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報道 > 正文
大國大時代之二“增長談”文字實錄
2013-10-15 18:03 來源：央廣網財經我要評論
央廣網財經北京10月15日消息 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央廣網財經主辦的《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十月談》系列時事報告會第二場在人民大學舉行。今天的主題是《增長談——大國增長的極限到了嗎？》。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等出席報告會并發表演講。
以下是報告會文字實錄。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來賓，媒體界的朋友們，還有在座來自人大的各位同學，大家上午好！歡迎你們的到來，我是主持人徐強。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經濟之聲《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十月談》系列時事報告會的第二場報告會現在開始。我是來自中國之聲的主持人徐強，本場報告會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聯合主辦。今天能夠來到人大站在講臺上對我個人來講十分的容幸，因為我有機會能夠見證到中國最權威的財經廣播和中國經濟學界翹楚和高校的智慧合作，為大家帶來一場智慧的盛典。我個人是89級國民經濟管理專業的畢業生。回家的感覺真的是特別特別的好，感謝母校對我的培養，我也時刻以作為一個人大人而感到驕傲和自豪。言歸正傳，我們都知道，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創下了一個世界經濟的奇跡，那這個奇跡最為標志性的就是在三十年的大多數年份，我們都保持了一個兩位數的增長，這個不僅前無古人，而且很難后有來者，不過我們也看到最近的兩三年的時間，中國的經濟增速出現了明顯的放緩，那這當然有外國的因素，有金融危機、有歐債危機，當然我們也有內部的因素，那現在我們的國家提出了要改變發展的方式，我們要調結構、我們要更加的看發展的質量而不是發展的速度那么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我們中國經濟的增速究竟應該保持一個什么樣的數字才會是合理和有效率的？中國的經濟會不會出現硬著陸的風險，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速的下降會不會帶來一些不可逆的風險等等，這些問題都是人們非常非常關注的，這也成為了我們本場報告會的主題，增長談—大國增長的極限到了嗎？在我們報告會進行的同時，朋友們還可以通過央廣網的音頻直播、文字直播、經濟之聲的新浪官方微博，騰訊財經和和訊網了解我們報告會的現場內容，并且來參與及時的互動，首先我們來看大屏幕。
（播放視頻資料）
主持人：好，關于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最近我本人也是看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前兩天我看到，一位教授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說，盡管說今年第一和第二季度中國的經濟增速在繼續的回落，但是從第三季度開始將會企穩回升，而且逐漸相好，他預計中國經濟將長期的保持在8%左右的這樣一個增長的速度，并且認為這樣的速度是合適的，也是有溢的。但是我們也看到有另外一種觀點，可能更多的對中國的增速下降表示了自己的擔心，并且擔心這種增速的放緩可能會帶來的很多風險，當然更多的可能也看到，包括一些數字的預測，比如說我看到有5%、6%，甚至有更低的等等等等，那么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到底是一件正常的事情，還是說真的是狼來了？中國這一艘高速奔馳了三十多年的列車，在突然降擋之后今后將會以一種什么樣的節奏來繼續前行，報告會我們將會首先有情第一位主講嘉賓，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副院長劉元春教授。
劉元春，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近6年來主要負責中國宏觀經濟預測與分析項目，該項目獲得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等部門的高度評價，好，有情劉元春院長登臺，今天元春院長為大家帶來的演講題目是《邁向新階段的中國經濟增長》，有請。
劉元春：好，非常高興今天以我們文化院和經濟之聲來聯合主辦的增長談，那么現在由我給大家簡單的分享一下我們對于這一輪經濟增長這種發展的性質怎么來看待、怎么來理解？那么我們這里面的題目是《邁向新階段的經濟增長》，那么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我們認為，目前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不是進入到一種新的階段，是不是會在未來的這個時刻里面，在映照過程中出現一個偏低的這樣一種增速？那么這個問題產生的由來就是大家會看到這個不行，大家明顯的會看到，我們經濟增速在09年的時候出現一個觸底，然后在2010年一季度的時候達到一個高點，12.1，然后持續出現一個回落，到今年的第二季度7.6，那么因此很多人都會擔心，就是說這樣的一種變化，可能只是未來持續下降中的一個序幕，那么因此，圍繞著這樣的一種變化，很多人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這一場持續的下滑可能與1989年這樣的一個深度的回落有些相似，那么當然，對于這種的回落，大家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說我們經常會看到的悲觀主義的這種聲音，比如說與國外的一些學者和同行機構所談論的，比如說魯比尼、查若斯、克魯格曼所談論的這種中國崩潰論，還有比如說在市場領域里面所看到的就是說金融領域里做空中國，與中國必將發生中國性的時代危機論為主題的這樣一個所有的市場操作和一些活動，那么標志性的語言就是怎么樣？認為特別是在2011年很多人認為，四個10萬億將壓跨中國，屆時中國并將產生類似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美國次貸危機，像這樣的類似一種金融危機，那么今年二季度，特別是6月19號，我們所出現的這種錢荒，使這種悲觀主義的浪潮到了一個極致，很多人認為，二季度的一些表現，在很多程度上是應驗了很多做空中國和中國崩潰論這樣的一種觀點，那么當然，更有甚者就是我們所看到的很多學界他們提出了一個新名詞叫做新常態，認為中國已經步入到一種新常態，也就是他的標志就在于第一個，低貿易增速，第二個不低的這樣一個CPI，第三個就是較多的GDP增速。
那么認為這在未來可能是一個常態的一種現象，中國經濟在本輪的調整里面就是說直線下降以后，到了一個較低點來進行運行，那么這些觀點來講，我們會看到，在國際層面、在市場層面得到了很多人的反映，但是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我們就可以看到，這觀點里面可能有幾個問題，比如說第一個問題從而國外的角度來看，每隔5年都會掀起一輪中國崩潰論的浪潮，那么很多學者只要一拿到中國的數據一看，40%多的投資占GDP的比重和平均24.5%的這樣一種投資增速，那么從很多經濟學家角度來看，這樣的一種結構必定會帶來一種產能過剩的這樣一種危機，那么當然同時，如果從金融層面，很多人會看到，我們的高達數十萬億的這樣一些債務，和大規模泛濫的這種表外因素，很多人就會很輕易的就想中國的泡沫很嚴重，中國的經濟必定會出現這種在實際層面出現以產能過剩為標志的這樣一種過剩型的經濟危機，在金融層面里面出現以泡沫負面，債務面觀點這樣的一種和金融危機相疊加的一種現象，那么最重要的一種就是比如說我們所看到的2001年，當時有學者提出了重要的一個中國風，再比如說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過程中間，也有人提出了中國必將會走上這條路，但事實上我們就會看到中國在過去這幾輪，中國崩潰的這種浪潮中間，不僅沒有崩潰，反而越走越好，那么作為理想我們就會看到，從2001年中國經濟反而出現了一個持續的高漲，那么因此我們就會發現，在數輪的中國經濟崩潰論的理論基礎里面，可能存在一些國際上的問題，這是我們值得反思的。那么當然除了我們日常所注意的到的悲觀主義者，我們還會看到一些樂觀主義者，典型的或者大家認為不太靠譜的一種樂觀主義就是我們林毅夫先生所談到的，8%以上的增速還可能二十年持續，那么他的論點就是我們現在的人均GDP，人均的資本存量依然很小，依然在一種高速發展的階段，那么同時中國未來，在依靠宏資拉動型的這樣一種驅動，還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那么當然，第二種觀念就是我們人民大學、我們宏觀論壇，這一個團體的一種觀點，也就是我們認為目前的狀況，是一種周期性和趨勢性疊加的一種產物，也就是目前是全球周期性最低點，比較低的一個低點，如果在這個時段，我們指出現在就是一個常態現象，我們認為在方法上，是一種錯誤。當然第二個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我們認為對于中國未來的潛在GDP的確有一個下降的過程，但是是不是中國經濟增速競速在4%-5%的這樣一個水平呢？我們認為這種論斷太宏觀，同時也沒有依據，原因就是很多的這種潛在GDP的這種增速它是一種事后測算的一種產物，那么如果我們回顧歷史上目前在GDP競速的爭論，我們也會發現這樣的一種規律。 比如說我們在2002年的時候也有很多的大牌專家，也在像我們這樣的論壇的時候來討論，到底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是多少？那么至少在1998年到2002年大家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的潛在GDP的增速只有8%-9%，也就是像現在很多人所談的那種中國經濟只要超過10%就是過熱，但是真正好像大家達成了一種宏觀經濟增長的共識，最后怎么樣呢？最后發現大家都錯了，因為2002年之后，中國經濟的峰回路轉，已經證明了過去十年，中國的潛在GDP增速可能在10%左右的增速，所以這是一個在中國發生，在預測潛在GDP里面最失敗的一次，當然在世界范圍里面還有一個很失敗的例子，那么這就是在兩次石油危機期間，很多的經濟學家也在討論，世界經濟增長的極限，和世界經濟增長的潛在增速到底是多少呢？