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頭海絲文物考古隊對南澳部分遺址進行考古調查，并完成了考古報告。受訪者供圖

疑似太子樓遺址瓦當拓片。受訪者供圖

在南澳疑似太子樓遺址，部分建筑構件及大量文化遺物被發現。受訪者供圖

疑似太子樓出土筒瓦。受訪者供圖

考古隊發現，遺址遺存可分為兩期：一期為宋時期，二期為名時期。受訪者供圖

疑似太子樓出土的銅錢。受訪者供圖

　　據南方日報報道，在汕頭市南澳縣當地，很多人都熟悉這一段故事：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因元兵追迫，元兵南下，南宋王朝撤離京城臨安后，不斷南逃，趙昰在福州被擁立為皇帝，在大臣張世杰、陸秀夫等護送下從海路撤退來到南澳。在南澳縣云澳鎮，至今仍有一處名為“宋井”的風景區，其中的古井遺址，便是相傳當年宋代皇帝及將士一行在南澳飲水的水井。

　　2004年，在修建宋井風景區時，在宋井景區西北面距宋井遺址約80米的地方發現了一處建筑遺址，這處建筑遺址疑似太子樓。這里的“太子”是指宋端宗趙昰病死后繼位的7歲弟弟廣王趙昺，而太子樓便是其當年在此駐蹕的處所，也可謂是落難時的“行宮”。

　　為揭開這一建筑的面紗，2016年，由汕頭市文廣新局配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成的汕頭海絲文物考古隊在南澳對海絲文物點進行了考古調查。這處傳說中的“太子樓”，便是這次考古調查中的一個重要調查點。

　　近日，考古報告“出爐”，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南澳這處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的歷史。

　　部分建筑構件及大量文化遺物被發現

　　考古報告中，考古隊對太子樓遺址考古調查作出這樣的描述：發現遺址遺存可分為二期，一期為宋時期，二期為明時期，同時采集到部分建筑構件和大量的文化遺物。

　　在清理的過程中，考古人員發現，建筑遺址的結構分為主房和偏房。主房為三進深、三開間結構，而偏房則因為保存范圍太小而難以分辨進深和開間結構。“根據部分墻基解剖來看，不見有基槽，墻體直接在原生土上砌筑。下部鋪石條，石條之上用瓦片堆砌，兩面都很平整，可能是砌筑時用夾板規范固定，墻寬38-41厘米，殘高0-120厘米。內部應為木架結構，泥瓦蓋頂。”對于遺址的墻體及結構，考古報告中如是分析。

　　此外，在考古報告中還提到了小面積的邊長為28厘米的正方形鋪地磚成45度斜行錯縫排列，直徑35厘米、高17厘米、刻有對稱的四條“瓜棱”槽的圓柱形柱礎以及西墻外的排水溝等建筑遺址中的細節。

　　除了對建筑結構進行調查之外，本次考古勘探還發現了較多筒瓦、板瓦、瓦當、脊飾等泥質陶的建筑構件以及大量碗、盤、碟、盞、罐、硯臺等生活用具。其中，碗、盤、碟、盞均為青釉瓷，少見青花瓷，罐、硯臺為陶質。此外，還有一些宋元時代的銅錢。

　　根據這些發現，考古隊初步斷定，該建筑遺址始建于南宋，明時期在原基礎上進行大規模重建，不過重建時對早期建筑擾亂較大，遺址保存情況較差。

　　那么，這個遺址是不是傳說中的“太子樓”呢？

　　關于太子樓遺址，在1945年所著《南澳縣志》有所記載：“太子樓在云澳海崖，疊石為樓。相傳宋幼弟駐蹕時所筑，今尚存，旁有指揮甬道，遺址宛然。曰太子者，仍其舊稱耳。謹案：樓非人工所筑，乃巨石生成，高矗平頂，俯臨海濱，如羅浮石樓之類，端宗播越海上，駐澳僅逾月，亦非筑樓游觀之時。”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了解到，當時這座“行宮”確實是較為“簡陋”。不過考古隊卻認為，雖然文獻中太子樓的位置與遺址所在的位置相近，但卻因為建筑風格和內容存在差別，無法判定該遺址就是傳說中宋帝居住過的“太子樓”。

