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南昌起義爆發，打響了中國共產黨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提起南昌起義人們耳熟能詳的是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這些響亮的名字。其實，許多曾經在上海戰斗過的中共早期革命領導人，都起到過非常重要的作用。

　　圖說：在南昌起義籌劃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鄧中夏（攝自龍華烈士紀念館展圖）。張龍 攝

　　從醞釀轉入實施

　　南昌起義計劃是在三次九江會議上提出并確定。史料記載，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改組，將陳獨秀停職，指定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和周恩來5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行政治局職權。

　　7月20日，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葉挺、聶榮臻等在九江舉行第一次九江廬山會議。

　　7月24日，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和李立三在九江召開第二次會議，進一步研究了組織武裝起義的計劃，并決定葉挺、賀龍部隊于28日前趕到南昌。此時，中共中央同意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并派周恩來到南昌任起義部隊前敵委員會書記，指導前敵方面工作。

　　7月25日，周恩來離開武漢來到九江，立即召集在九江的同志開會，即第三次九江會議，會議決定積極進行軍事斗爭準備，并由鄧中夏去武漢將南昌起義的詳細計劃報告中央。7月27日，周恩來、李立三等負責同志到達南昌，按照中央命令正式成立前敵委員會。至此，南昌起義由醞釀、決定轉入實施階段。

　　探索和推動革命發展

　　南昌起義爆發時，中共中央已由上海遷往武漢，至同年9月下旬才回遷上海，這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前期中共中央三次短暫遷離上海中的最后一次。在國防大學政治學院韓洪泉看來，可從三方面去理解上海與南昌起義的關系：

　　一是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一大所起草的黨的第一個綱領中，即明確提出“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雖與黨直接創建軍隊、武裝奪取政權并非同義，但黨對武裝斗爭的重視已顯端倪，并在此后繼續發展；二是1921至1933年間，中共中央絕大多數時間駐扎上海，領導和指導全國革命斗爭，因此南昌起義的大多數領導者都有在上海工作和戰斗的經歷，周恩來、李立三、鄧中夏、惲代英等都是其代表者；三是南昌起義后，遷回上海的中共中央密切關注各地武裝斗爭情況，探索和推動革命形勢向前發展。1927年12月，中共中央致信朱德，要他與毛澤東所帶領的農軍聯絡，并對部隊的行動方針作了部署。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南昌起義軍余部和湘南農民起義軍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率領的部隊勝利會師。此后，設在上海的中央軍事部、中央軍事委員會，特別是分管軍事工作的周恩來（南昌起義時任前敵委員會書記），在指導各地武裝斗爭，加強黨對紅軍和根據地的領導、推動紅軍的建設和發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奠定了人民軍隊發展壯大的基礎。

　　“龍華烈士”光輝永存

　　在南昌起義籌劃過程中，鄧中夏、惲代英起到非常重要作用。今天，在龍華烈士紀念館，就有鄧中夏、惲代英革命事跡的展陳。

　　“1923年3月，鄧中夏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由北京遷回上海。4月，參加創辦上海大學，任總務長，主持學校行政工作，聘請瞿秋白等一批共產黨員和革命進步人士教學。在我們館中就收藏有鄧中夏起草的《上海大學章程》。”龍華烈士紀念館陳列部沈申甬說。

　　沈申甬說，鄧中夏參加九江會議，直接推動領導了南昌起義。1931年9月，鄧中夏被錯誤撤銷黨內外所有職務。他雖遭此打擊，卻毫無怨言，依然兢兢業業、埋頭苦干。1933年5月，鄧中夏在上海被捕，之后，被關押在南京憲兵司令部。犧牲時，年僅39歲。沈申甬說，“像1923年，惲代英在上海參與創辦《中國青年》；1926年2月，惲代英在黃埔軍校辦刊物《革命軍》，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時，還編寫《政治學概論》。”

　　南昌起義爆發前，張國燾趕到九江傳達所謂“國際來電”，企圖阻止起義，遭到惲代英等的強烈反對。南昌起義勝利后，惲代英任革命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及代理宣傳委員會主任。南昌起義之后，惲代英又參與領導了廣州起義。

　　中共六大后不久，1928年冬，惲代英奉命從香港調到上海黨中央組織部，接任余澤鴻的秘書工作，協助部長周恩來工作。1930年5月6日，惲代英被捕。1931年4月29日，惲代英在南京英勇就義。

　　新民晚報首席記者 方翔

　　專家點評>>

　　上海與南昌起義關聯密切

　　上海市共產黨的誕生地。從1921年至1933年，黨中央絕大多數時間都在上海開展工作。雖然中共中央沒有在上海直接指揮南昌起義，但上海與南昌起義以及人民軍隊的創立和發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

　　眾多革命先驅在上海投身革命，龍華烈士鄧中夏、惲代英參與領導南昌起義，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隨后，他們又從上海出發，推動了全國各地的革命事業進入一次次高潮。

　　薛峰（上海龍華烈士紀念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