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川一中北校門外的“陪讀小區”

　　去年8月，張英作出了她人生中一個重要的選擇——放棄穩定的工作，陪兒子讀高三。

　　同一時期，楊金梅夫婦一狠心關掉了在北京開了十幾年的門窗店，跨越了大半個中國，陪高中的兒子回到江西老家。

　　王芳菲放棄了“30萬年薪”副總的工作，操起十多年沒摸過的鍋碗瓢盆，陪獨生女兒度過高三這一年。

　　而早在8年前，席雯就辭去小學教師一職，帶著3個孩子，從廣東一路北上。陪讀的她送一個孩子上了大學，眼下還剩下兩個孩子。

　　來自四面八方的她們有著一個共同的目的地——有約萬名學生的臨川一中。這個地處江西中部的中學，每年近4000名的高考生中，有二三十名學子考入清華北大，最多時占全省清華北大名額的三分之一，被稱為“神話中學”。

　　學校所處的上頓渡鎮也因此被激活。這座小鎮因為工業稀少而天空湛藍，目前在鎮上發展最快的產業是房地產。在臨川一中三個大門外，分布著一圈冠以“錦繡前程”“一品世家”“名人公寓”“學府世家”之名的小區，防盜窗上懸掛著“包吃包住”的條幅。每年開學那幾天，上百名房東在學校門口舉著牌子，就如在火車站接人一樣，尋覓租戶。

　　圍著“巨無霸”學校輻射開的，是牛奶店、果蔬攤、雜貨店、書店、快遞店、理發店、通信服務網點……所有的店鋪與學校的作息保持著同呼吸般的運作。

　　在全校萬名學生的身后，是數千個陪讀家庭。她們被稱為現代版“孟母三遷”。這些“陪讀家長”有著共同的口號——“一切為了孩子”。

　　“孩子是上戰場的士兵，我就是后面炊事班的班長”

　　4月22日清晨6點，天空已經明亮，3個孩子的房間靜悄悄，張英的手機鬧鐘已經響了。她常常比鬧鐘醒得還要早，這是來陪讀的第一天“落下的毛病”，生怕錯過了孩子起床的時間。

　　9個月前，她辭了工作，從相距200多公里的縣城趕來，專門照顧升入高三的兒子小林和另外兩個同鄉孩子的飲食起居。

　　午休時的教室

　　盛滿三大碗粥，剝好水煮雞蛋，睡眼惺忪的3個孩子才打開房門，一個接一個地去洗漱，吃早飯，離開家門。

　　張英家租住在臨川一中新校區北門附近，離學校只有一墻之隔，從四樓的陽臺上望出去，可以看見學校的食堂、體育館和宿舍樓，也可以看見學生從蛛絲密布的巷子、樓門走出來，像無數小溪流匯入大海一樣，匯入這所學校。

　　這是4月一個平常的早晨，但對張英而言，距高考又近了一天。盡管家里沒貼出高考倒計時，她總能準確地回答出距離高考的天數。在她看來，高考是一場“戰斗”，“孩子是上戰場的士兵，我就是后面炊事班的班長”。

　　他們無需為洗衣服、做飯、洗碗這些瑣事操心，也沒細想要去哪座城市、讀哪所學校哪個專業，眼下他們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學習。

　　在臨川一中，學習這件事，被嚴絲合縫地安排進了學生的每一分每一秒。

　　學校的作息時間表就像一把小尺，讓張英每一步行動都要卡在合適的時間，精確無誤，才能保證孩子不落后一分一秒，即使周末也不能停轉。

　　此前從事文書工作的她，為此專門寫了一張“注意事項”的紙條，貼在廚房門口。在她偶爾需要回原單位辦事時，需要用這張單子提醒來代班的妹妹。

　　在這張列著時間的小紙上，每一步都必須與學校的時間表保持在10分鐘之內的差距。這意味著，中午12點放學后，12點10分必須做好“三菜一湯”放在飯桌上；下午5點15分放學后，必須在5點20分保證飯菜上桌。

