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發于今年初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注定會成為當代國人生命歷程中的一次深刻印記。人們不僅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參與到疫情的抗擊中去，同時也切身體會到了疾病給個人、家庭和社會帶來的沖擊，去思考和總結疫情暴露出來的各方面問題和我們的應對經驗。近期，一批膾炙人口的醫療題材中外影視劇和紀錄片作品尤為引人矚目，體現了文藝作品對于人類社會的特殊價值。

　　實際上，近年來我國醫療題材影視作品的創作從未間斷。從本世紀初開始，新老文藝工作者就開始關注這一社會生活中重要的領域，用視聽藝術的方式來回應現實生活的焦慮與期待，弘揚核心價值觀，推動社會進步。

　　在專業領域展現個體成長

　　一直以來，醫療題材的影視作品都是全球性的創作熱門。例如，韓國本世紀以來曾播出過《外科醫生奉達熙》《赤子之心》《婦產科》《好醫生》等諸多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作品。而英美等西方國家則發展出更成熟的類型化創作模式。2004年福克斯臺推出的新劇《豪斯醫生》連播八季，次年美國廣播公司播出的《實習醫生格蕾》更是連續播出16季，并獲得了第17季的預定，2020年將繼續和觀眾見面。近年來，《豪斯醫生》的主創改編了2013年的韓劇《好醫生》，為美國廣播公司開發了新的醫療劇《良醫》，同樣大獲成功。

　　進入二十一世紀后，我國醫療題材影視作品也逐漸出現，2005年播出的《無限生機》是公認較早出現的、并在中國電視劇發展歷程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代表作品。作品一經播出就獲得了包括醫護工作者群體在內的眾多觀眾喜愛，成為了一代觀眾的集體記憶。這部電視劇由《重案六組》原班人馬創作，有效延續了他們針對專業職業領域的制作經驗。影片注重典型行業場景的氣氛營造，也很好地平衡了有特點的個體角色與群像塑造之間的關系；在內容上不僅兼顧了醫護人員的專業生涯和日常生活，同時也刻畫出特定時期豐富多元的社會面貌。

　　近些年來，這類電視劇在制作規模和視聽水準上不斷提升，初步形成較為穩定的故事模式，培養出一定規模的觀眾群體。不論是《急診科醫生》中由王珞丹飾演的畢業于名校的急診科醫生江曉琪，還是《外科風云》中由靳東飾演的海外學生歸來的心臟外科醫生莊恕，大多數故事都聚焦于具有顯著天分的初入職場的醫生，通過他們面臨的疑難病例以及紛繁復雜的人際關系來搭建人物完整的成長弧線。對于觀眾來說，醫療題材的影視劇還普及了關于人體和疾病的科學知識，展現了高端醫療科技的前沿發展。很多觀眾都是通過這些影視劇第一次直觀地了解到很多疾病的致病原理和治療方案，也對醫生的職業環境和專業挑戰有了更多體會。可以說，醫療題材影視劇為社會提供了關于醫生與醫療的一種集體想象。

　　以現實質感思考醫患關系

　　以真實為本色的紀錄片有著不同的表現對象和社會價值，醫療話題同樣得到了全球紀錄片創作者的關注。相對于醫療題材國產影視劇的不溫不火，近年來出現了很多內容扎實、口碑優異的紀錄片作品，如《中國醫生》《手術兩百年》《人間世》《業內人士》《生門》等，都在互聯網平臺上得到了觀眾的喜愛，形成了觀看熱潮，乃至于《因為是醫生》這類不常見的真人秀模式也獲得了可觀收視。

