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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宋曉梧 （央廣網 于琦/攝）

　　央廣網財經北京10月23日消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今天在經濟之聲主辦的《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十月談》系列時事報告會之八“社會談：改革需多少個配套窗口？”上做出精彩演講。

　　文字實錄：

　　宋曉梧：非常榮幸，參加這樣一個論壇，大國大時代，那么中國正在迅速的崛起和復興，在經濟上，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同時，經濟本身當然也有一些問題，更突出的是社會方面的一些問題。有的學者，對于社會方面的結構，做了專門的研究，認為中國的社會結構滯后于經濟結構15年。我想我們在座的很多參加今天會議的學者們，大家都知道這樣一個結論。社會結構就制約了經濟的發展，要想進一步的可持續全面協調發展經濟，社會結構的調整和社會問題的解決，已經成為一個十分迫切的問題。社會方面涉及的問題很多，比如有社會結構、社會階層、社會組織、社會管理等等問題。那么，從中央文件和一些學者的研究來看，這又可以具體歸納為像就業、收入、保障、醫療、教育、社會組織、社會管理這么幾個方面，今天由于時間的原因，就不可能把社會問題都展開，從哪個地方找到突破口，或者我們當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在都有很多的問題需要解決。但是，我個人研究和一些學者交流，我們認為，從建立完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的這樣一個角度來看，收入分配問題，和社會組織問題，是配套改革與經濟的兩個非常突出的重大問題。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這么幾個方面應該突出強調一下。第一個方面，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既然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要比其他類型的市場經濟在公平、正義和共享經濟發展收入方面做的更好一些，要不然怎么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呢？但是，改革的過程，我們都看到了，我們有一個收入分配，從平均主義、打破平均主義轉向市場配制勞動力資源這么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難免產生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歷史階段。原來平均主義大鍋飯，鐵飯碗要打破。實際情況，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從系數總體來看，城鄉統一算的基尼系數，從改革初期的0.3左右，現在擴大到0.5左右。當然這方面的數據，有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現在0.47左右，還有世界銀行的數據和一些專家學者的數據，最高的是0.6。這些我們就不說了，就說我們現在一般按照國家統計局的說法，這個數據也超過了國際警戒線. 0.4的這樣一個警戒線，那么這里面，有他合理的一方面。

　　但是，也有很多問題是我們的政策上，各方面可能有一些失誤。所以，我認為呢，要想進一步深化改革、進一步振興經濟、進一步發展經濟，收入分配問題已經日益成為一個重大的問題。從經濟上看，由于收入分配的差距過大，一部分富人，富豪集團有消費能力，但是消費意愿不足，或者有消費能力，到國外去消費。廣大的中低收入者，消費是比較低的，這個已經影響到我們的經濟結構，也就是我們投資和消費的結構，扭曲的相當厲害，投資占的比重過多，有的年份甚至于占到50%，現在在40%-50%之間。而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接近于35%，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一些發達國家消費的百分之五、六十以上這樣一個水平，這個呢，已經制約到經濟的發展。從社會方面來看，我們收入分配問題，由于一些貧富差距擴大，造成了一些不滿的情緒，特別是有一些收入分配方面，還有一些階層固化的現象，就更對社會的進一步的發展，會引起很多矛盾。

　　現在大家都仇富，實際很大程度上是仇為富不仁，是仇暴富，是仇權利和金錢的結合，這樣一種富，真正是靠自己辛勤勞動，靠自己的技術創新，靠自己專利富的，老百姓沒什么意見。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需要認真的加以解決。所以，我認為呢，如果在改革開始的階段，我們以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打破平均主義為一個收入分配改革的當時的主旨，那么，進入到新的階段，就是我們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再向更高的收入邁過的階段，收入分配就應該重視的是共同富裕。怎么做到共同富裕呢？在一次分配方面，首先要進一步縮小城鄉差距，包括如何進一步提高農民工的工資，增加農民的收入，再有農民的土地流轉的時候，如何保證農民的土地收入，那么這是一個城鄉收入差距問題。