　　因為到了飯點，除了少數學生在食堂吃飯外，幾千名學生會從教學樓涌出，向東南北三個門走去。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行走緩慢，3個孩子要花近10分鐘才能回到一墻之隔的家。

　　看著潮水般的人流，住在北門外第一排樓房的張英才覺得，自己租這個房子是“很英明很實惠的”，雖然她有時會抱怨自己住的這片區域是農民的拆遷房，沒有形成小區化管理，20棟“握手”樓還經常停水。

　　與這片簡陋的居民區相對的，是學校南門外的新式小區，有小區大門、圍欄，樣式規整的高樓間有綠色草坪。盡管“好壞”很大程度上是由房子與學校的相對位置來決定的。比如校門正對面的小區，就是“最好的”，其次是斜對面的。離學校越近，房租價格越高，最貴的一年租金兩萬多元，在這座人均GDP約3萬元的小城里，房東“完全就是躺著賺錢”。

　　除了出租房屋、代管學生，在臨川還有一種賺錢的方式——開出租車。

　　“撫州沒什么流動人口，就是靠這幾個學校。” 出租車司機老張說。一到放學開學期間，火車站汽車站到處都是人，“出租車拉都拉不完，一下就能走幾十輛，一天頂3天。”

　　這座小城的人口密集程度也呈同心圓向外擴散，越靠近學校，人口越密集，離得越遠，越荒涼。在一些小區的售樓處，都用紅色的大字打出“學府”“名校”的名號。

　　高二學生家長鄭楠告訴記者，她早在三年前就考慮在臨川買房，當時兒子還在家鄉讀小學，家鄉宜黃與臨川同屬于撫州市。

　　她打算，等兒子讀完后，還可以把房子租給其他陪讀家長。但丈夫沒有同意，這個計劃擱淺了。兩年后，兒子順利入學臨川一中，“本來一套房子30多萬元，兩年的時間就多了10萬元”。

　　“我們那個縣，鄉下的人來縣城陪讀，為了孩子把田都荒廢了，到縣里面來買房子。縣里面的人就到市里買房，市里的人就到省城，每個地方都一樣。”鄭楠說。

　　“高考第一是狀元，采訪、上報、掛橫幅，第二即使只差兩分也不會有人記住”

　　送小林來臨川讀高中，是張英夫婦在孩子上初中時就設計好的路。為此，他們拒絕了留在原籍讀書2萬元的物質獎勵。

　　在學校王安石塑像前的廣場上，幾張大紅色的“喜報”欄從去年立到今年，上面列出2016年每一位考上清華北大學生的名字，以及考上外省重點院校的學生名單。

　　校長王昱不喜歡把自己的學校和衡水中學這類“超級中學”比較，他認為這是“片面地看到我們高考成績好”，他更喜歡和記者談論學校這幾年大力舉辦的文體特色活動。

　　學校附近的小廣告

　　“片面地追求升學率，肯定是不合適的，”校長王昱說，“但是有升學率是一所學校的榮耀，真不是犯罪。一個學校如果連升學都管不好，它絕對談不上素質教育。”

　　這座小城，曾走出湯顯祖、曾鞏等歷史名人，但是家長更津津樂道于一串數字：2016年，江西省理科狀元出自臨川一中，38名學生進入清華北大，而清華北大在江西省招生的名額僅有166個。每年高考成績出來，這個數字都會被地方媒體大肆報道。

　　這場逆襲以2002年為一個分水嶺。在這之前，臨川一中只是一所地方高中，四五千名學生以當地生源為主。2002年，撫州市成立了臨川教育集團，將臨川一中、臨川二中和撫州一中三所學校納入集團進行統一管理。據當時媒體報道，集團剛成立時，政府鼓勵這幾所中學面向全國招生，還成立專門的宣講團四處擴大影響。2004年，12名學生考上了清華北大，隨著名氣的擴大，短短5年，包括復讀生在內，臨川一中已有11000人。