　　紀錄片具有很強的本土性，關注社會現實是紀錄片工作者的重要使命。而醫生則是當下中國的焦點職業：一方面，生命對于每個人和每個家庭都重于泰山，另一方面，醫生與患者之間很難在專業領域實現信息對等，患者對疾病和醫療的理解與期待常常與現實之間有不小的偏差。這些都讓醫生這一職業處于風口浪尖，成為各類問題的爆發點，也就自然地成為紀錄片青睞的題材。醫療紀錄片中的醫護人員比醫務劇更具有現實質感和煙火氣息。他們固然醫術高超，但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卻也更加真實，身體的疲憊和溝通的無奈有時候比疾病帶來的危機更加打動人心。例如，已經播出兩季的《人間世》少見地在影片中直接呈現失敗的診療結果，第一集前半段的氣氛一直被一場失敗的急救所壓抑；在《中國醫生》的第四集中，外科醫生捂著脖子上了手術臺，十個小時的手術后必須依賴肩背按摩儀來恢復，這時我們才知道原來醫生自己也是病人。

　　紀錄片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形態，它以記錄和表達真實為目標，但是又往往無力真正解決它所暴露出的問題。我們固然不能期待紀錄片為現實社會提供直接的解決方案，但它至少能夠帶領我們深入到真實的場景中，去直面現實的復雜、多元和不確定性，改變我們的簡單思維和旁觀視角，幫助社會對醫療人員和患者達成理解與共情，進而讓我們以更加多元的態度進行溝通，并通過理解和溝通而凝聚成一個更有力量的整體。

　　　直面疫情中的社會難題

　　醫療和疾病題材的影視劇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戲劇性的情節和逼真的體驗感，也為我們在真實生活中如何對待痛苦、如何思考疾病提供了特殊啟示，這尤其體現在與公共衛生相關的災難類型片中。現實疫情中的一些細節和新聞報道常常能夠讓我們回想起虛構電影中的類似橋段，而這些影視作品也讓觀眾在虛構的假定性中去體會失去的痛苦和人類在疾病面前的無助。

　　《傳染病》和《流感》是這些年來關于瘟疫的災難片中的代表作品。兩部電影都為我們展現了因認知有限和主觀忽視而造成的疾病的迅速暴發，其中既有專業的聲音被壓制，也有恐慌帶來的社會失序，還有極端情境下人性的善惡沖突。這類影片為我們展示出，大型的疫病和公共衛生事件就像火山口，潛在的社會矛盾和個體糾結都會像平日處于地殼深層的熔巖一樣，借助這樣一個出口產生巨大的破壞力。

　　相比于醫務劇和紀錄片，災難類型電影觸及了更多與疾病相關的社會議題。實際上，流行性疾病的暴發伴隨著人類文明的進程，黑死病、天花、流感等帶來的大規模社會衰退讓人們至今記憶猶新。很多社會學和歷史學的著作，如威廉·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和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都涉及了人類文明與流行疾病之間的關系。歷史學家們普遍認為，傳染病既是人類社會不斷發展，尤其是人口密度和全球化水平不斷提升的結果，反過來也激發了公共衛生事業的完善和社會動員與治理方式的成熟。而電影則用一種極致化的想象力來直面人類歷史上不斷重現的災難，來思考人類社會的應對之策。

　　除了社會性的話題之外，與疾病相關的電影也幫助我們更好地直面災難帶來的深刻苦難。即使不乏“主角光環”，災難類型片的一個重要藝術任務仍然是對于災難本身的深入刻畫，尤其是對于災難之下人的生離死別和極端情緒的近距離描摹與審視。災難為電影的藝術力量提供了源泉，讓觀眾因劇情而積累起來的情緒在最終秩序恢復的時刻得到釋放與升華。這些成熟的影視藝術啟發我們，在現實社會中我們同樣需要直面與尊重每個犧牲；不回避苦難不僅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它也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看清現實，吸取教訓，學會珍惜。

　　總之，對抗疾病不僅僅是個體生命的延續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且也為社會和人文領域的自我更新、自我反思和不斷進步提供了重要力量。它不僅給我們帶來了現代公共衛生和醫學，而且也影響到每一個社會成員對于自身所處的社會境況以及個體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的認知。優秀的影視作品記錄和分享了人類面對疾病時的全力以赴和理性抉擇，既為社會提供了警鐘效應，也一次次地確認和鼓勵了同情、勇氣、誠實和擔當等社會正面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