　　第二個是行業差距要認真加以解決。我們現在的一些行政性壟斷行業收入遠高于一般競爭性行業。我們的行業差距，從90年代初的不到兩倍，現在擴展到4倍-5倍左右，有的年份到6倍。現在的統計數據是4倍多，不到5倍。這個差距在國際上來看也是很高的。我們看到，世界銀行、國際勞動組織對于各國行業差距的統計數據，一般來說，比較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多數是在2倍左右，北歐一些國家兩倍都不到，美國可能2倍多一點，大多數國家是2-3倍，那么，我們也超過了。所以呢，如何解決行政性壟斷行業的高收入，這個也有很多需要深入改革的地方，包括對于國有行政性壟斷行業的工資、收入分配、福利的改革，這還包括高管的工資的職務消費等等的控制，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第三就是廣大的普通勞動者收入在整個GDP中所占的比重，比勞動收入占的比重下降的更快。這個統計數據現在還很難有一個精確的數據，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一些邏輯推導得出這個結論。在這方面存在的問題，就是如何更好地完善工會和符合市場經濟的這種集體談判，來維護工人的利益。那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從90年代中期就開始試行集體談判，但是，這個問題到現在，還不是說機制還不健全，主要是我們這些工會組織的行政性，如何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帶有這樣的行政性特點和色彩，怎么樣更好的符合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市場供求雙方這樣一種集體談判關系的職能要求，這個轉變還在進行的過程中。另外，就是我們各地地方政府的一種競爭在很大程度上，也壓低了勞動力的成本，像富士康就是一個典型。最近。就發生了強令大學生到富士康的企業實習，不實習就不給發畢業證書。當然，這些也都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過分的偏向了資本，忽視了勞動者的權益，這些都是需要解決的。

　　在二次分配方面，國家需要做的事情也是很多的，包括社會保障方面，我們這些年應該說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基本上從制度涵蓋的角度來說，已經實現了全覆蓋，而實際上并沒有達到全覆蓋，但是，制度設計上都覆蓋了，盡管這樣的話，也是一個歷史性的記錄。在本世紀初，我們的覆蓋面很窄，農村基本沒有被覆蓋。隨著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農合也就是新型合作醫療的推廣，和我們城市居民的養老保險，和城市居民的醫療保險的建立，這樣我們制度基本全覆蓋。現在，存在的問題呢，是在不同群體之間、在城鄉之間、在不同區域之間，我們的二次分配還存在著逆向轉移的趨勢。這個呢，應該在下一步改革中，按照共同富裕這樣一個目標，去努力的話，這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而解決這個問題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辦到的，比如城鄉之間的差距，我們一次分配的差距，現在是3.1左右，城市比農民高大概3.1，過去是3.3，這兩年稍微縮小了一點，這么個情況，但是，經過城市的社會保障福利轉移和各種公共服務的轉移，城鄉差距擴大到5倍-6倍。這是什么意思？就是經過二次分配，城鄉差距擴大了。要解決這個問題，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我們要力爭二次分配不再進一步去擴大一次分配的差距，在地區間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就是因為我們很多社會保障項目，是由地方統籌，中央出一個大的原則框架，由地方自己具體來確定標準和實施方案。大家可以想象，越富的地方，標準可以越高，福利就越高，本來一次分配就高，二次分配更高，這是一個區域差別。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的事權、財權在社會保障方面、在基本公共服務方面不可能一步達到。如果說現在要一下把上海的社會保障跟青海的拉平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也應該明確這樣一個方向，就是第二次分配不應該擴大一次分配的差距。

　　在二次分配方面，就是不同人群之間的逆向轉移，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養老保險的雙軌制。這個問題，大家可能從報刊、雜志上看到了。多年了，我對這個問題的呼吁到現在16年了，我1996年寫這個文章，說這個雙軌制有問題的，應該并軌，到現在已經是16年多了，一直沒有解決。最近明確了，要并軌。那么，在這么長的時間內，由于這兩種養老保險，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不同軌，造成了差距越來越大，造成了社會許多不滿。由于時間原因，這些問題不能展開談，我只是說，按照共同富裕的指導思想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配合協調經濟和社會發展。

　　第二個想說的問題關于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為什么把它作為社會配套，哪些配套應該作為一些重點來提出來。因為我們認為，市場配制資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個基本的構架，從這兩個概念出發的。一個是說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一個是說市場配制資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構架。那么，市場配制資源是社會主義的基本構架和社會組織有什么關系呢？市場配制資源是交給市場，在市場里，就要培育市場主體。在計劃經濟下，政府作為資源配置的主體，產供銷既是供給方又是需求方，供給大學生，自己作為國有企業，需要大學生，作為政府公務員需要大學生，這是計劃分配，雙方都是政府在做的。包括鋼材、水泥啊、金融、資金全都是政府作為計劃來分配，要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里我就不去談復雜的過程，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過了商品經濟等等這些都不說，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后，這個資源配置的主體，就要轉為企業，企業作為市場的一個主體地位，而確定它的自負盈虧、自主經營的主體地位。