　　大致確定南澳古城墻走向位置

　　實際上，隨著明代古沉船“南澳Ⅰ號”的發掘打撈，南澳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這一觀點越來越為人所知并接受。此次考古調查除了對太子樓遺址進行勘探外，同時還有明萬歷四年始建的南澳城（本報2016年4月14日曾以《南澳明古城墻考古有新發現》為題進行報道）以及龍眼沙城、大潭摩崖石刻等遺址進行調查勘探，雖然收獲不一，但是所發現的結果進一步證實了自宋以來南澳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地位。

　　作為廣東省內最大也是唯一的海島縣，位于閩粵交界的南澳遠在宋之時便被人意識到其價值，由于服務當時來往繁忙商船，成為我國東南沿海一帶通商的必經泊點和中轉站。大潭摩崖石刻便是個實物證明。

　　位于南澳縣國家海島森林公園管委會黃花山村委會大潭東側海邊的大潭摩崖石刻，在當地別名鳳仔港，坐西南向東北，面積約為1平方米。該石刻時間為北宋政和三年（1113）和政和五年（1115）二次鐫刻，內容為：“女弟子歐／七嬡捨井／一口乞平安／癸巳十一月記／匠李一／弟子歐七嬡同／夫黃遠捨井二口／乙未政和五年”。它是海商途經南澳的見證，也是南澳為海上絲綢之路中轉站及必由之路的實物例證，為南澳迄今最早的摩崖。1992年8月15日公布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2015年12月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明朝初期，受鄭和下西洋的影響，海上絲綢之路的商貿活動也日漸昌盛，南澳島的商貿地位也在此過程中逐漸凸顯。到明朝中期，嘉靖二年（1523）年浙江罷市舶司后，據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齊翀所編的《南澳志》記載：“市舶既廢，番船無所容，乃與南澳互市。”南澳縣也因此先后出現了洪迪珍、許棟、吳平、林道乾等武裝海商在南澳海域一帶進行走私貿易。

　　在南澳縣后宅鎮山頂村鯉魚山至內湖一帶，南澳民間稱之為許公城，相傳為嘉靖年間許朝光踞南澳時建造的。但是在齊翀所編的《南澳志》中有:“隆澳龍眼沙城，明同知羅拱辰筑，今廢。”以及在民國34年（1945）陳沅《南澳縣志》卷八·寓賢·羅拱辰傳：“（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賊大擾浙東……轉掠至松陽，拱辰力御，賊不得逞而退。奏績，擢潮州府同知，時海氛方熾，南澳綰轂，漳潮賊常據為窟穴，與內地匪類互相勾結，雖有師船防守，以無城堡難資控制，兩省當事題準，建二城于澳境。一在云蓋寺，一在龍眼沙，委拱辰董其役，拱辰規劃監筑，城成，而澳防鞏固。”這兩段歷史為佐證下，也有人稱這里是史書上的龍眼沙城。

　　考古隊此次也對此進行了勘探，可惜的是該地遺存的灰石墻較為零散且保存情況較差，判斷應該為地方性防御工事，也未發現遺物，暫時無法確定具體性質及修筑年代。

　　與龍眼沙城同屬明代的南澳古城墻，在此次調查中大致確定了原先城墻的走向及位置，也對其中明清時期的建筑位置進行確定，但在考古隊看來，這處2015年12月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南澳古城墻仍有待進一步保護和完善。

　　汕頭還有哪些“海絲見證”