那么大家可能知道，當時有幾個很重要的團體，比如說羅馬俱樂部，當時提出的就是怎么樣？零增長，世界已經到了不可能再進一步增長的狀態了，但是沒想到，70年代一些零增長極限的話語剛一落生，80年代，特別是80年代中后期，世界經濟增長怎么樣？出現了新的奇跡。那個奇跡就是怎么樣？全世界經濟增長在4%左右的這種高速運轉持續了接近20年。所以一直我們經常會談論的就是說，目前在這樣一種大危機、大調整的這樣一種階段里面，簡單的就是說，中國已經步入到一種相對悲觀的常態狀態。我們認為，無論是方法，還是判斷的依據都存在問題，所以我們認為在未來來講，中國從人口結構、區域結構以及產業的眾生化和改革等多種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夠緩解我們的結構性的這種下滑的這種趨勢，能緩解。同時全球經濟的增殖性的變化，也會使中國經濟在某種程度上緩解目前的這種底部現象的環境，所以因此我們認為就是說，一方面我們需要通過改革、通過深化我們的產業結構的調整，來緩解我們潛在GDP下降的這樣一種沖擊，當然另外一方面，我們需要有耐心來等待周期醞釀的這種轉變，而不能夠簡單消極的認為我們就是這樣。這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也就是我們提出來的一個超越新常態，那么這個觀點在本質上是一種什么觀念呢？我們認為是一種樂觀主義的一種觀點。但是樂觀的觀點還有官方所提出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十八大之后，我們的總書記和總理都圍繞著中國夢，認為中國夢的實踐是與較高速經濟發展相提并論，同時這種較高速的增長速度，來源于打造中國升級版的中國經濟、來源于我們通過改革所構建的這種新增長點和新紅利來一起推進的，所以這些觀點我們都可以在很多途徑來看到，但是我們到底怎么來認識？從什么樣的角度來認識？目前這一輪的經濟的下滑，那么我們認為，我們應當把我們的視角從短期擴展到長期，從中國擴展到全世界，也就是從全球和一種中長期的視角來審視我們目前的這種狀態，然后才能夠摸著當下，我們到底應該做什么上面，所以我們就會看到，比如說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一種觀點，我們就會看到第一個就是中國經濟在世界性周期力量的作用和結構力量的引領下面，本輪經濟增長參數的這種變化沒有特別明顯，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的變化與全世界的變化基本上是一步一趨的，而不像我們很多人講的，我們這一輪的下滑有中國的原因，這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觀點。第二個我們認為目前是一個仍然處于過渡的時期，遠遠沒有處于新常態因為沒有常態化的這種經濟增長源泉，那么同時全球力量處于一種周期性修復和結構性大調整的階段，那么就是我們經常會談到，大危機必然伴隨大調整、大改革，那么大調整大改革就意味著我們的這種增長源泉的轉化、資源配置方式的這種調整，那么因此，在這樣的一個轉換期，它在本質上是一個過渡型，而不是一個常態性。那么三個我們還沒看到的就是本輪經濟下滑不僅有結構新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我們認為就是未來實現7%-8%左右的高速增長的可能性依然是較大的，當然我們后面也會談即使要實現7%、8%的持高速增長，也需要我們付出的艱辛的努力的。
那么當然從短期來看，我們認為怎么樣呢？就是我們的觀點認為，周期性力量開始反轉，但是深層次結構力量依然在持續的發酵，那么因此我們認為不服輸的這種狀態會中期化，因此我們最近所看到的三季度，經濟的這種反彈，我們認為它在四季度雖然會有延續，但是它的這種反彈的幅度會減小，就是它的這種力量會弱化，原因就是我們三季度經濟反彈的這一個基礎并不扎實，那么同時我們認為，明年一季度，經濟可能會出現回落，原因就是如果我們以大改革的話，就必定有大調整，大改革在短期里面所帶來的必然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效應，那么因此我們對于目前的整個短期經濟的這種判斷，我們認為怎么樣？我們認為并不樂觀，所以這是我們的一個基本觀點，那么這個基本觀點我們怎么來證明？首先我們來看看，第一個就是本輪大危機、大調整中間，總體上中國沒有體現出中國的特色，也就是說從世界范圍里看，中國是跟隨主要經濟體的變化而變化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個就是中國經濟波動基本上是與世界是同步的，大家會看到，在2007-2009年的這場大危機中間，世界經濟增速下滑了6個百分點，但是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了4.6個百分點，那么到2010年，全世界經濟反彈了5.8個百分點，中國經濟反彈了1.2個點，那么從2010年之后，世界經濟出現第二輪的趨緩，中國也是如此。所以我們經常會討論的一個就是說，很多人講這一輪的經濟放緩，從2010年到現在，很多人認為可能是中國政府自己沒有看準自己的這一個經濟變化的一些根本原因，出現了一些混招所導致的，但是如果我們看到這個缺陷之后，我們就會發現，好像這個結論可能也不太成立，也就是說是一個全球現象，那么如果我們再進一步的看，大家會看貿易增速也是如此，并且它的同步性比GDP的同步性更強，那么這里面就會解釋，為什么中國GDP與世界GDP的這種增速在危機期間反而同步性加強了呢？關鍵的原因是貿易的同步性在加強，那么這個加強，核心原因就是中國目前整個外貿占GDP的比重是60%左右，那么我們的非貿易品，就是我們的貿易品50%多是用于出口的，所以這就能夠解釋為什么我們與世界基本上一步一趨的，同時我們還會看到，CPI也是一樣的，很多人就會講中國這幾年經濟增長速度雖然下降了，但是CPI卻不低，還比較穩定，說這是中國的特色，但是大家如果一看世界角度，就會知道怎么樣？這不是中國特色，是世界特色。
那么首先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我們會發現，我們就會得出一個簡單結論，因此中國增速的放緩不能在一個封閉體制中間來尋找，而必須從全球結構性問題、周期性問題以及本國周期性問題、結構性問題等多角度來尋找，所以我們很多人馬上就把我們從經濟增速從12.1%下滑到7.6%的根源簡單的找尋到我們的制度層面，我們認為這是有問題的。中國結構性的問題很大，但是中國結構性的問題根源是什么呢？根源于世界出現的總體性的結構性的問題，中國的周期性的問題來源于什么呢？一方面來源于自身，但是，也來源于世界周期性的這種變化，那么所以說我們即使要尋找結構性的問題，不能關起門來尋找自己結構性的問題這就是我們經常會談到，我們中國調結構，95期間就開始了，但是我們越調越緩慢在某些參數里面，比如說我們從2001年，2002年就提出新型工業化道路，我們提出來要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要提出降低重工業的比重，但是大家一定會知道怎么樣？2002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快速上揚，帶來的是什么？重化工的開快速增長和重工業比重的快速提升，而不是下降，那么因此我們在95期間所定的這些結構調整方案，為什么錯了呢？為什么我們在2001年所指出的很產能過剩的行業在新一輪的全球化中間沒有過剩，反而成為引領力圖增長龍頭的這些行業呢？核心原因我們結構調整的思路有問題，也就是我們閉起門來，從自身的角度簡單的來看結構性的問題而沒有用全球的結構調整來看待中國的結構性，所以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那么全球的結構性問題，基本參數有那些問題呢？我們就沒發現這第一個新技術革命依然是過去二十年全球經濟增長高速發展的重力，那么我們就會看到，從90年代，我們因為美國這種專利申請大家會看到明顯處于一個強勁的下滑的區間，那么這是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一個最核心的力量。
同時我們如果從其他的一些看，從專業來看，我們會發現，不僅僅是新技術行業，還是舊技術行業，它的技術增長在2000年都步入到了一個相對下降的過程，大家會看到，比如說生物技術，比如說90年代9.56%的增長速度，但是到了新世紀只有4、5點的增長狀態，那么同時我們從另外一個統計也能夠嚴重的看出這個問題，那么當然，如果我們再從更重要的一個角度我們就會發現，2002年的經濟危機宣告的是什么呢？宣告的是經濟革命從快速成長期步入到一個穩定的破產期，那么下一次技術革命的到來需要等待，那么我們經常會有一些有關技術革命出現大爆炸，經濟出現技術的大幅度提升，在這個過程中間，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一個過程，但是技術的快速突破，會引來我們經常所談到的這種生產力的發展，會導致傳統的這種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與之相互配比，從而導致這種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的重構，那么因此我們就會看到一個怎么樣的？一個危機期間，那么危機期間表明的是什么？技術的這種大爆炸，它在社會經濟的這種突破到了一種呈現，因此會出現一個制度重構型，那么未來會按照正常的一個理解，會有2-3、4年的破產期，然后再進入到下一個技術層級的這樣一個時期，所以說我們就會看到，現在第五次的這樣一個技術革命，它構成了第三次產業革命，但是下一輪到底是誰來替代它？我們不明確，至少從目前來講，從經濟的帶動性、和經濟產業的沖擊性這些角度來看，我們都沒有看到新技術革命的跡象，那么當然如果從技術周期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像十年應當是一個技術的中度融合和擴展期，而沒有全方位的這種大爆炸期，也就是我們所談到的世界經濟的第一個核心參數技術。這里面到了一個新的拐點，第二個就是我們怎么看全球化是過去二十年增長的第二個引擎，新要素納入全球分工體系帶來的全球紅利，但是全球不平衡的利益段可能意味著全球紅利步入到一個新階段，那么大家看到，90年代整個經濟增長很快，那么美國的貿易市值是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到危機期間，出現了一個收斂的現象，那么也就是我們會發現，全球經濟增長的第二個引擎的確也會發生一些變化，那么因此我們就會看打，第四個方面，就是2007年到現在的世界經濟大衰退，是否意味著全球各分工級都面臨著系統性的制度危機呢？也就是我們經常講的大危機在本質上意味著制度的大變革、大調整，那么美國的制度出現什么樣的問題了呢？歐洲的制度又出現什么樣的問題呢？新興市場一些國家的一些制度又出現什么樣的問題呢？那么這需要我們怎么樣？在一種全球的體系里面來反思，而不是我們簡單的自我反省，我們中國人很提倡閉門自省，那么在目前這個狀況，可能是有問題的了。那么為什么呢？大家可能看到，全球的這種變化意味著幾個并存的增長模式的結束，或者是的一些轉型，那么比如說美國的模式、歐洲的模式、中國的模式，以及依附于中國與美國的這些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增長模式，都會出現問題，比如說資源型的這些國家增長模式，當然同時我們還會看到全球貿易體系、金融創新、金融監管制也會面臨著一些重構，當然這種重構到底方向是什么？可能大家還沒有看到明確的一些思路，那么另外一個就是全球分工模式，到底有沒有變換？
