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批中國共產黨人開始認識到,任何離開工農群眾的自強運動、改良主義或民主革命,都不能完成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在經受了血與火的考驗與教訓之后,中國共產黨人糾正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開始逐步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而這種轉折,正是從江岸召開的八七會議開始的……
從武漢向南昌:人民軍隊誕生前夜
1927年先后發生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在人民軍隊的創建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而武漢正是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的策源地,并與廣州起義關系密切,建軍大業的許多重要籌劃與準備工作,是在今天的武漢市江岸區區域內進行的。
1927年4月,蔣介石叛變革命,反動武裝在上海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此前中共黨的組織雖然也滲透到軍隊中,但黨對建立自己直接領導的軍隊、牢牢掌握武裝斗爭的領導權,并沒有足夠的重視,因而留下了血的教訓。
1927年5月,周恩來同志來到武漢,進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層,工作重點是積極創建黨的武裝力量。
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新中國建立,周恩來作為中共秘密工作和統戰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及武裝力量的創建者之一,曾多次來到武漢開展工作。他先后在武漢居住過的地方,已知的就有漢口銘新街余記里、勝利街德林公寓、長春街(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和武昌珞珈山等多處。1927年在武漢,他和夫人鄧穎超大多住在漢口余記里。
武漢中共中央機關舊址紀念館
1927年5月26日,中共中央第十一次常委會在漢召開,決定在國民革命軍中發展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并在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建立黨團組織,以加強中共在國民革命軍中的力量。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會議,會議決定由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等五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7月下旬,常委會在漢召開,做出了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重大決策。會議結束的當晚,擔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周恩來,就在陳賡的護送下,連夜從武漢趕往九江后再轉往南昌指揮起義。
周恩來指揮南昌起義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的領導和指揮下,由中共掌握或影響的 2 萬多人的軍隊,在南昌舉行了起義,打響了中國共產黨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作為南昌起義的主要決策者和組織領導者,周恩來因為要趕赴第一線,沒能參加幾天后在漢口舉行的八七會議。但周恩來此行的目的和意義,與八七會議的精神一脈相承。此前,中共中央已在1927年7月做出了開展土地革命和組織武裝起義的決策,并開始制定秋收起義計劃。8月3日,中共中央曾在武漢發出了《關于湘鄂贛粵四省 農民秋收暴動大綱》。
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行動,極其機密。直到臨行前,周恩來對鄧穎超也守口如瓶。鄧穎超后來回憶:“恩來直到要離開武漢的時候,在晚飯前才告訴我,他當晚就要動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沒有講,我對保密已成習慣,什么也沒有問,我們只是在無言中緊緊地握手告別�！�
武漢中共中央機關舊址紀念館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室
參與南昌起義的不少主力部隊是從武漢開拔的,一些主要軍事將領也是從武漢出發的。例如,當時擔任南昌起義軍參謀長的劉伯承,其公開身份是國民革命軍暫編第十五軍軍長,為了迷惑國民黨反動派,劉伯承事先在《漢口民國日報》刊登啟事托病休假,然后秘密乘江輪離開漢口前往九江,然后轉道趕赴南昌。
參與南昌起義的另一位將領賀龍,在河南取得了北伐勝利,率軍返回武漢后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周恩來就是那時在武昌的圣約瑟學堂與賀龍見面,兩個人一見如故并促膝晤談。據賀龍后人回憶:“正是在武漢與周恩來的一面之緣,使賀龍下定了決心跟共產黨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