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浙江省杭州市，游客在杭州西湖岸邊進行放生。在今年“五一”小長假期間，有游客趁杭州西湖管理部門管理空隙，偷偷在西湖水域放生，雖然有路過的市民和游客進行勸阻：“這樣會破壞西湖原有的生態平衡”，但特地前來放生的游客還是從容將市場上買來的養殖魚類投入西湖。 視覺中國供圖

　　3月9日，濟南，在放生點的下游100米處，村民身穿連體防水服，帶著漁具站在齊腰深的黃河水中，撒網捕撈剛剛放生的魚兒。 視覺中國供圖

　　4月9日，北京湯河口村出現大量狐貍，森林公安認定為非法放生。視覺中國供圖

　　放生狐貍轉眼只剩一張皮，放生烏龜害死本地物種，面對層出不窮的“愛心之舉”，動物學家質疑：

　　這幾天，國家林業局為2000多公里外一群巴掌大的烏龜操起了心：那是一群把廈門南普陀寺放生池擠得“幾乎看不見水”的巴西紅耳龜，眼看這些小生靈在水池里堆得密密麻麻，該往哪兒送？寺廟工作人員的原計劃是“全部捕撈送至水庫”。

　　這嚇壞了國家林業局與其他懂行的學者。“為防止生態災難，水庫絕不是它們的去處。”國家林業局發微博說。天津市野生動物救護馴養繁殖中心農藝員劉洋則擔心更多：巴西紅耳龜是外來物種，沒有天敵，等它們吃光了水庫的小蝦小魚，“（水庫里的）微生物很難被消化，水質也可能出問題”。

　　從業10多年，劉洋見過許多光怪陸離的放生行為：有“愛心人士”頂著大太陽，把貓頭鷹扔出去，見鳥兒沒動靜還納悶：“它咋不飛呢？”還有放生者從飼養場買來幾百只狐貍，烏泱烏泱全擱到懷柔的一座山里，沒幾天，就出了“狐貍集體下山咬死村民家禽”的大新聞。而那座小山甚至整個懷柔，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狐貍。

　　“放生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行為，一般都要經過檢疫隔離、補充營養，再擇時擇地進行放生。”北京市野生動物救護繁育中心副主任胡嚴說，民間許多“愛心人士”盲目放生的行為，往往只會造成惡果。

　　這位從事動物研究近30年的業內人士總結道：“被盲目放生的動物，不管活著還是死去，對當地的生態環境都是一場災難。”

　　不說夜鷹是攀禽，需要倒掛在墻上才能放生了。大白天的，你把夜鷹往哪兒放？野貓野狗的肚子嗎？

　　如果想一睹原產美洲的鱷龜和巴西紅耳龜的風采，用不著遠渡重洋、甚至不必花錢買動物園門票，劉洋隨意一指，天津海河、武漢梁子湖、各地放生池……都能找到它們的蹤影。

　　這些都是來自“愛心人士”的饋贈。

　　劉洋曾在海河里抓到過被放生的鱷龜，沒有天敵的兇猛鱷龜過得很是舒坦，“手指那么粗的木棍，一口就咬掉了”；去年，他聽說梁子湖放生了上百只巴西紅耳龜和中國本土烏龜，結果，兩大龜派從路上一路撕咬到湖里，最終齊刷刷暴尸梁子湖岸。

　　他還見過不少放生者選擇將鳥兒放歸自然，放生者學著電視里的姿勢，把從小販手里買來的夜鷹，嗖地向天上扔去，呆呆的夜鷹似乎沒搞明白狀況，連翅膀都沒撲騰，就重重地掉了下去。

　　“不說夜鷹是攀禽，需要倒掛在墻上才能放生了。大白天的，你把夜鷹往哪兒放？野貓野狗的肚子嗎？”劉洋每次都哭笑不得地跟“愛心人士”解釋，鳥兒都沒分辨清楚方向，就這么扔出去，能飛嗎？

　　解釋了，但活兒沒有少過。從業數年，幾乎每天，救護中心都會接到市民打來的電話，說發現了飛不動或受傷的鳥兒，一細問地方，幾乎都在市內某寺廟附近。

　　劉洋也忍不住納悶了，“都是‘愛心人士’在放生，這些鳥兒飛都飛不動，他們難道沒注意嗎？”

　　他和森林公安部門一起巡查時才發現，寺廟附近形成了一條“黑色放生產業鏈”。“只要有人買，這些人就會去抓野生的鳥兒。”甚至，“放生者前腳放了，他們后腳抓回來，下回放生者又來買”。

