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長水向本報記者（左）介紹投資造地和建設農光一體化光伏發電情況。陳軍軍攝

　　董延須在自家窯洞前。

　　太陽山的孩子們給““六一六一””表彰會助興表彰會助興。

　　本報記者吳晉斌

　　從一個70歲還有夢想的老人說起

　　5月11日上午9點半，70歲的董延須推著一個獨輪車，從村北的遠處走來，車上放著兩個塑料編織袋，編織袋里裝滿了舊礦泉水瓶子。走到村委會門口時，被正在給村里清掃衛生的冀保富老漢攔下打趣。

　　“吃上不走走，肚子會不舒服。”董延須夸張地拍了拍肚子。那天是我在山西省汾西縣永安鎮太陽山村駐村的第13天。67歲的冀保富是我駐村后采訪的第一戶人家，已經很熟。經冀保富介紹，我很快就和董延須聊起來，聊著聊著就被邀請到了家里。

　　這是一個還有夢想的老漢，也是一個很會“營銷”自己的人。幾句話下來，我就知道了他的前塵往事。

　　“身份證上叫董延順，其實是弄錯了，我叫董延須。我這人能吃苦，年輕的時候肯出大力氣。孩子們現在都成家了，去年老伴去世后，我也沒和他們住，一個人過著自在。”

　　50多年前，鬧災荒那年為了吃飽肚子，董延須從老家河南遷移到山西，在山西霍縣（現在的霍州市）什林鐵礦當了工人，后來覺得工資太低，不如種地，就在河南老鄉聚集的太陽山村安家落戶當起了農民。

　　“今年，我想翻修一下我的窯洞，九斤（村主任李九斤）帶著人來看過了，說是這情況屬于危房，改造了國家能補。有個包工的說兩萬四可以大包，國家補一萬四，我自己湊個一萬就夠了。”我大概明白了董延須那么夸張地拍肚子，其實是想遮掩撿礦泉水瓶子的真實意圖。

　　從董延須老人家里出來后，我一直在想，這個從年輕時就在與貧困不屈不撓斗爭的老人，怎么到了70歲還敢有住新房的夢想？

　　想著想著，我忽然明白了——

　　因為他不是一個人在戰斗！他的背后有村支書陳根水、村主任李九斤、第一書記曹雪峰、包片鎮干部陳青華、鄉黨委書記王成等這些我在太陽山駐村期間漸漸熟悉起來的面孔，而這些基層干部的背后是從中央到地方對扶貧攻堅必勝的信念和各類幫扶政策的精準到村、到戶、到人。

　　所以，董延須完全可以有這個夢想。盡管，他的這個夢只是中國夢的十幾億分之一，小到微不足道，但凝聚起來就是國家意志下的中國夢——中華民族的復興夢。

　　也正是在那一天，我也想明白了一個問題，久居城市的我，怎么到了這個村莊開始變得心靜如水、樂不思歸？

　　是力量！是來自貧困最基層的、反貧困的中國力量！它在吸引著我，感動著我，從感情上俘虜著我并入洪流、一起前行。

　　再從太陽山的村史講起

　　太陽山過去一直是個自然莊，歷史很短，大概100年。地處山西臨汾霍州市、汾西縣和晉中靈石縣交界。解放前山東、河南等地的難民逃荒過來，陸陸續續地聚居在了這個山頭上。

　　土地都是有名有姓的，他們刨個坡坡才能吃個窩窩，只能自己開荒種地，繁衍生息，慢慢地形成了陳姓、李姓、董姓三大姓聚居的一個村莊。直到現在，村里村民戶籍還分屬三個地方。太陽山小學校長王富平說，一直到學校撤并之風興起前，當時的太陽山小學還是霍州派一個老師、汾西派一個老師。

　　1980年時，太陽山村人居住的還是半山腰上挖的土窯洞。支書陳根水說，埋過世老人時，偷塊磚也得去朱家山，吃的水要從五里外一個廢棄的小煤窯去提、去擔，往家拉一汽油桶水要四五個小時。

　　“村里的人大部分沒念過什么書。2003年入黨時，組織上問我獲過什么獎勵，我想了好久，小學五年級時當過三好學生。”那一年，陳根水41歲。

　　惡劣的生存環境并沒有阻止太陽山人前行的腳步，借力黨的政策，用勤勞和智慧逐步改善著居住環境、飲水條件、受教育權利。后來因為交通和產業的因素升格成了行政村，并將朱家山自然村并入。

　　新時代精準扶貧以來，2016年年底太陽山村還剩下的63戶194口貧困戶建檔立卡，通過養殖產業扶貧、光伏產業扶貧，實現整村脫貧，變成了一個宜居、宜業的村莊，今年，正規劃建設宜游村。

　　陳長水造了2000畝耕地，植了30萬株樹，打了6口井

　　“45年了。”6月1日，我離開太陽山村的那天，中國教育報記者高耀彬到村里來看我，63歲的陳長水開著車拉著我們路過他家時，高耀彬對院里一棵郁郁蔥蔥的槐樹產生了興趣，開始猜測樹齡，陳長水脫口而出。

