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西安5月23日消息 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如果沒有高考，我可能還在農村（當）民辦教師。那時我一個月18塊錢，當時我們家生活條件已經改善了。我回去透露出來要考大學，我爸媽不同意、三個妹妹不同意，最不同意的是我哥跟我嫂子，‘你走了，這一家人咋辦呢？’”苗文明回憶說。

　　苗文明接受記者采訪

　　62歲的苗文明已經從延安中學退休。他清晰地記得40年前恢復高考的消息，給他和全家人帶來的強烈沖擊：是守住這每月18塊錢的工資，還是到未知的世界去看看？他掂量出了輕重。“縣城我一同學的爸爸是教育局的，知道這個消息后跑來跟我說，趕快復習，馬上恢復高考。底下人誰也不知道怎么考，復習能復習什么？無非就是高中課本，一本代數、幾何、物理、化學，就這幾本書。每天晚上別人睡了，我在那兒看。晚上看的得瞌睡了，頭拿涼水一洗，不瞌睡了再看。”

　　在那個年代恢復高考并沒有完全消除人們對擁有知識的疑惑：那么多有文化的學者、有知識的青年，不還是在延川的溝溝坎坎刨土么？不是都說知識越多越反動嗎？

　　看著兒子癡呆呆地就要高考，媽媽問他考上大學生活會比現在當民辦教師還要強？苗文明告訴媽媽，肯定能有好光景。媽媽幫著瞞過家里的7位反對者，支持他偷偷參加了高考。

　　苗文明說，“家家戶戶那時候墻上都有廣播，廣播上通知體檢。體檢完后搞政審，學校、公社都蓋章。我哥是村里的大隊書記，（大隊的）章他拿著，不給我蓋章。我拿鉗子把那個鎖子一扭，拿出來自己蓋上。”

　　苗文明帶記者前往當年執教的村莊

　　等待總是讓人心焦，每天出工都不停地眺望村里通往外面的那條路：“正月十六我就拿倆筐子擔糞，上到半山，溝底下郵遞員來了喊我，一聽到這個消息，我把扁擔一丟，兩個就這么大的筐，從山里在前面往下跑，我在后面（追著）往下跑。我跑下來把通知書一看，我報的陜西師大數學系、化學系，怎么錄取的是生物系？什么是生物我都不知道。但我一想，反正上大學了，走！”

　　苗文明是延川縣南河公社在1977年考上的唯一一名大學生，但家里人卻沒覺得自豪。當晚他家窯洞里坐了滿炕的人。買了車票還有個問題，家里人不讓走。苗文明買了兩瓶酒，把酒一拿，往炕上一放，說：“你們都聽著，大學我考上了，票我也買下了，明天早上我就走了，誰也擋不住，你們就不要擋了。”

　　苗文明自己喝了壯行酒，一早坐車到延川，再轉車上延安，歇上一宿，又換上長途汽車到銅川，最后轉火車奔了西安。到了西安火車站，他一眼就看見了陜西師范大學紅燦燦的迎新大橫幅。那一刻，苗文明覺得此前所有的倔強、執拗，都劃得來。“我到陜師大以后，再不回家沒路費了，我去了再回不來了，沒有問家里要一分錢。當時在校園里，我去（報到）穿的什么，再就沒有換過衣服，可以說是穿得最爛的。”

　　在西安公路學院工作的二哥答應，可以承擔他上學的花銷。“一開學教材要收錢，第一年我沒有錢，我去問公路學院這個（哥）給二十塊錢。結果我哥說他也沒有，他給我借去，第二天他給我送過來了，這一次以后我再沒有問他要過一次錢。”

　　陜北的困苦，困不住信天游嘹亮在溝峁之間，物質的匱乏絲毫沒有影響求知的快樂。宿舍里像比賽似的，看誰讀書睡得晚，起得早。苗文明們就像遭了年饉的蕎麥苗子，一沾雨露，就蒼翠挺括。“原來當民辦教師，要看書沒有書。現在有了書，確實很珍惜。我四年八個假期都在校不回，像中國通史、紅樓夢，圖書館啥書我都借著看。”

　　苗文明的畢業證書

　　1982年元月，苗文明從陜西師范大學畢業。回到陜北，在延安中學執教生物。“這是畢業證書，78年2月至82年1月，在我校生物系修業四年期滿，準予畢業，我82年元月18日跑到延安中學報到。”這一年，黨的十二大確立了教育在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戰略地位。

　　村里人覺得，念了四年書還是回到山旮旯里，也飛不高。后來苗文明讓老娘坐著飛機從延安飛到西安，這事兒在村里可鬧出了動靜。“1986年我生了兒子，我（把她）從延川接來看孩子，住了幾天我說，‘你坐飛機到西安轉轉去’。去了以后，她要回去，‘我回去給他們夸，我坐過汽車、坐過飛機、坐過火車，我比他們活得強’。”

　　這下像苗文明那樣上大學，成了當地人供孩子念書的動力。“畢業后我到延中教學，教了三十幾年，培養出去的學生也比較多，個人生活也比較好，對國家來說貢獻也不小，培養了很多學生”，“這些學生，這叫李冰，這孩子當時演過電影，這個叫孫衡，現在在上海復旦大學。這個叫張東勝，現在工作在舊金山。現在這些學生，他們的孩子基本都已經上大學了，所以現在已經兩代人了。這個蘇東朝，上學的時候，整天都背一盤象棋，最愛下象棋了……”

　　退休后的苗文明，仍然在當地一家私立中學任教。他說，其實自己的履歷表特別簡單，從一個講臺換到另一個講臺。在他的心里，沒有什么比教后生們念書長本事，更重要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