就是分工級有沒有一些根本性的變化，是不是大危機就意味著分工級出現漂移，增長極出現了漂移呢？所以這里面我們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什么呢？大危機意味著各自有結構性的大調整，但是這種大調整必須遵循一個在國際體系里面的一個收入，必須要看到國際分工體系變化的這種路徑，如果沒有看到這些因素的話，簡單的進行調整，可能帶來的問題會更啊嚴重。那么因此我們就會看到，就是說我們不所有經濟增長的回落歸結到基本參數的變化，帶來結構性問題上面，那么因此如果我們把這些年里面，大危機和大蕭條所帶來的這種，比如說大家會看到機構所測算的發達國家的增速產出缺口，那么我們一般認為產出缺口里面有相當一部分是周期性的因素，等會兒我們會看到一個分解性的圖形，那么周期性因素就是說我們在目前世界經濟危機的這個狀況，它是一個什么樣？是一個周期的底部，我們現在處于一個弱復蘇的階段，也就是我們還沒有擺脫它的這底部運行的這種狀況，那么在這個時候，我們怎么來思考我們的結構調整和我們后續的戰略，這我們可能要思考的一個問題，這是第二個方面。
第二個我們認為在世界周期性力量和結構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國增長模式的確出現了拐點式的變化，那么這個比喻是什么？比如說很多人就講，說中國人本身這種增長模式就像一個老年人30歲了，傳統的模式是老年人有很多問題，但是蹦蹦跳跳，還像年輕人一樣，但是忽然這兩年降溫了，這個外部一降溫，結果導致老年人的機制發生變化了，原來沒有肺氣腫現在有肺氣腫了、原來不發燒現在也發燒了，那么就是說由外部因素誘發內生因素產生的變化，那么內生因素有哪些變化呢？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這些年討論比較多的第一個就是，增長源泉的出現拐點性變化比如說第一個我們就會發現，傳統的市場化、民營化、公式化的這些自閉的紅利開始遞減，最標志性的就是我們有一個參數叫THP值，出現一個年度嚴重的一個區域，第二個就是國際化，也就是全球化紅利出現了遞減，也就是說過去中國人和印度人高達8億的這種勞動力進入到全球市場，從而使全球勞動力出現重構，使全球分工級出現重構，從而在中國的這種開放和改革的這種氛圍下出現了中國制造、世界工廠的這樣一個奇跡，那么這是它的故事，但是目前好像這一個故事在變化，同時我們也會發現，工業化和城市化這種二元轉型處于一個拐點，也就是我們經常會談到的劉易斯拐點。第四個我們經常會談到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年輕的國度了，人口紅利開始遞減了，標志性的就是我們去年2012年，中國的勞動力4億人口總量出現下降，那么同時很多人就說，我們可能還會一個參數就是2015年中國的市民結婚人數達到高峰出現下降，那么因此很多人說討論丈母娘經濟、丈母娘驅動房地產的這一種邏輯，導致了就是說人口所帶來、結婚所帶來的房地產的需求，以及儲蓄能力可能會下降，那么因此，我們不再年輕，因此我們房地產需求、儲蓄能力都會下降，那么因此第五個就是高儲蓄和高投資的這種模式也會出現一些變化。那么這就是大家經常會討論的就是說中國為什么出現拐點式的變化，那么都在這些基本參數里面。
那么同時很多還會談到，就是我們這些年增長的因素也在大幅度上升，比如說第一個資源，大家知道，我們今年第二季度把第三季度已經成為世界石油的第一的進口國，超過美國，那么二個就是環境，最明顯的大家都知道北京的霧霾，這可能是大家最垢病的一件事情，那么說的因此，我們必須尋找到新的增長模式，當然更重要的個就是各種風險和扭曲，已經標志著傳統增長模式所累計的這種問題到了一種極限，比如說金融風險，我們經常所談到的金融風險里面，比如說第一個，地方投融資平臺的債務，那么有估計是20萬億、有人估計是40萬億，那么不管怎么樣，比如有的學者認為我們政府的債務，可能已經接近我們現在的這一個GDP的110%多的這樣一個區間，如果這個是真的，那么說明我們的債務的確很高，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房地產的問題、我們表外融資的問題、我們引資銀行的問題，那么最凸現的就是6月19號我們錢荒的問題，比如說我們金融的這一個階段的講座，有的專家就談到了這就是中國式的金融危機，認為這個是一個新階段，當然更重要的我們是認為中國的社會政治的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沖突也到了一個拐點的問題上，那么所以把幾個因素一綜合起來，我們的確會看到在世界層面的這種結構性大變化的環境中間，中國內生性的一種基本參數、增長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么這種變化，到底是一個見證性的變化，還是一種可推崇性的變化呢？這是我們要討論的，也就是說這些主題都是全國人民怎么樣？要對這些變化，它的路徑，可能的程度、以及相對應的措施，要有一個理性的認識，而不能馬虎，那么所以說我們就會發現，我們認為就是說，目前如果深度的審視目前的回落我們會發現，周期性因素存在的量很大，那么這個測算是阿拉學家側的，大家可能會看到，中國1億人里面，有著潛在增速是他測出來是8.9%，周期性增長的因素是0.4%，那么2013年潛在因素是8.0%，而周期性增長是-0.3，產出缺口是-0.6%，也就是說在這個里面，如果我們沒有周期性的因素的話，我們應當是在8.0左右的這樣一個水平，簡單來說。專家在今年的這個趨勢預算中，感嘆一件事情，就是說對于他們所感覺不一樣的一個事情是什么呢？他們會發現新興國家的這些經濟增速的下滑，并不是像很多人所講的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結構都出現了問題，這些國家的制度都出現了一些停滯、這些國家都有大量的腐敗所導致的，而與周期性的因素有很大的觀點，能夠減釋30%的這樣一個狀況，所以這是我們值得反思的一個問題，我們可能過度強調結構性的問題，而不重視周期性問題的角度，所以這個來講可能是我們需要解決的。
那么第五個就是我們最需要民間的是結構改革往往帶來的是強烈的不確定性，我們認為這個風格不僅沒有平息常態，同時存在著超越新常態的這種可能這是剛才講的一種觀點，為什么有這種可能呢？我們來看，第一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很多人認為中國未來的儲蓄率可能不會太高，可能會降下來，但是如果我們看一個測算，我們就會發現，美國的儲蓄率和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在這一場危機里面，它的變化是什么？是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反而有所上升，而在未來幾年里面，我們所根據一些基礎參數所測算的儲蓄率依然維持在50%以上，而美國的儲蓄率依然不會超過20%，那么也就是說，美國人是不是危機之后就好了傷疤了疼呢？中國人是不是在危機之后就知道大把大把的花錢呢？那么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為什么？因為中國人已經在大把大把的花錢了，但是中國啊人大量的錢怎么樣，不是在老百姓的手里面，而是在政府、在企業以及少數的有錢階層人手里面，所以說中國儲蓄率的改變不是說老百姓消費習慣的改變，而是根源于我們出臺的制度、根源于我們再分配的這種制度里面，那么因此我們這種制度的改變，要想在短期里面得到改變，我們認為在未來五年里面，中國儲蓄率有大的改變，很大，那么一個最簡單，如果我們儲蓄率還在50%以上的話，我們的增長應該是什么？這值得我們要反思，不是像很多人講的，我們要專項消費驅動型，消費驅動型構建的是什么？是制度，而不是簡單的倡導我們要進行老年消費、簡單的倡導我們要進行假日消費，這是不行的。第二個就是全球的不平衡是不是會直線逆轉呢？那么我們測算的結果我們認為并不是直線逆轉，因為就是說，如果全球的貨幣體系依然是美國獨大的話，美國還想擁有這種超級駐地權，以及世界中央銀行和世界風險投資者的這樣一種地位的話，美國必然會有大規模的撤資，那么外匯國家也必然要為美國的這種撤資買單，所以說這種模式不是像很多人講的，過去不平衡導致了大危機，大危機就會扭轉不平衡，好象不平衡就會直線的下來，全球就會變了一個樣，那么如果如果我們看世界史的話就會發現，世界上全球相對平衡的時間占這三百年來全球史上只有5%的時間算少的，不僅是常態，平衡才是超常態。所以因此我們也會發現中國的比較一下有沒有變化呢？也沒有，那么所以說我們認為，未來的格局中國是什么呢？是高儲息伴隨著高債率，比如說大家會看到中國目前的狀況跟西班牙的狀況有點相似，所以說我們擔心的不是我們儲息的下降，而是我們債務比較高的一個問題。那么當然，同時我們如果再看一下勞動力的布置結構，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目前隨著有民工荒，但是我們也有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大家會看到，目前大專以上的供需比是小于1的，那么最后我們再看這個圖形會發現怎么樣？我們大專的失業率是最高的，本科的失業率也很高，那么當然更高的還有一個研究生的失業率，最低的是文盲，如果你只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是說民工荒導致的原因是什么？一方面是我們低端產業的發展，當然另外一個是教育結構改變了勞動力的供給結構，所以說我們有大量的收購中高等教育的勞動力，那么這個為我們未來的發展是會提供很多的空間的，當然，另外一個我們還會看到，我們的確像林毅夫所講的，我們目前還是一個依然很落后的國家，不過我們的人均GDP跟美國比很低，那么人均資本存量也很低，我們目前基本上是怎么樣？美國的13%左右、日本的也是百份之十二點多左右，但是這個空間還會在漲，當然是我們現在的情況是怎么樣，人均基本存量很低，但是我們的資本利用率卻非常的高，所以這個是有間斷性的問題、有趨勢性的問題。當然我們還有上升的這些空間，同時還有改革的空間，比如說改革的空間我們就會發現，我們按照這是世界銀行最近所測算的一個，就是說如果我們進行服務業的這種大改革，如果進行市場的這種競爭性的改革，以及我們進行復古制度的改革，會對于我們的資源配制效率，這種增長會有強烈的促進作用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按照機構的研究，如果我們改革恰當的話，我們PH值從目前的1.