　　另外，從勞動的角度來說，企業是需求方，勞動力者是供給方，作為勞動力供給的主體，我們每個人可以作為自己消費的主體，就不再是政府分配了。這些主體就分化了，就由政府一個主體分化成眾多的主體，這些眾多的主體有利益相同的地方，鋼鐵企業在鋼鐵企業上相同，煤炭企業在煤炭利益上相同的，紡織企業有上下游左右這樣一個非常復雜的關系。在一個非常復雜的關系中，應該有一種什么協調機制呢？應該有一種相同利益主體組織起來，自己協調、維權自律的機制。這種機制作為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它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作為我們，是從計劃經濟、政府統一配制資源轉向市場配制資源，它是一個發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里面，政府既負責不斷地發育市場主體，同時又在不斷地革自己的命，把自己手里的權限減少了，很多的應該交給社會上了。

　　但是，我們這個社會組織應該考慮得比較遲緩，我們很長時間研究企業，都是研究如何搞活單個的企業，至于相同利益的企業是不是可以組織起來，就是鋼鐵企業，作為鋼鐵協會和煤炭企業是不是可以談價格，工人是不是要和雇主作為組織行為來談勞動力的福利、工資價格。當你是在國家法律范圍之內，我說這些都在國家法律范圍之內，要給他一樣的自主權。我們對這方面考慮的不夠，考慮不夠造成了什么呢？造成了政府一旦向社會放權，上千萬的這種企業就有點各行其是。那么，政府對這種情況，不得不又去重新加強審批和加強宏觀調控，因為企業缺少行業自律和行業的自協調。

　　在很多情況下，本來可以通過行業自律自行協調解決的問題，現在都變成政府來解決，這也是我們長期以來，政府在簡政放權方面進展非常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我們機構改革進展非常遲緩的一個重要原因。重要原因就在于社會組織不發達，行業協會不發達。有人說了，過去計劃經濟下沒有行業協會，沒有社會組織，現在中國有40多萬了，將近50萬個的各種協會，怎么不發達啊？從數量上來看，我們確實是有很大的增長。但是，要按人均行業組織來說，我們在世界上還是很少的。具體數字，時間原因不重復了，我想強調的是質量不高，我們這些行業協會、社會組織，主要是官辦、官管、官運作的，就是把政府的職能放給它，它就是你辦的，它就是你管的，它就是你自己直接運作，等于還是政府自己背的，出于這樣一種原因，我們的簡政放權長期處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兩級政府之間的權利的變化，處在中央政府機構、各個行政機構之間的權利的變化。

我們長期說的政府應該把自己做不了的事、管不好的事、不該管的事交給社會、交給市場、交給企業，交給社會組織，交給中介機構。這個目標長期沒有達到，但是，今年通過的一個文件叫《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方案明確提出，到2017年，基本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亮點，這不僅對于政府的簡政放權是至關重要，對于我們下一步的經濟發展和宏觀調控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對這個問題，社會組織的發展，由于過去權利長期在中央和地方和部門之間來回的分割，可能由于社會組織的發展、由于行業協會、商會和一些民間組織的發展，這樣呢，可以在本屆政府內有一個新的起步。按照這個精神來辦的話，是非常好的。我想突出強調一個問題，過去沒有這樣一個社會組織，基本是中央放權向地方放，地方的權利在改革的初期，我認為這也是正確的，方向也對的。因為過去是中央高度集權，給地方放權，地方活躍起來了，地方有了很大權限，自己搞試點，自己搞投資，自己搞自己的國民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等等。要地方相互競爭，使我們的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在促進GDP的增長方面，應該說地方政府競爭作出了很大的功績。同樣，和收入分配剛才講的問題一樣，也有一個發展階段。進入到新的階段，我們應該看到，地方政府競爭已經形成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由于無序競爭，造成產業產能過剩、環境污染、過低的壓低勞動力成本等等，這些問題也必須解決了。而這些問題的解決，不是簡單的中央再向地方放權了，而是健全社會組織，地方政府也要向社會組織放權，這樣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那么，應該說呢，我們改革進展到今天，在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的改革方向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同時面臨著非常尖銳的問題。比如說我剛才講的這兩個問題，真正解決起來都不是很容易的。那么，搞自由市場經濟，或者搞其他方式的，有比較長的經驗。我們僅僅只有三十年，實際只有二十多年，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是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的時候比較明確了，文件規定到現在實際不過20年。在人類歷史長河中，這是很短的一個過程。但是，如果我們堅持市場配制資源的基本構架，可以把各種主體培育起來，讓他們發揮自己的主動性、能動性，創造財富，同時，堅持共同富裕這樣一個方向，做好創造出來的財富，得到公平分配。我想，我們能不能作為一個大國，為人類文明探索這樣一個社會的模式和經濟模式方面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