　　2016年考入清華大學的熊峰回憶，在他中考那年，縣里前10名，都會接到臨川一中打來的電話，提供免學費免房租的優惠政策。

　　在過去幾年的臨川一中，這些外地的優等生源往往會構成“喜報”上的主力軍，在校長辦公室里，一面墻壁的正中懸掛著一副牌匾——“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樂也”。

　　“臨川一中都是看清華北大，不看一本二本。不是說每個人都為了考清華北大，可每年都有好消息出來，人家就會說，這個學校真的很好。”一位陪讀家長告訴記者。

　　招租也打著類似的名號。有的專門將“狀元樓出租”幾個字放大，在括號中寫著“如果考上狀元，租用費用全免”。有一戶人家，在陽臺的防盜窗上掛上一條巨大的紅色橫幅，慶祝租在這家的小孩考上了北大。

　　張英租住的樓房，就是2008年新校區搬遷時，當地農民建造的。房東小王說，“學校開始造，我們也開始造”。還沒修好門前的水泥路，就已經有家長過來住，這幾年租戶從未中斷過。“我們希望學生考得好，這樣就有更多人來住。”

　　這里流傳著許多故事，有的人在這里待了八年十年，只為了把3個孩子都送去大學；有的人辭了年薪幾十萬的工作，陪孩子最后一年；兩位來自別處小縣城的學校老師，在高三那年，母親請假一年來這里陪孩子讀書，父親留在家鄉的學校為妻子代了一年課。在很多人眼里，全家再大的事大不過高考。

　　高三學生在晚自習

　　帶著3個孩子陪讀8年，把大女兒送進北京大學的席雯，就是“媽媽幫”里活生生的例子。

　　2008年，席雯辭去廣東一所小學教師一職，帶著3個孩子遷往臨川。她講到陪大女兒時，晚上洗腳水都要打好，讓她邊寫作業邊泡腳。有人說她“你太慣孩子了，以后自理能力很差”。

　　“她讀書那么累，我幫她做一點有什么關系。”席雯毫不在意地說。不過她馬上舉例說明，自己女兒上北京大學后，會做菜，回家還會幫她帶弟弟妹妹，“很獨立”。

　　楊金梅的小兒子還在臨川一中讀高一，她就來陪讀了。去年夫妻倆關閉了在北京打拼了十幾年的門窗店，丈夫去了福建泉州打工，因為“泉州到撫州有直達的高鐵”，方便看孩子。

　　她還記得，兩人送兒子回來讀書的那天，她看到許多家長在這兒陪讀，問兒子要不要留下來。兒子心疼他們放棄生意，說“不要了”。楊金梅坐在車里，“眼淚一路從江西流到了安徽”。那天，兒子躺在床上，用一本書蒙著臉，她猜測孩子也一定很舍不得。

　　最后她決定陪讀，是因為不愿小兒子重蹈大兒子的“覆轍”。大兒子從小在外婆家養大，初中讀完就出來打工，“走到彎路上”了。

　　但她最近嗅出了一些危險的信號。相比學習，兒子更喜歡打籃球，看到嶄新的球衣，“眼睛都發亮了”。然而剛剛過去的期中考試，一向數學成績優秀的他竟然考了不及格。

　　這樣的成績會錯失“零班”。而進了“零班”，就相當于一只腳踏入重點大學的保險柜。

　　進入高二，40多個班級會被分為“零班”、A班和B班。“零班”的學生將享受最好的教師資源，“連學習資料都是免費的”，高考時，由學校安排車接車送。

　　一位父親稱根據自己的長期觀察，“下課后，如果這個班教室門口幾乎沒有學生出來玩，那就是零班；如果出來的不多，就是A班，出來一堆人，那肯定是B班”。

　　“零班”不是用牌子掛出來，而是敲打在每個學生，甚至每個家長的心上。

　　一位臨川一中走出的學生在網絡上寫道，“零班”老師喜歡說，“我們缺的是清華北大，武大廈大之類學校誰考上對我們不重要”“高考第一是狀元，采訪、上報、掛橫幅，第二即使只差兩分也不會有人記住”。