幾的增長率，提升到我們在90年代的4.幾的增長率是有可能的，那么當然這不是我們做的研究，但是我們就是說，要達到這樣的一種狀態這是一個理想性的表現，那么需要改革的這種政治思路和時間。因此如果我們把前面幾個方面來看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在這個過程里面，實際上中國的問題還很復雜，為什么？一個是我們未來儲蓄率可能還很高，第二個我們在全球分工體系里面的這種地位沒有變化，第三個就是我們會看到我們勞動力的結構為未來的發展提供了強勁的空間，第四個就是我們的落后為我們的發展提供了空間，同時在區域上的這種重性的空間里面，改革的空間也很大，那么因此我們簡單的就是說，我們未來的這一個潛在增速就在6%，或者5%，我們認為這種斷言可能是有問題的，我們認為就是說，這樣的一種斷言是不科學的，當然我們最最后一個我們認為，就是現有的宏觀經濟形勢也說明，未來的征程在樂觀中充滿了復雜和不確定性。就像很多人在二季度就講中國要硬著陸，很多人在2011人就講中國的房地產2013年就會崩潰了，還有很多比如說講中國經濟2013年可能會爆發大危機，但是都沒有，但是現在有語言說2014年會爆發，但是我們認為這些斷言都是新聞性的熱賣，理性的判斷就會發現，我們三、四季度經濟又出現了一些緩和的績效，我們就會發現，比如說我們目前的一系列的數據大家會看到，向上的這些箭頭都是指的改善，也就是說大部分的參數都出現了這種改善的跡象，但是這種改善是不是像樂觀主義的人所談到的，我們馬上又會重返80年代呢？我們的經濟又沒問題了呢？那倒沒，如果我們所看到的就是說，原因就是我們明年來講外部環境的確有所逆轉，但是有強勁的不確定性，比如說我們都會看到，各種數據和都表明，三季度會逆轉，但是怎么樣，它的核心原因一個是外部環境的因素，第二個是政策的因素，第三個是一些市場信息的逆轉，那么這幾個地方能不能持續，我們認為是很難持續，也就是說三季度的反彈并不穩固，原因是一個是激素效應，第二個我們認為就是說，這種改善還是一個低水平的改善，第三個我們就是說政策性因素依然是近期反彈的核心，那么第四就是外部環境的改善，也很重要，但是外部環境的改善具有強烈的脆弱性。第五個我們認為怎么樣？消費改善不穩定，消費的基礎也不明確。特別是我們今年的收入下滑，就是收入增速回落了。那么同時我們還會看到的目前還會發現現行參數也很多是沖突比說國家統計局的現行參數是回落的，但是OECD所統計的中國現行指數卻是惡化的，那么人民銀行所測算的現行核心體系也是很低的，那么同時又可以看到，各類指數也出現了一系列不一致的一些變化，那么當然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們會發現，一些信息的改善，實際上也不強烈的。比如說很多人現在股市不錯，大家認為是三中全會有很多很多大家所想象的改革，那么我們認為，這種簡單化的這種預期，可能是怎么樣？過于樂觀了，那么如果改革這種方式與民眾的預期不一致，那么事情可能就會出現一些調整，當然另外一個方面就是不同的調整，危機也開始回落，但是也是一個很脆弱的一個事情。
那么四季度，我們認為宏觀經濟環境的外部改善前期，穩增長政策的慣性以及庫存回庫等力量的作用下會出現持續回聲，但是消費疲軟，地方債務的經濟與整頓，以及房地產市場的調整，下行力量也會逐步發酵，并面臨一系列不確定性的因素的沖擊。那外部環境的確逐步改善是大概率的事件，但是我們存在著很多的問題，第一個就是美國的問題，那么這個問題最近大家可能經常會看到，比較嚴重，同時日本的問題，雖然表現很好，但是安倍最近馬上進行了結構性改革，起動結構性改革，他是進行增稅，同時他的有些參數還有很多的問題，比如說他的貨幣供應量的問題。那么另外一個就是說新興市場，但是我們又看到新興市場下一步的變化有可能會超越其他，那么同時匯率的問題以及歐洲的問題，可能外部環境我們認為是一個改善的趨勢，但是短期存在著一些脆弱性，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認為投資在前期政策沖擊下會改善，但是到底我們房地產市場怎么調、城鎮化方案怎么進行我們認為是有一定的不確定性的。同時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消費，我們認為在四季度消費可能不會看好，明年一季度消費更不看好，原因就是整頓群眾路線，以及國家機關內心的作用下，消費領域在還沒有完全消化8項規定的三公等政策沖擊的同時，還面臨更為嚴格的政策壓力，四季度的價值消費和政治消費可能面臨明顯的使三季度的消費增長回升出現逆轉。那么另外我們還會看到的就是說深層次比的問題是不解決了呢？沒有，那么當然更重要的一個我們認為是怎么樣呢？改革紅利，也就是說三中全會真的推動大規模的這種改革、大范圍的一些改革，那么我們認為就是說，它在這里面，改革越大、越綜合性的改革會在短期產生強烈的拐點行為，使宏觀經濟出現短期回落，中長期才會釋放出改革紅利，那么因此我們認為，四季度末2014年一季度，改革帶來短期的創造性效益將陸續展開，宏觀經濟將面臨短期的下行壓力，也就是我們的判斷說，雖然目前三季度、四季度的弱復蘇，打破了很多人認為今年中國經濟將出現硬著陸的這樣一個預言，使這些預言落空，但是我們明年的這種經濟內生動力的尋找，還是不牢顧的，我們脆弱性依然很強烈，短期里面還面臨著回落的這種風險，那么當然，我們認為就是說，價格這些因素是一樣的所以因此在這些方面，一個最簡單的結論，因此就是說，不能過度落款看待目前的增長，當然，更重要的一個就是我們認為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第一個不能簡單的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它的極限是什么？我們認為這個是可以方向性的判斷不能夠簡單的數量性的一些預測，第二個就是我們認為中國必須要在全世界的這種結構性的視角來處理中國的結構性問題，在全世界的周期性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周期性問題，那么因此我們認為，就是說，從中長期中國考慮到世界的這種變化、考慮到內部結構性因素的這種變化，雖然我們步入到一個新的階段的，但是這個階段，是一個過渡型的階段，我們只要有一個良好、正確的改革，和適度的耐心，中國經濟不會出現這種直線回落，不會呈現出A2型去不復返的這樣一種變化，而是會開啟中國的7%-8%的這樣一個制高處經濟增長的新階段，這個新階段需要我們的改革、需要我們的政治政策，同時也需要我們民眾的耐心和等待，謝謝大家。
主持人：好，感謝劉元春院長的精采演講，剛才有一個細節很有意思元春院長說，某些專家的觀點只具有新聞性而不具有理性，我個人倒有不同的卷點，新聞性和理性完全可以得到完美的結合，比如說我們今天的這一場報告會，劉元春教授的觀點，看待經濟增速的問題不僅要看結構，更要看周期。不僅要看階段，更要看趨勢。不光要著眼國內，更要從全球的角度審視這樣的問題，那么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速度問題應該是可以謹慎樂觀，但是會充滿復雜的、不確定性再次感謝劉元春教授，接下來將為大家帶來主題演講的將會是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的秘書長，張燕生，我們先來看一下張燕生先生的介紹。
張燕生，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曾任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專業研究領域為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先后主持或參與國家重點研究項目、國家計委重點課題、國家社會科學"七五"、"八五"、"十五"規劃重點課題等。今天張燕生先生演講的題目是《全球變局與中國經濟發展前景》有請。
張燕生：首先還是非常感謝，剛才劉元春教授做了一個非常好的演講，他的基本觀點還是可能與關于中國進入到一個刺高速增長的階段，那么在我的演講中間，我可能會談一下全球的變局和中國可能發生的變局，那么首先第一個問題我想談一下全球的變局，也就是說，中國發展我們的外部環境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我們知道，從我們的外部環境來講呢，實際上來講也就是說，我們是處于一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那么從國際發展大勢來講，一個方面，我們正處于剛才劉元春教授也講到，說經濟全球化和全球性的科技革命這么一個時代，那么這個時代我們會發現，它有三個驅動，一個是開放驅動，一個是市場化驅動，一個就是創新驅動，但是另外一個方面呢，我們也會發現，我們現在的國際環境正處于全球規則、全球秩序、全球格局這么一個大變局的時代，也就是我們現在正處于一個自由放任全球化時代、正處于一個金融自由化，但是呢，缺少有效監管的時代，我們也存在著新能源革命、新通訊革命和新運輸革命，為全球下一步發展帶來更多不確定性風險的時代。那么我們說在這么一個時代危機究竟改變了什么？那么在這個地方，也就是我列了五個方面的改變，一個方面我們會發現，危機發生后，美國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推動（TPP）和（TPIP）也就是推動兩個人類社會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區。第二個我們會發現，這場危機發生以后，美國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推動（BIT）也就是開始推動高標準的投資自由化，開始推動高標準的貿易自由化，那么第三個方面呢，我們會發現，危機后法國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推動競爭中信，也就是針對國有經濟在全球競爭中的角色，正在用新規則來現出國有經濟部門在全球經濟中的表現。第三個呢，我們發現危機后大國開始推動全球的再平衡的張率，也就是鼓吹中國消費、美國儲蓄、中國進口、美國出口、人民幣生殖、美元貶值、中國服務、美國制造、中國開放、美國撤資這么一個以再平衡名義來推動歐美為期十年的結構調整。那么第五個我們會發現，即將到來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將改變全球的能源資源的格局、將改變全球的貿易投資格局，將改變全球智能格局，因此我們突然發現，我們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和危機前恐怕有很大不同的一個大格局的變化，那么我們要問自己一個問題，1990年以來的全球化究竟為什么會發生這些變化呢？