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到來，全國將有340個左右貧困縣摘帽。自此，除了部分深度貧困地區，我國大多數貧困縣將進入“后摘帽時代”。多個貧困地區的扶貧干部反映，中央明確摘帽不摘責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幫扶、摘帽不摘監管，給各地鞏固脫貧成效以極大信心。從更長遠來看，產業如何發展、隊伍如何建設、政策如何調整，這三大攻堅點將成為各摘帽地區面臨的緊迫問題。

　　產業如何延續發展？

　　冬日氣溫居高不下，看著倉庫里囤積的柑橘，中部某貧困村駐村扶貧隊長眉頭緊鎖。5年前，當地集中力量發展扶貧產業，選擇種植柑橘。

　　前兩年產量不大，幫扶單位出面解決銷售問題，在內部鼓勵全體職工“消化”。不過，隨著柑橘豐產期到來，幫扶單位內部已經不能完全消化。不少柑橘沒賣出去，成為駐村扶貧干部和種植戶心中的結。眼看年關將近，扶貧隊長心急如焚。

　　扶貧隊長對半月談記者說，他們最擔心的是，如果哪天駐村扶貧隊撤走了，到時候“賣難”問題恐怕會更突出。

　　在此前多次調查中，半月談記者了解到，受技術缺乏、管理不善、市場開發難等因素影響，部分地區的扶貧產業發展不太理想，沒有達到預期增收效果，一些過去的“明星項目”甚至“關門大吉”。

　　南方某縣一貧困村在駐村扶貧工作隊幫助下，前些年發展了蔬菜產業，還與當地一家大型零售企業簽了長期供銷協議，基本解決了銷售問題。這個項目當時屢屢登上媒體版面，成為扶貧“明星”。但是，由于經營管理不善、利潤偏低，這300多畝蔬菜基地只生產兩年多就停產了。村支書坦言：“主要還是缺乏人才，留守村民年紀偏大，對管理和市場都不太懂�！�

　　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認為，一些外部項目、資金等資源進入貧困村，未能實現與鄉村有機體融合，讓扶貧項目成為“項目孤島”，使得扶貧效果打折扣或扶貧資金打水漂。

　　多名基層干部表示，扶貧產業如果打好了特色牌、培養了本地能人、發動了群眾充分參與、引入了規模企業帶動等，發展勢頭都還不錯，但如果是幫扶單位大包大攬、缺乏本地能人出資入股、貧困群眾被動參與的產業，運轉可能就比較艱難，在“后摘帽時代”也將成為地方的難題。

　　人才隊伍如何建設？

　　一名鎮黨委書記告訴半月談記者，隨著農歷新年臨近，青壯年最近都在陸續返鄉，他特意增加了進村頻率，挨家挨戶走訪�！爸灰�看到綜合素質還不錯的青壯年，我就趕緊留電話、加微信，爭取把人留在村里，組織培養�！�

　　他“深謀遠慮”的背后，藏著各貧困地區“后摘帽時代”面臨的另一個難題：貧困戶普遍存在文化程度較低、不善于經營、收入來源單一。

　　目前，在后盾單位、駐村工作隊的指導幫助下，部分貧困村還能組織起來發展產業，也能配合村級管理的各項事務。等到扶貧結束，如何根據市場形勢的變化來進行產業調整，如何根據消費者的需求來進行產品升級，如何對產業發展、鄉村治理的未來做一個科學規劃，完全依靠這些剛脫貧的貧困群眾是很難做到的，必須有一支優秀可靠的村干部隊伍來帶動。

　　半月談記者近期到一個貧困村采訪，這個村在一家國企的幫扶下，大棚蔬菜產業發展勢頭不錯，每年都能給每戶貧困戶數千元的分紅，是當地扶貧的“明星村”。駐村扶貧隊隊長在村里干了3年，帶著扶貧隊員一手把蔬菜產業做大。不過，在他看來，目前村里的產業發展勢頭能否維持，還有很大變數。他非常擔憂：“村子位置太偏，年輕一點的都出去了，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50多歲的人都是‘小伙子’，我們工作隊走了，誰來接這個擔子？誰能保證這個產業能繼續發展下去？”

　　鄉村人才的缺乏，不僅限于村干部，還包括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專業人才。在不少貧困地區，年紀偏大和能力偏弱的村醫、流動性大的鄉村教師隊伍，都會直接影響到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成效。

　　廣西行政學院教授凌經球認為，目前一些地區扶貧成績斐然，跟駐村干部有著重要的關系，但是一些基層組織建設尚嫌不夠，對脫貧成效的鞏固是極大的挑戰，需要高度重視脫貧村的組織建設。

　　“懸崖效應”如何化解？

　　中部某貧困村是一個水庫移民大村。近年來，大部分村民搬遷到縣城，不在水庫移民之列的貧困戶也基本通過易地搬遷搬到集鎮。但是，滯留在大山里的幾十戶非貧戶由于公益林禁止開發、水源保護禁止養殖、水田旱地匱乏等因素，如今面臨著靠山不能吃山、靠水不能吃水的窘境，成為最沒有發展信心的新“貧困戶”，普遍心態失衡。

　　這些村民心有怨氣：“比我懶的貧困戶現在個個比我過得好。勤勞有錯！真的心寒�！薄柏毨�戶1萬元就能得一套城里值好幾十萬的150平方米房子，等于白送，我一輩子也買不起�！薄澳懿荒芙o我評個貧困戶？我也可以好吃懶做的”……

　　這不是個例，在不少貧困村特別是深度貧困村，貧困戶與非貧困戶收入差距、家庭光景差距并不大，部分非貧群眾往往平時比較勤勞，靠自己的雙手較早脫離貧困。近年來，扶貧政策“懸崖效應”凸顯，看著不靠自己勤勞脫貧甚至好吃懶做的村民，一眨眼超過自己，不費力氣就能獲得自己奮斗一輩子買不起的房子，非貧困戶心態失衡成為必然。

　　某貧困縣縣長說，全縣有220多個村，其中貧困村約70個，過去這些年，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這70個貧困村，確實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對于這個地處偏遠山區的貧困縣而言，多數村之間的差距并不是很大，過去的非貧困村如今在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村容村貌改善等方面，反倒成為“后進”。

　　因此，接下來兩年，必須把處于“貧困與非貧困邊界地帶”的村作為重點，改善其建設和發展，修復這種不平衡。這位縣長告訴半月談記者：“目前這些處于邊界地帶的村，沒有專項扶持資金，即使向上級去爭取，估計支持力度相對也不大，地方財力有限，無法靠自身解決問題，很讓人頭疼�！�

　　凌經球建議，著力化解“懸崖效應”，幫助“邊緣村”“邊緣人口”改變貧困現狀，彌補這種不均衡，要求各貧困地區政府在加大幫扶、引入市場力量促進區域均衡發展上有更多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