　　海上絲綢之路由海港航運體系、外銷物品生產基地與設施、文明及文化交流產物、航線遺存等各種類型史跡共同構成一套完整的海洋航運體系和海上文化、商貿交流的景觀體系。在汕頭這座與海上絲綢之路有著深厚淵源的城市，還有哪些“海絲見證”？

　　？？　“南澳Ⅰ號”

　　國內首次發現的明代對外貿易商船實體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南澳島目前雖然在外銷物品生產基地與設施上缺乏實質性的發現，但是通過“南澳Ⅰ號”明代古沉船以及一系列商貿遺址及海防遺址仍可以證明這地處閩粵交界的海島在海上絲綢之路的節點地位。

　　“南澳Ⅰ號”沉船是此海洋航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海上絲綢之路作為古代海上交通航運體系的杰出代表，而船只便是海上絲綢之路文化交流和商貿活動的最直接載體，也是遠距離海上航行的物質基礎。國內目前發現的海上絲綢之路遺存主要是沿海地區的陸上遺跡、遺物（包括海港、碼頭、航標建筑、造船廠、倉庫、祭祀建筑、貿易管理機構、驛站、橋梁、道路、海防設施、商業街等），船舶本體很少。“南澳Ⅰ號”沉船是國內首次發現的明代對外貿易商船實體，完善了明代海洋交通航運體系的組成內容。

　　除此之外，南澳還在中國及世界航海史上被屢次提及。明永樂三年 （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鄭和船隊五次停靠南澳島，在鄭和船隊航海圖上出現有“南粵山”地名，深澳鎮古城東北原有紀念鄭和船隊的三保公廟。明代南澳島“為諸夷貢道所必經”，有“海上互市”“番船淵藪”之稱。

　　16世紀初至17世紀上半葉，中國私商、倭商和葡萄牙人在南澳島活動頻繁。南澳島是葡萄牙人“日本貿易航線”和荷蘭人“中國臺灣——日本——東南亞三角貿易”的重要港口和貨物中轉集散地， 在西方文獻中留下豐富記載。

　　？？　樟林

　　入選“廣東十大海絲文化地理坐標”

　　相較于南澳，汕頭的另一處海上絲綢之路或許更有名氣，那便是入選“廣東十大海絲文化地理坐標”的樟林古港。

　　樟林古港位于與南澳縣隔海相望的澄海區，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開海禁，樟林港獨步興盛，至乾隆、嘉慶年間達到全盛期，形成“八街六社”格局（后又增建3條街），號稱粵東“通洋總匯”。其繁榮時間跨越雍正、乾隆、嘉慶、道光4個朝代，歷100余年。其時航線北通福建、中國臺灣、杭州、寧波、上海、山東、天津、日本，南達廣州、雷州、瓊州以至越南、暹羅、馬來西亞、婆羅洲、印尼等地，所謂“閩商浙客，巨艦高桅，揚帆掛席，出入往來，瀕海之一大都會也。”據嘉慶《澄海縣志》記載，其時粵海關在澄海設樟林口、東隴口、南洋口、卡路口、南關口5處稅口，每年征收的總金額，占廣東全省收入的五分之一。由于商貿發展、海泊往來頻繁，出海謀生的人逐漸增多，樟林港也逐步發展為粵東地區早期移民海外的主要港口。1860年汕頭開埠，隨著汕頭港的興起及樟林港河道的淤塞，樟林港的地位逐步為汕頭港所代替。

　　實際上，澄海區的對外貿易史不止于樟林古港。早在晚唐北宋時期，位于今汕頭市澄海區蓮下鎮程洋崗一帶的鳳嶺港已是當時潮州主要的對外商貿港口。該港口東依南峙山，北靠鳳嶺，西有象山、觀音山，形成了一個弧形的自然港灣，中間有韓江干流東溪直溯潮州，筆架山窯等潮州瓷器的大量外銷促成了港口的興起和發展。后來，隨著河流改道等因素，在南宋時，鳳嶺港便漸漸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