那么我們就列了一張表，我們會發現，從1990年美國的GDP占全球的比重是26.1%，那么我們會發現，2001年，美國的GDP占全球的比重達到了一個峰值，也就是達到了32%，但是我們會發現，從2000年開始，美國的GDP占全球的比重正在直線下降，那么下降到2011年，美國的GDP占全球的比重已經下降到了21.6%。那么我們說，為什么2001年美國的GDP達到峰值，然后會直線下降呢？那么我們就要問自己一個問題，2001年究竟發生了什么？我們說2001發生的911，2001年發生了IT泡沫的破滅，2001年中國加入了WTO，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問自己一個問題，為什么危機后美國要推動，剛才我所講的五個方面的變局，也就是包括美國為什么要推動TPP那么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發言，歐洲的貿易專員的發言，他們的發言有一個共同的觀點，也就是要為危機后的國際經濟的秩序、國際經濟的規則，要重新建章立制。那么也就是這個月，10月10號在美國金融時報上，發表了一篇不長的文章，但是這篇不長的文章中，作者說的美國從擔當具有廣泛意義的多變規則的擔保國，開始轉向更趨向于與盟國成立小近門，華盛頓正慢慢的退出，二戰后建立的自由秩序，作者認為，這將危及中國中長期發展的結構性變化，那么文章講，美國正將戰后多邊主義置換為與志同道合國家之間的社會貿易和投資協定，讓多邊貿易協定靠邊站，那么作者認為，沒有美國的支持，多邊秩序將進一步陷入損失修的狀況，而全球化將分崩離席，那么作者認為，作為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國，中國將成為全球化壽終正寢的最大輸家，為什么我把這幾段話在這讀出來呢？因為我認為，這一段話很好的點出了全球經濟變局的實質，也就是全球化正在發生，本質的全球化正在發生根本的變化，就是從這個角度來講，也就是對中國來講，確確實實會涉及到我們下一步的國際環境，如何取福避禍。
我的第二個問題就想講一講，當前的新一輪的改革。當前的新一輪的改革也就是引大家格外關注的，是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那么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實際上克強總理問，上海領導的問題是我們究竟是要政策的優惠，我們還是要進一步的。那么關于這個問題，我自己是問了我自己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前三十五年上一輪的改革開放，在區域開放方面，我們是沿著三個方向往前發展，一個方向是沿著特區，一個方向是沿著高新區，另外一個方向是沿著保稅區。那么這樣以來的話，就問自己的一個問題，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的改革模式是繼續沿著過去三十五年區域差距、產業差異和財權實權下沉的模式往前走一小步，還是為探索未來三十五面的新模式往前走一大步？那么往前走一大步也就意味著下一步我們將把前三十五年走的這方面，也解決沿著特區、沿著高新區、沿著保稅區先行先試的方向，應當合并，應當考慮全域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先行先試。那么就意味著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我們是不是能夠在一個全域的方向，來探索更高標準的改革、更高標準的開放和更高標準發展的新模式。那么這個新模式從前三十五年的經驗看，他一定不是預先設計出來的，它一定是在未來三十五年在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探索出來的，這是我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我問自己第二個問題，也就是我們知道，我們現在講的自由貿易區，它實際上是由兩個不同的概念，一個我們叫（FTA），也就是在主權國家或者是單獨關稅區內全域推動貿易投資，開放這么一種形式，大家一定記住，它是全域美國推動TPP美國推動TPIP它是在跨大西洋、跨太平洋所推動的全域的新一輪的FTA、新一輪的BIT、新一輪的（TISA）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也就是我們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我們是在實驗新一輪的高標準的FTA的模式，我們還是試驗，我們叫FPZ那么FTZ，我們前三十五年我們經歷了保稅區、經歷了區港聯動、我們經歷了出口加工區，我們經歷了報稅港區、綜合保稅區，我們總是問自己，這些海關特處監管區往前走一步，應該走向哪？我們說走向自由貿易園區，也就是走向一線放開、二線光柱、區內自由這兒一個方向，那么我們要問自己究竟上海下一步試點我們是從哪個方向試這樣的話就使我回想起深圳，前三十多年深圳作為特區，改革開放的先行先試，它是怎么做的呢？深圳人第一步做的就是一線房買、二線管住，因為深圳特區第一件事做的是一道關、二道關，我們北京人到深圳要到邊防陣，那么這個開放的格局的目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說通過一線關的放開，讓深圳跟香港一體化、讓深圳像香港一樣的自由，然后二道關管住也就是把內地和香港隔開，那么我們就問自己一個問題，前30多年，深圳的改革開放模式成功么？一道關、二道關的改革模式不成功，但是深圳特區的改革開放的模式很成功，為什么？是因為前三十多年深圳履行了國家使命、國家戰略，把中國推向了世界，把世界引入了中國，深圳起到了窗口強梁的作用。因此，我們說新一輪的開放，那么我們上海人是試哪一個呢？或者是不是兩條腿走路，兩個東西都可以試？如果兩個東西都試，就涉及到一個問題，怎么區分兩個不同的事物，兩個不同的事物如果學起來是，用上海人的話來講就很容易倒漿糊，那么我問我自己第三個的問題也就是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沿著前三十多年不斷的擴大區域、城鄉和老百姓收入差距的方向往前試著還是向相反的方向試？也就是帶動整個中國向西開放，帶動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快速的發展和開放。
第四個問題也就是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繼續沿著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去探索上海特色的，我們叫負面清單管理，和準入前國民待遇呢？還是嘗試一個能夠與國際高標準制度規則接軌，又符合我們當前據理國情和發展階段，又能夠在全域推動的新一輪的負面清單管理，和準入前國民待遇的新模式，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廣州要試、衡情要試、淺海要試、天津要試、廈門要試、舟山要試、重慶要試，那么我們下一步我們究竟是走哪一種開放的模式？那么從當前的中國的發展來講，也就是我們下一步有五大城市群，也就是上海為軸的長三角城市群、廣深港為軸的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為中心的環渤海城市群，武漢、長沙、南昌、合肥為龍頭的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都重慶為龍頭的西南城市群，也就是目前發展的比較快的五大城市群，在下一步的發展，很可能出現，也就是我們講的世界的新增長級，和世界級的領袖城市，那么我們突然會發現，也就是中國經濟正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這五大城市群誰最可能發展成紐約、倫敦級別的，有能力引領世界發展和中國發展的世界領袖城市，誰最可能成為吸引全球人才、全球資源、全球企業云集中國，成為中國下一步發展的新的發動機，誰最可能成為在中國具備全球價格的決定權、規則的制定權、責任的擔當權和內中期的調整能力，那么這個就決定中國下一步發展的方向，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會發現，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一個新三十五年的開展，那么這樣的話，我們就回答一個問題，也就是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如何帶動西部地區的發展，那么這樣以來的話，我就提出來，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和寧夏內部開放型經濟實驗區如何能夠開展合作，共同打造中國和阿拉伯地區劃境的貿易和生產供應鏈、金融供應鏈和基礎設施供應鏈，來帶動整個西部的開發、開放，來帶動中國和阿拉伯地區在能源、金融、在產業方面的全面合作。這樣的話我們就會發現，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絕不僅僅是上海未來的故事，應當成為整個中國未來的故事，這是我想講的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就想談一下，中國新一輪的發展前景，那么確確實實我的一個基本的觀點就是，中國將經歷5-8年的痛苦的轉型期，那么這個轉型期如果我們能夠立志轉型，那么中國將迎來三十年的黃金發展期，如果未來的5-8年我們不能夠把握住轉型調整和改革，這么一個重要的階段，那么中國將會上釋長期增長潛力，那么這樣一來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為什么我們要過5_8年痛苦的轉型期，也就是說，現在中國的產能過剩狀況，使我們不得不進入到痛苦的經濟結構轉型期，那么從結構來講呢，我們面臨著三個方面的產能過剩，一個方面呢，也就是過去十年，我們的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全球泡沫經濟所帶動的非理性繁榮，這兩個因素的疊加使中國從過去十年在中方領域、在重大裝備制造領域形成了巨大的過剩產能，那么這個過剩產能導致我們現在在我們的主要行業產能利用率普遍不到80%，那么第二個我們產能過剩，也就是說我們在過去三十多年，外向型經濟模式的帶動下，工序分工的競爭模式的帶動下我們形成了巨大的外貿產能，那么這個外貿產能呢，也就是當全球需求萎縮，中國成本上升，和貿易摩擦加劇，在這種情況下呢，也就是我們出現了我們傳統貿易競爭優勢的改變，包括產業的對外轉移，也包括TPP所帶動的我們產生優勢產業不得不從現在開始，布局在TPP的國家內，那么這些問題呢也包括新競爭對手，對我們傳統優勢所產生的競爭、威信，因此也就是我們外貿產能條件的壓力明顯增大，那么另外一個方面，也就是過去五年，我們戰略型新興產業在風能、光伏這些領域所形成的巨大產能，也就是技術不在我們手里、市場不在我們手，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發現，無論是光伏無論是風能，那么越來越多的產業在國際漩入摩擦和沖突加劇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發現，也就是中國確確實實我們到了一個需要進行結構調整的時期，那么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成本上升的因素，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確確實實擺在我們的面前，也就是我們下一步的發展，究竟是要增長速度還是要增長的質量和效果，去年中國的GDP是7.7%，中國GDP的增長7.7%究竟是好的很還是糟的很，那么這些問題呢，都需要我們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悔改。