　　王芳菲的女兒不在“零班”，“有時候女兒回家會說，你們這些大人，早就把我們分成三六九等了。”但這位愛讀龍應臺作品的母親安慰女兒，“你走完人生該走完的路，以后不會后悔就好。”

　　因為孩子沒考好，楊金梅的丈夫著急地打長途電話過來，“兒子，難道我和你媽媽這樣的選擇是錯誤的嗎？”重話一出口，他又有些后悔，偷偷打電話給老婆讓她安慰一下兒子。

　　小林在文科“零班”就讀，去年暑假，張英看到這塊上重點大學的紅榜，會和兒子開玩笑，“什么時候你的名字能寫上去咯？”但是今年她從來不說這樣的話，“不能給他太大的壓力”。

　　“高三了，也該來了”

　　去年8月9日，是高三開學的日子，也是張英來到上頓渡鎮的第一天。此前，專門雇了一位農村的親戚照顧幾個孩子，可“高三了，也該來了”。

　　許多的陪讀家長都遵循這樣的軌跡，“高三了，也該來了”。

　　王芳菲的女兒升入高三，打電話告訴她，“媽媽，無論如何您可能要支持我一下”。

　　學校門口的小書攤

　　“小孩的路還很長，萬一她考到不理想的學校，有怨言怎么辦。”一直奔忙于職場的她，從初中起就把孩子送到臨川讀書，自己在外地打拼。作出這個決定時，幾乎沒有人支持她。但一想到孩子的未來，她還是心軟了。

　　在臨川單獨租了一間60平方米的小房子，王芳菲從十多年沒怎么摸過的鍋碗瓢盆開始，一點一點融入女兒的生活。

　　如今張英已經逐漸適應了這個鎮子的節奏。

　　樓下牛奶店，即使顧客忘記帶購物卡，老板娘也可以先賒著賬；小超市里，零食種類不斷更換，滿足孩子多變的口味；步行20分鐘的菜市場里，野生黃鱔60元一斤，她買起來毫不猶豫。

　　但在臨川，她依然被打上“外地人”的標簽，一次在菜市場買肉時，她和同行的陪讀媽媽被不斷擠到后面，朋友著急了，嚷道：“你們不能這樣對我們，你們不還是靠我們這些外地人養活。”

　　進入高三最后一個學期，張英明顯感覺到，“壓力更大了”。

　　考試多了起來。摸底考、省聯考、超級中學大聯考、穩派名校聯考、還有大大小小的月考……每次考完，就是孩子情緒的低谷期。

　　在飯桌上，3個孩子中一個耷拉著腦袋，沉默地扒著飯；一個搖搖頭，把碗一推，說“吃不下，沒食欲”。而性格外向的小林則會拍著桌子，大叫著“我要炸學校”。

　　張英開玩笑“吃飽了才有力氣炸學校”，半哄半騙地讓孩子們好好吃飯。

　　私下里，她專門拿個本子記錄菜譜，68個菜樣，前面打著勾的，是她暗自觀察出受歡迎的菜，比如“排骨蒸芋頭”“紅燒帶魚”等。

　　夏天到了，她堅持要把菜燒得辣一點，“這樣孩子們才有食欲”。“談心？都不怎么談，他們的壓力已經夠大了，” 張英抓起一把紅辣椒，放進滾燙的油鍋中，“家長只能每天盡琢磨吃的了”。

　　如今在清華大學讀書的熊峰記憶深刻，高三快臨近高考時，他有幾次模擬考試沒考好，“心里不太痛快”。晚上寫完作業，他躺在被窩里玩手機，被母親發現了。

　　不動聲色的母親，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邊吃飯邊淡淡地說，“快高考了，不能馬上松下來”，并說自己的手機壞了，借你的手機用一下。熊峰立馬交出了手機。

　　直到畢業之后，他才知道，那幾日母親雖然表面上沒有表現出什么情緒，但是背地里十分擔心，“整夜整夜睡不好覺”。

　　“我覺得，一定要學會做路邊鼓掌的人”