　　他們查獲一個販鳥集團時，發現許多個小籠子，每個籠子里都關著10多只鳥，沒人喂水的鳥兒脫水嚴重，有一些還因為鐵欄的擠壓，毛都變扭曲了，擱地上，路都走不穩，直接一頭摔倒。

　　這個業內人士喜歡拿出這些實例勸“愛心人士”，你放這些動物出發點是好的，可最后它們很容易死亡啊！

　　放生者睜著大眼睛回他，“哎呀，我放這些動物，也沒想著一定能活，就圖個心理安慰。”

　　劉洋乖乖合上了嘴。

　　胡嚴也記得，在懷柔，某位“愛心人士”一口氣擱了300多只飼養的狐貍和貉，后來工作人員回收時，僅40只存活，不少狐貍被發現時，只剩下了一張皮；就在狐貍被放生處不遠，還有別的“愛心人士”撒下上百條蛇，當他趕到現場時，發現一條條找不到食物的蛇，集結到公路上，被路過的車輛活活碾死。

　　“這樣的放生有什么意義呢？只不過是讓動物換一種死法而已。”胡嚴說。

　　有次碰見一群放生者，他忍不住多說了幾句，對方堵他，“我們放的動物不一定都會死，也有活下來的呢。”

　　“如果活下來一樣糟糕，當地的生態平衡肯定會受影響！”胡嚴回道。

　　沒人理他。

　　在山東泰山，4年前就有人注意到，滿山亂跑的松鼠數量越來越多，“危及附近村民的收成，果農的核桃減產近一半甚至絕產”。

　　直到那時，泰山森林病蟲害防治檢疫站站長申衛星才反應過來，松鼠并不是泰山原有的物種，最初都是被市民放生在此，由于泰山缺少狼、豺等天敵，松鼠很快“泛濫成災”。

　　對著鏡頭，申衛星忍不住懇求，“現在沒有有效控制松鼠繁殖的辦法，請市民不要再買松鼠放生了”。

　　事實上，我國已出臺《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野生動物保護法》《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等多部法律法規，均涉及動物保護，可具體到放生，胡嚴也不知道該拿出哪部法律“震懾”眼前這種既不利于動物生存、又傷害生態平衡的行為。

　　所以，滑動手機屏幕，看著新聞里爆出一條又一條有關放生的奇聞，胡嚴也不再訝異：

　　有“愛心人士”專程趕到潮白河，對著鏡頭，挨個親吻活魚，再將500多斤的魚統統倒入泛著臭味的河里。沒一會兒，魚漂到水面，無一例外都翻著大白肚子。還有“愛心人士”站在濟南一座橋上，把裝了十幾個蛇皮袋的青蛙、螺螄嘩啦啦倒入河里，他們在橋上和動物擺造型合照。橋下，附近20多個村民撈得不亦樂乎。

　　“如果導致了別的物種滅亡，這樣還能叫‘放生’嗎？”

　　在懷柔，工作人員把因放生而死的狐貍深度掩埋在山谷中。盡管這樣頗為費事，但在業內人士看來，卻是“必要的”。

　　北京師范大學動物學副教授趙欣如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這些被集約化飼養的狐貍，和被集約化飼養的鳥類一樣，極有可能在飼養場已感染了一些病原體。這其中包括病毒、支原體、細菌、螺旋體、真菌和寄生蟲等“能致病的元素”，在野外，很容易傳染給其它野生動植物。

　　他為此感到憂心：“病原體就這樣從飼養場擴散到了大自然。”

　　在這位學者眼里，盲目放生的動物，活下來有時比死去更可怕，“相當于當地來了一個新物種，而我們永遠無法估計，這會造成怎樣的生態災難”。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澳洲最初沒有野兔。150年前，一位莊園主漂洋過海將4只穴兔帶到澳洲，隨后放生在維多利亞省，以便打獵。誰也沒想到，不到70年，這些兔子的數量達到了100億只，“對澳洲的生態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壞”。

　　“盲目放生，會造成當地原有的物種秩序被打破。”這位動物學專家說，“最嚴重的后果會抑制一些當地物種生存，甚至造成它們的滅絕。”

　　“生物界的秩序是千百萬年演化發展的結果。以人類簡單的思維、簡單的手段就能重新形成一個平衡嗎？”他反問道。

　　1979年，美國白蛾傳入中國。很快，人們就發現，這種個頭小、通體泛白的昆蟲擁有“難以想象的繁殖潛能”。在它們的菜譜上，200種樹木赫然在列。城鄉的果林、森林、農林在短時間里，被美國白蛾像蠶一般的幼蟲占據。沒有天敵的蟲子把一棵棵樹木的樹葉都吃光，并在一年之內繁殖好幾代。現在，美國白蛾已從遼寧擴散到河北、山東等十余個省份，國家不得不每年投巨資施藥控制這個外來物種。