那么第一個問題也就是我自己始終困惑的問題，就是去年的GDP我們的增速是7.7%，但是去年城鎮新增就業是1266萬人，明顯高于過去10年，GDP平均增長10.7%所帶來的競爭，也就是我們會發現，十五每年城鎮新增就業是930萬人，“十一五”城鎮每年新增就業1140萬人，而“十一五”我們的年均GDP的增速是11.2%，因此我們就回答一個問題，為什么速度下滑了，就業卻上升了？今年上半年，我們的GDP的增速下降到7.6%，今年上半年我們城鎮新增就業是725萬人，如果×2，1450萬人是過去三十年城鎮新增就業最多的，那么答案只能夠講速度下滑了，服務業的就業上去了、中西部的就業上去了，像我們的電商、電子商務一些新產業、新業態的就業上去了，也只能夠回答說，速度下滑了、結構轉變了、就業增加了，那么大學生就業難，我覺得難首先是難在勞動力的需求觀，前三十年我們對人力資本的需求主要是農民工，因此要不我們的大學生、孩子們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平均工資比農民還低，因此要想解決大學生就業難，首先要解決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和真正能夠吸納大學生的白領精力工作的創造問題，第二個問題大學生就業難確實有更直觀的問題，現在我們大學生面臨的困境是什么呢？也包括高中生、也包括大專生，也包括大本生，也就是正規教育的學生找不到工作。
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的學生他的工作是百分之百的就業，那么這樣一來我們會發現，也就是目前企業、產業和整個國家的轉型需要技能、需要經驗、需要職業教育，說這個問題我們會發現，也是我非常同意劉元春教授剛才講的，它是個結構改革調整的問題，那么我們會發現，速度下來了，研發強度上去了，也就是去年我們速度下降了7.7%，但是宏觀的研發和試驗支出占GDP的比例卻上升到1.97%，其中的貢獻74%是企業的貢獻，也就是速度下來了，日子難過了、競爭加劇了、企業要想活下來，它開始進行新的概念、新的產品、新的技術、新的市場的創新。我們說速度下來了，服務上去了，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發現，速度下來以后，企業要想生產，要想降低生產成本，比登天都難，那么企業就開始向商流、物流、人流、資金流、信息流開始用服務化的方式來降低他的成本，用外包的方式來降低他的成本，因此我們會發現，現在服務增加只占GDP的比例的開始事顯著上升，那么另外一個方面呢，我們會發現，速度下來了，民生改善了，也就是我們會發現，過去十年，GDP是10.7%，人均是9.4%，城市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是8.6%，農村是7%，那么去年我們會發現，速度降到7.7%，城鎮人均收入上升到9.6%，農村上升到10.7%，也就是我們會發現，而今年上半年，我們會發現，城鎮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又重新降到6.5%，那么怎么才能夠鞏固速度下來了，民生改善這么一個新的趨勢呢？也就是我同意劉教授講的我們要深化改革。那么從目前我們的轉型之痛也就是不管是國家還是地方，不管是企業還是大學，還是我們每一個學子，我們都面臨著脫胎換骨的轉型之痛。那么從企業來講，我們會發現，缺訂單、缺人才、缺技術、缺資金，缺規范的轉型困境，是我們下一步要下大氣力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們會發現，中國確確實實到了一個新一輪改革開放新三十年這么一個轉折區，那么在我們的調研中間，我們會發現，中國正在慢慢的區分出新經濟、新產業、新模式，和舊經濟、舊產業、舊模式，這么一個新舊經濟、新舊產業、新舊模式的分割。因此呢，也就是不管是大學還是個人，我們都得考慮一個問題，我們究竟是舊模式的延續還是新模式的開始？確確實實也就是我們遇到很深的感覺就是中國到了一個轉折，那么這個轉折出現的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中國新需求結構正在形成，也就是前三十多年，我們是在溫飽都沒解決的情況下開始起步，今天我們會發現，我們不僅解決溫飽，而且我們正在全面建成小康，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突然會發現，我們的消費轉型正在從前二十年，重點是解決吃穿。過去十年，重點是解決住行。和未來的三十年，我們重點的開始步入也就是我們講的消費的多元化和更加的講究生活品質，這么一個新的階段，而且我們會發現，我們的中產階收入人群，按照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話來講，也就是我們的中等收入人群將出現快速的倍增，按照他的研究，我們的中等收入人群將倍增到6.3億人，也就是有6.3億人都要渴望購買好的產品、好的服務按、好的創意，而不像我們過去三多年，我們只買便宜，那么我們說，有什么樣的消費者就有什么樣的生產者、什么樣的需求結構就什么樣的供給，我們會發現，如果我們不轉變，我們國家將出現的新需求結構將會為全球跨國公司帶來新機遇，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就是我們國家要轉變核心問題還是如何實施供給管理政策，加快推動供給轉型升級這么一個重要的階段，那么在這個階段中間，我們需要改革，改變我們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結構，我們需要規范我們的市場秩序、我們需要推動我們結構性的減稅、我們需要我們規范取消和降低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我們要促進產學研的聯合研發、我們要推動金融為實體經濟轉型服務，并且我們要加快推動綠色的轉型，那么在這情況下，中國才能夠真正進入一個高收入大國、一個全球負責任的大國、一個法制大國、和一個低碳綠色可持續發展的大國，也就是我們突然會發現，我們在座的年輕學子，很像我當年我們再次站在了1978年一個新的起點上，所以說我們也祝福大家，能夠看到這么一個時期的到來，謝謝！
主持人：好，感謝張燕生教授的精采演講，中國還將面臨5-8年的一個痛苦的轉型期，但是如果這樣的一個轉型成功完成的話，中國將會迎來下一個三十年的輝煌，再次感謝張燕生教授精采的觀點，謝謝您。剛才我們大家一起聆聽了兩位教授對于中國經濟增長以及中國經濟發展自己的觀點，元春教授更多的在關注趨勢，張燕生教授更多的在關注戰略，那下面的時間將會是我們全場、我們大家一起的時間，將會進入互動的環節，首先我們有請4位在臺上參與我們互動的嘉賓，我們有請元春教授、有請張燕生，同樣我們有請兩位本場的媒體觀察員，中國新聞周刊編委楊中旭先生，有請經濟之聲的觀察員丁玲娜，有請四位。好，我們聽臺上的嘉賓說太多了那下面我建議我們先聽一下臺下各位觀眾、各位同學們的問題，大家有問題可以隨時舉手。
聽眾：我們國家進年初開始實施新的標準，也是以這樣一個效益，但是這個效益就目前來看，大家認為的確是對全球的資本市場對帶來一定的沖擊，那么這個沖擊也就是，美國銀行會從它的全球的投資戰略會有一定的回收，那么比如說這幾年里面，我們會看到，美國銀行甩賣了建行的股份以及今年甩賣分行的戰略投資股份這些，那么都體現出美國在它一系列股權投資上面，出現了一些調整，那么這個調整來講，一方面是巴塞爾這個協議的實施，第二個是美國新監管法案的實施，當然這是三個，目前整個新一輪機構對于退出所帶來的市場還有前期的一種調整，實際上就是我們對于明年整個基本市場的影響來講，可能關注點更多的是在退出，那么對于美國巴塞爾的實施來講，就是從經驗來看，目前來講，比如說像中國嚴格實施這個協議基本上沒有感覺到，當然還有下一個就是下一個政策是歐洲這一塊，銀行業監管的統計和統一標準的調整，那么這個可能我們想，有可能會產生一些疊加的效應在里面，那么對于外匯市場來講，我們認為如果從經驗來看，巴塞爾以及院內最早巴塞爾協定的實施對于外匯市場上的政策來講還是比較緩慢的、輕微的，但是今年所看到的，所帶來整體資本市場的流動格局的變化和外匯格局的調整，比如說我們所看到的印度貨幣接近30%，印度尼西亞是20%，這些就是整個新興經濟體平均是20%-30%的樣子，我們認為這個影響是很大的，所以說我就是想把這三個放到一塊來考慮可能會更全面一些，我就講這些。
主持人：我們也想聽一下兩位媒體評論員的問題和你們的觀點，我們請一下楊中旭先生，剛才聽了兩位教授的發言，有什么特別想跟他們兩位交流的么？
楊中旭：是這樣，今天應該說我非常同意張燕生教授的觀點，我們需要一些政策，那么速度下來了，但是我們看到我們這邊成績下去了，美聯儲提升貨幣政策的時候，是看兩個觀點的存在，一個是失業率，一個是CPI，這個都和民生的指標，這個是最關鍵的民生的指標，它并不特別的關注這個GDP的增值，那么但是我有一定的疑問對教授的報告有一定的疑問，我希望能夠得到解答，是表由于管但是不是特別的關注，GDP的番薯，但是我有一個張燕生受一個我想問一下，就是說，一個是我們人口結構，是不是有很大的問題，那么您剛才提到，2011年的時候我記得是絕對的這個2012年絕對的勞動力出現了下降，那么它的這個是比較敏感的數字是15歲大64歲，如果我們算60歲作為一個坎的話，我看到一個數據，大概是從7、8個人養一個老人，到2030年如果我們的生育政策不變的話，那么是兩個人養一個老人，這樣的話負擔太重，經濟是很難再起來的，但是我們看到我們的滋生政策長期以來，遲遲沒有根本性的變動，那么這個是不是影響到，今天我們的話題是增速，那么這個是不是影響我們長期的一個潛在增速的根本原因呢？另外一個問題是08年金融危機之后，統計的發達經濟都在進行修改，那么我們關心一下我們修改的過程，經過長達5年時間的修改，他的企業基本上恢復一個活力，但是我們的企業的覆蓋率，剛才您也提到了我們的覆蓋率可能達到GDP110%，覆蓋率非常非常之高，并且企業的增產覆蓋率這五年變的非常的快，這樣的話會不會希望對我們未來的經濟增速造成很大很大的沖擊，很明顯，也就是說，實際上也許沒有那么樂觀，尤其是我們一些改革的措施，實質性的改革措施，無論是采取體制改革、金融體制的改革、土地方面的改革等等這方面的，國企方面的改革都還沒有邁出實質性的步伐，生活供給面的，生活紅利方面的改革還沒有實質性的開始，那么是不是在這幾個因素的疊加下，形成我們的這樣自搞性的增長的結論是不是值得商榷呢？也許增速增長的更合適？