　　4月30日，高三年級要開家長會，提前了兩日通知，張英和在家鄉工作的丈夫林強商量了一下，還是決定由林強趕來參加。

　　相比于母親，在老家的“留守父親”更像候鳥，每個月來看望兒子一兩次。當妻子全身心在外地照顧孩子時，他們肩負著賺錢的責任。張英曾算過一筆賬，包括房租、菜錢、水電費、煤氣費、工錢等所有開支在內，3年來一個家庭大約要花費10萬元，培養一名臨川一中的高中生。

　　家長會那天，林強沒訂到他經常住的、鎮上最豪華的酒店。他打聽到，還沒到5月，鎮上的酒店已經公布出高考當天的房價，比平日提高了近兩倍，而且“最好提前兩個月預訂”。快遞店門口也打出了“高考生寄貨大優惠”的廣告。

　　張英的同鄉華麗經歷過這些，今年是華麗的兒子第二次迎戰“高考”。去年一放榜，兒子掉了一本線，什么都沒說，直接給父母發短信，說“我要復讀”，父母二話都沒說，只回復了“好”，又續租了一年的房子。

　　據說，高考那天，家長都來了，“車都沒地方停”，文科班的學生會被大巴接走，去臨川二中考試。在考場外等待的家長，會把校門前的一條路圍得水泄不通。

　　一考完，就有轟轟烈烈的“撕書大會”，“零班”不讓撕，但是會有人偷偷跑到別的班級門口，三下兩下就把書撕開，從樓上拋下去，還會有低年級的學生撿來為以后的復習做準備。這項活動常常會持續4～5天，比“百日誓師大會”壯觀得多。

　　林強已經打算好了，他對兒子說：“高考期間，我不會影響你，吃還是這樣吃，也不要加什么菜了，已經營養過剩了，要是堵車，我就叫朋友開電瓶車送你。”

　　教室前半部分的墻壁上，貼著近幾次的聯考、月考成績，班主任宣稱，5月的考試不會再貼出成績單，也不會發送給家長，“保持一顆平常心”。每個書桌上都壘著厚厚的一疊教輔書，按小林的說法，從外面看“連頭都看不到”。

　　廣播里響起了臨川一中副校長的聲音，這位副校長強調“這個月復習與家庭配合很重要”，還專門提到陪讀問題，“如果孩子覺得有必要，非常希望家長最后一個月來陪著他們，那么家長就應該放下手上的事情。如果他覺得沒有必要，或者家長實在抽不出時間，就要以平常的心態來對待高考。”

　　這位副校長頓了頓，又說：“高考確實是挺殘酷的，我們國內的高考，基本上是一考定終生。但我還是這么說，高考的勝敗并不能決定人的一生，我覺得，一定要學會做路邊鼓掌的人。”

　　廣播聲音剛落，班主任走上講臺，開門見山地說，“這次考試起伏有些大”。她叮囑陪讀家長要讓孩子“平平靜靜，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擾”。接著舉了一些平時不起眼、高考脫穎而出的，以及平時很優秀、高考失敗的例子，來說明一定“不要輕易改變吃住環境”。最后她總結道：“這一屆肯定是讓我最感到驕傲的。”

　　家長會結束后，圍在班主任身邊的家長并不多，一位從廣東趕來的家長，焦慮地向老師詢問，自己沒辦法來陪讀會不會有影響。

　　回到家吃完午飯，張英夫婦走到兒子房間，關上門，林強一改往常和兒子打鬧的風格，語重心長地對小林說：“在學校里有什么苦惱的事，學習遇到什么壓力，適當和你媽媽發發脾氣都行，但也要顧及你媽媽的面子。”

　　最近幾次考試，小林發揮不穩定。“你以后上了大學、考研，我們都不管了，但是現在高三，我們還是要管。誰都考過，神仙都會重視，中國的體制這就是人生最重要的考試，不要滿不在乎。”林強說。

　　如今在清華大學讀大一的熊峰說： “高考給了像我這樣家庭條件不是特別好的農村孩子一個機會。要是沒有高考，想走到更大的舞臺上，還是挺困難的。”

