村產業體系。經營規模化與企業家涌現是鄉村產業成長的主導力量，可通過外引內育，培植產業鏈龍頭企業，打破“經營規模小——資源聚合弱——產業貧瘠”的惡性循環，從而推動“精準扶貧”向“精準育業”轉變。對于打通城鄉產業鏈與供應鏈，可通過精準招商，推動城鎮工商資本下鄉、本籍企業家及專業人才回鄉投資創業，建成有規模優勢的集體企業以帶動產業鏈成長，進而培育本土經營者與技術骨干，實現集體企業經營接續和市場化轉型。最后，優化農戶與企業契約，完善風險分擔機制，堅守農戶權益不受損的底線。

　　農戶層面，要強化小額信貸直達農戶“貨幣資本池”的精準性和有效性，用金融工具鞏固產業扶貧成果，推動鄉村產業振興。筆者近期在一些脫貧鄉村開展村戶調研時發現，農戶得到的小額信貸資金中，約有30%的貸款存在非生產性占用情況。針對這一問題，下一步應重點優化信貸申請和發放標準，構建全流程管理體系，讓信貸資金精準直達有經營意愿和技術能力的脫貧農戶。調研還發現，有13%的農戶“未聽說或不了解扶貧小額信貸”，54%的農戶反映“不需要小額信貸”。對此，除應改進小額信貸宣傳外，更應優化產業配套和營商環境，激勵有經營潛力的農戶投身產業經營，用準用活小額信貸，助力農戶融入鄉村產業振。

　　（作者賀立龍 四川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