劉元春：人口是一個重要的基本存量的，當然人口里面還有更重要的一個參數，叫人力制度那么所以說這些年里面，我們都會看到，以往我們對于人口結構的這種變化的關注，就會發現就是說來總結過去的這一個全世界的增長，發現這個規律不像傳統，特別是像無電時期馬上明顯，為什么會在這個時候修整呢，原因就是說大家發現人力資本的這一個附加人力資本的勞動力是決定未來增長更核心的問題，目前對于中國人口的拐點性的變化，可能總量和結構這都是有問題的，說這個趨勢性，大家都能夠達成一致性的認識，但是大家一定要記住就是說，剛才我講的一個在解釋近三十年世界經濟增長的這個趨勢性的變化里面，人口的決定量總量的解釋性越來越差，那么就是，人力資本是核心，那么從中國本身來講，我認為就是說，在過去幾千年，雖然教育存在問題及但是人力資本的制度是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亮點，那么我們為什么在世界制造的工廠沒有在印度出現？而在中國出現了呢？不是因為簡單的說中國人多，就在中國出現，那么與中國的人力資本的提升和九年義務制教育的普及是密切相關的這是我們研究的很重要的一項，所以說我們考慮到人口的這種教育結構和人力資源未來積累的這種狀況，那么我們就不能夠從人口簡單的把它等價為一種增速，這是我回應的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就是我們所講杠桿率和債務率這個問題來講，第一個中國的杠桿率并不高，這是可以，第二個雖然這些年增速很高，但是決定值還并不是很高，這是我們要看到的第一個，第二個就是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說我們經常會談到的這種短期的債務率和金融的問題的卻是我們改革的一個重點，特別是這幾年，我們金融改革肯定是一個核心推出的東西，臺稅體制改革也是核心要推出的東西，那么他重點就是要解決我們目前所面臨的這些問題，那么這些年里我們增速下滑跟這個事是有關，但是這個問題絕對不是一個長期問題，不是一個中長期問題，它是一個我們講的一個短期和中期，應該說是在5-3年能夠解決的問題，原因是什么？我們可以簡單的回顧一下，我們比如說在2001年的時間里面，我們的第這一個金融的問題，我們當時的銀行，按照我們試航的公布是30%幾，政府的這種覆蓋率，按照當時來講是20%多的是嚴重的問題，地方政府，然后企業的這個債務的這種惡化，比現在可能，根本就沒見過這種狀況，但是我們就會發現在2001年這么嚴重的問題的時候，但是我們通過2002年-2005年的各方面的進改革，實際上我們得到了逐步的改善，那么我們所看到目前的指標，銀行的指標，以及我們核心企業的這種資產覆蓋的這種狀況，那么目前來說，如果說這些數據沒有做假的嫌疑的話，那么是世界上最好的，這是毫無疑問的，所以我們簡單的說，就是因為這些問題，能夠來影響我們對于未來這種中長期的看法，我覺得他可能不成立，但是我剛才也講了，中長期的判斷只是我們對最基本鏈的一個基本分析，但是基本連這些要素如何組合？要取決于我們的質度，取決于我們短期的這種結構性的態度的方案，以及我們應對這些周期性因素，和誘發了這些因素的政治的定律，那么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剛才張老師也談到過，應對的好，我們還可能再現三十年的輝煌，當然應對的不好，那么我們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現情，那些現象等等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說這就是說我們講的第一個要考驗我們的改革的智慧，政治的有情，當然另外一方面我們還要提醒大家的，還要有一定的耐心。
主持人：好，在我們報告會進行的同時，也有很多微博的網友在來參與我們的互動提問，有一位實名威武這位微博的網友提問了一個問題，想請教張燕生教授，經濟增速和我們的轉型升級是否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嗎？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張燕生：實際上我們過剛才講大的過去十年是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那么中國經濟GDP的增長速度是10.7，那么過去的GDP增長10.7，由幾個因素在，一個因素是美國的金融和房地產泡沫，美國的金融和房地產泡沫在2002年-2008年，把全球的GDP從90年代的3.5，既拉高到4.5，拉高了一個百分點，也就是我們突然會發現，過去十年的繁榮，有一定含義上的全球非物質性的繁榮，帶來的泡沫繁榮一體化，這是第一個。那么過去十年呢，我們說繁榮的第二個因素就是WTO的效益，WTO的效益是什么效益呢？其中包括2001年IT泡沫破滅和2001年中國加入WTO那么2001年由于IT泡沫破滅，全球的國際資本投資，下降了53%，全球投資者下破了膽，而且下降的跌勢一直持續到2004年，但是2001年以后全球投資中國一直不限，那么投資中國做什么呢？有相當一部分到中國來是成本驅動，拿你的農民工，拿你的土地，拿你低標準的環境，加工組裝，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我們沒有事先沒有想到的，第三個因素就是剛才我們講的，中國的消費升級，也就是說中國從吃穿轉變到住行，要買車，要買方，要買手機，這三個因素加起來，我們過去的十年，很大程度我們的增長，我們的產能和我們很多的表現，是包括了這三個因素的，包括了泡沫因素，那么我就做了一個假設，如果過去十年，我們不把他變成一個增長的環境，如果過去十年，我們能夠堅持2002年入市以后承諾改革處，開放處改革、開放處發展，理智我們的改革和調整，包括我們公民收入再分配結構的調整，包括這個從前的廣告創新驅動等等，那么這樣以來的話，我們的GDP可能會下降，從10.7下降到8.7，那么會發生什么呢？會發生我們過去十年的增長不是10.7，而是8.7，但是我們未來三十年的長期增長潛力就可能像劉元春教授講的保持8%，沒問題，但是由于我們追求了，仍然在這個時期我們還是保持了一個比較高的速度，10.7，那就意味著我們未來的三十年和我們未來的五年，按照元春教授講的7%-8%，能不能保住很難講，那么這樣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剛才的問題是究竟是速度和調整，速度和改革，有沒有內在關系，我的回答是調整期是肯定有的，短期的穩定增長中期的結構調整，長期的體制改革對中國這樣正處于轉型中和起飛中的國家，我認為中長期的調整和改革是最主要的。
主持人：好，感謝張燕生教授，我們不能孤立的把增長和調整作為一個二元化的魚和熊掌，或者可能有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我們現在少吃兩口魚是為了將來能夠得到一條更大的魚和熊掌，好，下面的時間交給現場的朋友們。還有哪位同學有問題。好，這位同學。
學生1：謝謝，兩位老師好，一個是咱們中國的政府下一步都是改革，關于經濟、和政治的，邏輯順序是先還是后。還是同步，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如果在改革過程中，有利益集團來阻攔怎么去面對，好，謝謝。
主持人：好，我們時間的關系，重點回答第二個問題，怎么面對現有的一些利益集團？
劉元春：咱們是政府官員不便回答這個問題，我來簡單說一下，我記得我在經濟學院第三季度的報告會上的主題就是要想改革必須打擊利益集團，所以這個題目來出現的，那么為什么就是說，我們在學術里面，有一個概念就是說法權關系在很大程度上要遵循于一種經濟權益，這個套的權益，和政治權益，也就是說這種利益結構，權利結構決定了法權關系，如果一個國家，不進行利益集團的這種重構，進行這種實質性的這種權利的這種關系的重構，貿然的進行法權關系上的一些改革和調整，那么這些發權關系的調整是會流入形勢的，所以說我們回顧過去，我們有沒有頂尖涉及，我們有，我們有沒有大量的一些改革，我們也有，但是最后我們會發現，過去十年很多是上厲下不行，我們很多的一些改革都流于形勢，比如說我們的兩個36條歸公原因，都被脫離我們的常規了，為什么呢？因為這里面權利體系沒變，利益關系沒變化，利益集團沒得到調整，所以說我們講的在目前這種格局下面，那么我們的執政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通過這種勵志整頓行政板塊的重化和重構，來強烈的打擊傳統的這種利益結構，通過傳統利益集團這種權利的這種削弱，和力量的削弱來推扶持新興的利益集團和新興的集團，然后在這個過程中間，來推行我們大幅度的改革，那么這樣我們的改革才會有他的支持的力量，有他的實施者、推行者而不完全是一些反對者，所以說我們經常講的這一個關系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歷朝歷代，要出現這種中心現象，勵志改革，行政規劃重構是一個很重要的要點，所以就簡單說這些。
主持人：好，下面我們有請我同事經濟之聲觀察員，丁玲娜，看看她有什么問題。
丁玲娜：剛才兩位專家包括我們的觀察員都提到了改革這字，然后說一個具體的領域，我看到一個觀點，想請教兩位專家，就是認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還是還是在三架馬車當中，是投資會擔任一個很主要的角色，不知道您是不是同一這樣的觀點？那么具體說到投資，我們怎樣用改革來煥發民間投資的活力？
張燕生：按照增長模型來講，毫無疑問，要想把蛋糕做的更大，投資也就是更高標準、更高水平的資本形成，對我們未來的發展產業是很重要的，但是他確實平衡也很重要，生產東西誰買呢，要老百姓，所以這兩個東西我覺得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實際上來講，我就覺得我們中國有什么優勢呢？我們中國老百姓特別好，他把每一個銅板都節約下來，節約下來儲蓄起來，儲蓄起來呢，也就是我們下一步需要一個好的，把老百姓辛辛苦苦存下來的錢，能夠投資，通過一段好的金融體系，好的資本市場，好的制度、市場能夠投到更高效率的地方去，這個是我們下一步要做的，也就是過去10年我們重要工業發展資本信息是比較高的，資本利用效率是比較低的，那么下一步也就是我們的人力資本的能不能更高效率，我們的物資資本能不能更高的效率，我們的社會資本能不能更高的效率，這些東西要靠什么呢，首先要靠市場的機制，讓競爭的壓力使大家更高的引領，另外一個方面也確確實實需要調動，老百姓要好日子要創業、創意、創造，那么這些東西我就覺得投資，核心的問題還是投資的指標。這句話我想解釋一句，三駕馬車也就是說我老覺得這個頭怎么看出頭的經濟的貢獻，我們這也有一些教授對這方面有很好的研究，我們有一三種方式衡量，第一種方式就是我們今天的方式衡量，用進出口衡量，我們會發現，效率不好，為什么說效率不好呢？我們的手機是華為，假設他是蘋果，你會發現中國制造、中國出口他的附加值中間，絕大多數都是中國的，還有一種是所有權，用所有權來統計出口的貢獻，美國人是不高興的，因為美國人現在說，我有太多的逆差，如果用所有權來衡量，美國有太多的逆差，第三種就是增加值衡量，也就是說，這個每出口一個單位的蘋果的手機究竟對中國的貢獻是多少，如果用增加值統計，可能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遠遠低于今天的榮光經濟學告訴我們用進出口的貢獻，所以這樣一來，你發現中國難道真是像大家說的那么依賴外需嗎？