　　“我們唯一能喘口氣的時間就是晚上了”

　　“我們唯一能喘口氣的時間就是晚上了。”張英說。

　　傍晚是小鎮最熱鬧的時段，三五個陪讀家長圍成一圈聊天，不時抖抖腿驅趕蚊子；操場也漸漸接納接二連三到來的家長，在跑道上一圈圈地繞著走，操場旁邊就是燈火通明的教學樓——他們的孩子在里面上晚自習。

　　日子久了，陪讀媽媽們形成了自己的“小生態”。王芳菲報名參加了當地一個會計培訓班，每周去三次，打算好好學一學原來在上班時沒空學習的東西，為“再就業”打基礎。

　　在臨川“駐守”多年的席雯，“結拜姐妹” 13個。這群姐妹“一呼百應”，平時一起健身、跳肚皮舞、過生日、做飯。

　　張英常去汗蒸，一周兩三次。汗蒸房位于南門小區一處臨街的居民樓上，門口打著標語“請人吃飯，不如請人出汗”。在這里，相約去汗蒸是陪讀媽媽的一種“日常活動”。

　　這家汗蒸房是來自四川的李平和別人合伙開的，她的兩個女兒正在讀高三，“一個花了4萬8，一個花了2萬4”。此前一直在各地做生意的她，來到臨川閑來無事，發現了商機，“來的基本都是陪讀家長”。

　　晚上10點放學的場景

　　她們組成了一個“汗蒸陪讀家長群”用來聯絡，常常有人因為“今天孩子在家”“老公來臨川”等原因取消行程。

　　汗蒸房只有不到30平方米，擠不下20個人，一進去要灌下一大杯“堿水”，高溫逼迫汗水溢出，不到10分鐘就會滿身大汗，據張英說這樣“可以放松心情”。

　　熟悉的人漸漸多起來，相互間聊的話題依然離不開高考。

　　她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交換經驗，比如在網上看到高考那天，要穿“旗袍”，意味著旗開得勝，男人穿馬夾，寓意“馬到成功”。另一位家長馬上說，她考察過了，這里紅色旗袍賣得貴，“一件要300”。還有的母親說，考試當天早上要吃一枚墨水煮的雞蛋，“肚里有墨水”。還有人打聽過，高考那幾天，臨川一中老師和學生都要別上一枚毛主席像章。

　　這些被孩子們稱為“迷信”的做法，卻深受家長追捧。

　　“文曲星的生日”那天早上，張英專門空著肚子，“虔誠”地前去附近的“太子廟”朝拜。

　　在大殿門口，一名身穿長衫的僧人，被一群婦女圍著，他手中拿著圓珠筆和本子，記著學生的姓名、學校、年級，“點一次燈160元”。僧人介紹說，高考那幾日，準考證可以復印了拿到廟里來，為考生念經祈福。

　　眼下，李平急著轉讓這間汗蒸房，因為等女兒高考完了，自己也要離開這個地方。很多家長也開始為孩子收拾起了冬天的衣服和被褥，“慢慢地一點點搬回家”。

　　看慣了人聚人散，席雯說，有的家長一直說著想回來，但有了新的生活，很少有人回來看一眼。也有家長離開時，“會扔一塊石頭在這里”，意思是今后再也不會回來。

　　開家長會那天，離高考只有37天——學校里各處都能看到倒計時器，高考已經進入了最后的沖刺階段。

　　在45個高三教室里，倒計時有的被寫在前方黑板正中央，有的被寫在后方黑板上，還有的被學生用鉛筆輕輕地描繪在桌角上。

　　無形的倒計時在很多人心里。張英經過教學樓，迎面走來素不相識的兩個家長，沒有寒暄，大聲詢問：還有幾天高考了。

　　“不到四十天了。”張英突然心里一驚，她加快了腳步。這天回家有點晚了，牛奶還沒給孩子熱上。

　　(應采訪對象要求，張英、楊金梅、王芳菲、席雯、鄭楠、華麗、李平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