　　“事實證明，人對自然的認知太少了，我們不能干一些自以為很明白其實根本不明白的事情。”趙欣如補充道，“就好比放生。”

　　作為主管部門相關工作人員的胡嚴，對此感同身受。

　　他翻開厚厚的中華動物名錄，指著鯉魚、鯽魚的頁面告訴記者，“這些魚的亞種不同，如果盲目把飼養的魚類放生到河流和湖泊里，這些魚很可能會和河里其他野生魚類雜交。”

　　而產生的后代，“就會把不該有的基因雜合進去”。

　　這是胡嚴眼中盲目放生最嚴重的后果之一：攜帶新基因的物種活了，原來的物種受影響，很可能多年后，純的亞種就滅絕了。比如，歐洲的野豬在和非本土的野豬雜交后，就徹底消失了原有的亞種。

　　“這些都不是當時能看到的，所以，放生真的不是活了就好。”他抬高了聲調，“你當時放下去活了，可是10年后、20年后、甚至100年后的情況你能預知嗎？如果導致了別的物種滅亡，這樣還能叫‘放生’嗎？”

　　“全社會都對放生充滿疑惑，盲目放生的事件層出不窮。這個板子難道只該打在放生者身上嗎？”

　　和動物保護打了快30年交道，胡嚴總結了放生行為的高發地：寺廟、河湖、高山以及一個常常被人忽視的地方——兒童醫院。

　　幾乎每一次帶孩子去兒童醫院，胡嚴都能碰見售賣小動物的商販。雛雞、小兔、金魚擠在各種瓶瓶罐罐里，有的嚴重缺水，還有的被鐵欄子壓壞了羽毛。

　　用不著猜，胡嚴都能知道大多數小動物的結局：他在小區草坪里見過凍得瑟瑟發抖的小兔子，在公園見過被嘩啦啦倒進龍潭湖的金魚，“還能有什么原因？孩子買回去養幾天就不想養了。那咋辦啊？父母輕松作出決定，隨便放了唄。”

　　“這是錯誤萌芽的開始。孩子不懂，父母也不懂，一家人就這樣無意識地參與了盲目放生。”胡嚴曾和這樣的父母交流過，一些人卻回復他，“不過扔一兩條金魚，能有啥大的影響。”

　　同樣當了爸爸的胡嚴，忍不住去想，幼年經歷過盲目放生的孩子，以后長大了，面對放生會是怎樣的態度？

　　趙欣如一點兒也不意外孩子對放生的無知。事實上，在他看來，國內的基礎教育大有問題：都是應試的科目，“真正留給生物教育的空間微乎其微”。

　　“我們所處的環境有哪些物種、它們經歷了怎樣的生命演替，這些多數在課本里見不到。沒有這些知識，人們怎么可能會對放生有一個科學的認知呢？”他說。

　　最近這些年，他已慢慢覺察到，普通人之外，許多“業內人士”也對物種分辨出現了含混不清的狀況。此前，一批“沒人認識”的鳥誤闖首都機場，在“請教了專業人士后”，主管部門將其送到湖南進行了放生。

　　后來，看到鳥類照片的趙欣如才發現，那些鳥類其實大多是籠養過且失去生活能力的鳥種，其中還包括產自澳大利亞的籠養鳥，“貿然送到野外，只有死亡一條路”。

　　他也越來越發覺，研究動物分類學的學者變少了。現如今，懂鳥的“專家”不懂魚，懂魚的“專家”則不懂龜……究其原因，無非都是“相關機構不重視，沒經費沒項目，沒人愿意再做基礎分類學了”。

　　“全社會都對放生充滿疑惑，盲目放生的事件層出不窮。這個板子難道只該打在放生者身上嗎？”這位學者忍不住反問。

　　“根源在教育、在全社會的認知。這些是相關部門應該好好去考慮的。否則，就算用再嚴厲的處罰和法律去約束，也很難根治這種出發點是善意的行為。”趙欣如認為，一味激化矛盾沒有意義，主管部門應更多地從引導和啟發出發，用科學的思維來做事。

　　20年前，他曾去臺灣考察，發現當地的自然博物館里，單獨辟出了一個放生專題的教室。

　　彼時，臺灣民眾主要的放生對象也是烏龜，全臺灣的老百姓都熱衷于購買各式各樣的烏龜，再放生到臺灣各處水域，以此祈福。在放生教室里，圖片、文字和影像則形象展示了這樣做的種種后果。

　　“震驚同時也很欣賞，臺灣把一個社會現象展示在科學教育的場所。”這位動物學家難得地放松了表情，“我們需要的，就是這樣溫和的疏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