主持人：好，謝謝張燕生先生，下面還有哪位觀眾和同學有問題，可以舉手。
學生2：各位老師好，我的問題是關于經濟增長和轉型與法制的關系，我們知道目前經濟增長是處于一個波動變化的時期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發展似乎不完全遵守固有的經濟規律，那一系列的波動及不確定性讓我們缺乏理性的預期，既然缺乏理性的預期，那么這樣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相關法律無法進行歸置的，難免會有一些與現行法律相背的事情，我們知道法律可以為經濟發展助力，但有時又難以適應其快速的發展變化，那么在這樣的情況下，在經濟領域中，法制的體現在哪里？法制怎樣才能更好的助力經濟發展、經濟增長，我想聽聽各位經濟學家的意見。
主持人：這位同學你是學法律的嗎？
學生2：是的，我是法學院的。
主持人：好，也感謝法學院的學生來旁聽我們經濟界的報告會，兩位專家哪位來看一下這個問題。
劉元春：我來回答這個問題，我想就是說，市場經濟首先就是法制經濟，法律或者說一種獨立的第三方監督和產權的這種明細是資源配置的一個前提，如果我們這種產權不明晰，第三方監督釋放，那么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的交易，我們的資源配置就失去了他的方向，失去了他的準期，那么資源就會錯配，就會有風險，這是我們經常會談到的一種常識性的問題。那么在過去很多年里，我們是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通過培育市場主體、理順價格關系來培育我們的市場經濟，那么由政府來做這些事情，到今天我們就會發現，培育者自身往往成為什么，拔苗助長，成為催苗者，成為擾亂市場的人，就是說他有一種二層被動，我們經常講的國家這一個位置，他具有暴利潛力，他一方面可能為大家服務是另外一反應他有可能掠奪大家，那么因此我們經常會談到的就是法制最核心的就是約束，政府的權利，所以我們未來的時代，我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要重構政府的邊界來塑造市場，通過政府權利的約束，使他們遵守法制，就是說不僅僅是它要幫助法律，更重要的是要遵守法律，按照我們現在通俗的觀點就是要把權利放開，要遵守我們的憲法等等這些，那么我們講的最寬泛的一種理解就是我們政府要通過自身的改革，自身的重新定位，給予市場更寬闊的空間，給予市場運行更明確的這種邊界和利益界限，而不是自己成為市場運行的一個主體之一，所以從這一塊，我們發現，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不僅僅是我們現在講的行政審批權利的這種下放，簡單的打擊腐壞，或者說簡單的進行一些個案的嚴重懲處而是說一些系統性的結構，好我就回答這些。
主持人：好，謝謝，現場還有哪位同學有問題。
同學2：有人說中國的快步崛起是得益于以美國為主他們主導的建立的全球化的秩序，這個立業其實是很多，比如說剛才劉元春老師說的外貿所創的GDP占我們GDP總量的60%以上，然后現在美國也正在構造GDP和TTIP，那么也就是說美國有能力破壞他為主創造的全球化秩序，那么在這樣一種形勢下，他應該如何應對，他是應該繼續推動全球化的進程還是和美國一樣去構造一個小團體，我想聽聽各位專家的意見？
張燕生：非常感謝這個問題，我們看看經濟史，我們會發現，很多的經濟史的故事是一樣的，兩個歷史，歷史他經常會傳遞，我們說第一次全球化是什么時候呢？是1870年到1963年，那么第一次全球化是誰推動的呢？是英國推動的，英國為什么要推動第一次全球化呢？是英國相信他有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技術，他有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慘烈，他可以打遍天下無敵手，他可以做日部落大帝國，因此從1870年開始，英國在全球推自由貿易，在全球國際推國際金融，開始在全球推放，最后在這個時期，英國得到了好處了嗎？沒有，英國成了最大輸淑家，誰勝了呢？美國勝了，為什么英國推動全球化，英國推動自由貿易，美國人勝了呢？道理很簡單，就是在這個時期，剛才元春也介紹了，也就是當第二次產業革命到來的時候，英國忙于海外擴張，忙于打鴉片戰爭，最后完全忽視對新科技革命的產業和技術投資，然后英國在這個時候，就會發現，他想得全球化最大的紅利，他卻在這個時期，由勝而摔，那么這個時候美國為什么會成為全球化的最大的贏家呢之就是因為在這個時期，美國充分把握第二次資產產業革命的技術，因此你剛才問的問題也蠻有意思的，也就是說這一輪全球化是誰推動的呢，美國推動的，因為美國相信他有全球的軍事和政治和精細的霸權，有金融和貨幣的特權，因此全球化一定，全球化紅利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國，但是我最后現在一盤點，這場危機美國人發現，怎么美國陷入危機十年才能怕爬起來，中國形勢一片大好，為什么呢？最后美國講，那一定是我推動的全球化失控，沒有在我的控制之中，因此中國才能夠享受到全球化的好處，因此TPP美國是要重新用TPP的方式，重新建章立制的方式來實現全球化控制，然后重新希望贏得全球化紅利的最大化，那么中國應該怎么辦呢？如果中國也像美國搞小集團，跟志同道合國家搞開放，而對全球其他國家搞封閉、搞排它，那么中國還是中國嗎？這5000年文明，難道給我們的教育是這樣的東西嗎？我相信中國人絕不會，中國人還會高舉全球化大旗，還會高舉全球驅動、市場化驅動、創新驅動，還是會照顧窮國、窮人、窮地區，這樣有可能是第二國的GDP的駁議，中國不但沒有被稱為最大的輸家，他可能第二次像WTO那樣會成為贏家，因此我們需要大智慧，美國人的做法是不好的。因為哥們今后會有矛盾，今后的沖突會有，我個人覺得中國人這些問題還是從長遠角度來想。
主持人：好，謝謝張燕生教授，抓緊時間問一個我個人想問的問題，請問一下劉元春教授，關于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剛才兩位我覺得整體還是謹慎樂觀的一個態度，但是我也看到很多比較悲觀的說法，比如很重要的一個集中點會在風險上，就是因為增速減緩所導致特別是金融方面的風險，比如說我們看到現在有大量的地方債，我們看到有大量的這種不是很規范的這種融資的行為，還有大量的這種虛擬化、泡沫化的這種資本在里面，如果我們保持一個比較高的增長速度，我們可以忽視這些問題，可以用速度把他們帶動，而增速降下來之后，就會出現很多的麻煩，包括一些違約，所以很多人也就此產生了中國的經濟增速下降之后將面臨非常非常大的風險，甚至有很多不可逆的一些結局等等，元春怎么看這個問題？
劉元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也就是說中國是不是快速降速之后，能夠轉軌，還是說適度降速之后能轉軌，還是說保持高速能轉軌，這是幾個策略，那么我想第一個高速轉軌是不可能的，為什么？因為沒有高速的這樣一個基礎。第二個快速主動降速，像很多人講的我們的經濟降到4%-5%，那么我們轉軌就可能會成功，那么這里面可能就會有一些誤區，那么這些誤區就是說，第一個如果GDP增速在4%、5%的話我們企業的盈利到底在什么區間，這是我們必須要確定的那么我們如果從過去的一些歷史來看，以及中國的結構來看，可能中國的虧損面會達到30%左右。那么也就是說銀行的貸款賬可能會馬上就會上來，那么也就是說我們一些債務的問題變小，當然也有人會講我們馬上把房地產價格降下來，降個40%、50%，那么這個導致的結果就是怎么樣？70%有房子的人這一下心里面很郁悶了，想買房子的人是10%，有房的人70%，這里面的反差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大家可以想像，但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反響方式是什么？就是地方政府再也賣不出土地來了，那么地方政府可能就像美國政府要關門了，要破產了，那么這個問題可能就大了，我們就會發現原來我們本來可能在利用時間，利用未來的發展，能夠逐步環節我們的債務問題，突然一下我們就拿著一個鋼針，對準我們這些泡沫和這些問題，猛刺，傷口也暴露了，最后發現，還感染、膿化了，全身都出問題了，所以說我們發現一個就是說，快速的降速來進行轉軌的方案是不對的，那么因此我們一定位的一個方案就是適度降速進行轉軌，這里面一個最簡單的比方，中國經濟好像一個環形弧道上面的一個高速形勢的車輪，我們現在說要編變一個轉的場地，有人就講了，你要變場地，你應該降速才能變場地，結果把這個速度降的很厲害，我們就會發現這個跑道上面的車輪，當獨輪車，最后速度降到一定程度，不是說它去轉軌了，而是它啪的一下跌下來了，所以說我們還要一定的速度，當然這個速度是什么？我們需要不斷的試觸，而不是信念的來認定哪個速度是適中的。比如說我們原來認為可能7.5%不好，可能有問題，但是現在發現7.5%也還不錯，剛才張老師已經談到我們的這個CPI二點幾，我們新增就業725萬，也不錯，我們通過不不斷的實驗可能發現7.5%-7%也是一個可以選擇的東西，那么當然，我們是不是主觀的說，你應該把他降到5%，那這個問題就嚴重了，為什么我們還要有一些科學的推算和一些邏輯的認識。
主持人：好，感謝元春教授，應該說中國的經濟需要的是一個合理的、有效率的速度，當然我們更需要的是一個良性發展的格局和有持續發展的潛力，正像世界銀行行長金庸所說過，我不必為中國經濟數據所擔心，我們更應該著眼于長遠，那么面對中國這個大國經濟的增長，在探討速度問題的時候，我們確實需要長遠的眼光和戰略性的全局觀，好，時間的關系，今天我們報告會就要告一段落，非常感謝劉元春院長，感謝張燕生教授給我們帶來的精采觀點，同時也預告一下，明天下午14：00，我們《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十月談》系列時事報告會的第三場仍然在中國人民大學來舉行，地點是在逸夫樓2樓舉行，第三場主題價格談物價漲到何時休，也歡迎廣大聽眾，還有網友，從經濟之聲頻率、央廣網、新浪網等等各個渠道來繼續收聽收看和關注，期待再次相會，再見！
編輯：雨林
猜你喜歡
央廣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