　　這個細節再次告訴我，這個14歲就向貧困說不的人，從1984年時成為農民企業家，到現在還是臨汾市著名的民營企業家，那是有道理的。

　　“那塊地400畝填了160萬方土，那塊地300畝填了140萬方土。”這么多年來，陳長水每年要拿出二三百萬元填溝造地，而且村里已經打了6口井，每塊地都實現了可澆灌。這些年下來，他一共造了2000畝地，哪塊地用了多少方土，他門兒清。鄉親們愿意種的，就緊著鄉親們種，鄉親們不種的，他就植了樹。“每年都要種個一兩萬株樹，這些年一共種了30萬株，有刺槐樹，有核桃樹，有扁桃樹。”

　　“當年，全村成塊的地，最大一塊就是四畝，現在我們三百畝一塊的、四百畝一塊的都有了。”

　　陳長水11歲時喪父，當時最小的弟弟才幾個月大，到14歲棄學去煤礦打工開始養家，土地之于陳長水，之于這個移民過來的家族和村民有著更深刻的意義。

　　“不管你山東的，還是河南的，不管你是姓李的還是姓陳的，我們都是鄉親。”就是這個樸素的共同富裕想法，改革開放后的山西實施“有水快流”的煤炭開采政策，1984年陳長水投錢，其他7戶投力，村里挖出了煤炭，成為改變太陽山人命運的第一個產業。

　　這桶金源于陳長水在煤礦、火車站打工和給同蒲鐵路靈石段修建工程運送石子的積累。八股窯挖出煤炭后，陳長水定了個政策，每人承包一年、領幾戶鄉親，輪流賺錢蓋房。三年的時間，鄉親們陸陸續續搬離了土窯洞，住進新房。

　　他們還議定每噸煤炭里抽出3元積累打井錢。1991年，陳長水出資12萬元，承包的洗煤廠單位資助8萬元，為村里打了第一眼深井，全村解決了吃水難問題。后來，賺了錢，他投資800萬元修通了太陽山村通往108國道的3公里路。

　　這些年，太陽山、朱家山的孩子在村里上小學，國家管午飯，企業管早晚兩餐，校長王富平說，經濟條件好的進城念書了，在這里念書的都是相對困難的；來村里小學教書的代課教師，陳長水的公司每月補貼450元，多干一年，每月增加100元，最近又要給老師們漲300元。村里十幾個老人掃掃路、修修樹，公司每人每年給發12000元。

　　“沒有陳總，兩個自然村的村民打工的走一批，上學的跑一批，早就散了，現在95%的不出村就可實現就業。”村主任李九斤說。

　　講講太陽山的精氣神兒

　　5月12日下午，我從太陽山村步行三里路去了朱家山自然村，走著走著到了朱家山農田的坡底下，碰見一個70歲的老人。

　　“他們忙，顧不上看，我老了，這點兒用還是有的。”

　　老人叫任黃蘭，孩子們都已成家，分別在陳長水的洪昌公司和大戶的養殖大棚里打工。她去地里是替孩子看看玉米出苗了沒有。

　　回到住處，我翻看李九斤給我的資料，上面這樣寫：任黃蘭，女，戶內1人，年事已高，無勞動能力。

　　到了這把年紀，還要堅持做一個有用的人，這個老人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5月4日，我去李根旺家時，這個個頭偏矮的年輕人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憨厚。聊著聊著，我發現，他不是一個“安分”的人，年輕時養肉雞趕上雪災，賠得沒了東山再起的資本，但是，一直在積攢力量，思謀翻身。

　　心氣高，也琢磨事。他不僅在洪昌公司干飼料搬運，沒活干時和妻子養蛋雞，賣土雞蛋，在自家土窯洞的老院子里堅持走綠色養殖道路，用優質優價的方式，通過在省城的親戚將土雞蛋銷往了太原。

　　在土雞蛋上站住腳之后，他又盯上了特種養殖藍孔雀，不僅吃透了國家準許養殖的政策，還在閑余時間了解了種苗和市場。

　　“將來他們辦農家樂，搞鄉村動物園，我的孔雀是個稀罕動物，他們就會買我的，來吸引游客。”

　　所以，汾西縣政府辦公室的扶貧工作隊進村入戶時，李根旺早有準備，提出了想讓工作隊支持他養藍孔雀的要求。

　　5月11日，我從董延須家出來后，看見打掃完衛生正在路邊歇涼的冀保富老漢。我告訴他，見過他大兒子冀紅偉了。冀保富跟我說，冀紅偉告訴他，想自己創業，小兒子離婚后跑到黑龍江打工，走了三年。他覺得這是把小兒子叫回來的一個機會。現在形勢這么好，弟兄兩個搭伙干個啥也能賺錢，趁現在還能拾掇幾個錢，要趕快給小兒子娶了媳婦。

　　“以后，我要把路邊種上花兒，這一片那一片，美化起來，把路上的磚都弄成古代的那種灰磚。”沒讀過多少書、不認識幾個字的陳長水把繁體字叫成香港那種字，把中式古典風格叫成古代那種磚，但是一點也遮蔽不了他心中的夢想。

　　5月18日，在去汾西縣老爺頂古跡的路上，陳長水說：“吳老師，我們這里以前挖出過寶貝，據說有1000年了，說明太陽山以前興盛過。我們現在又處在盛世，太陽山肯定能超越當年，再興旺起來。”

　　在太陽山的日子里，我見到的每一個人，每一個貧困戶都對美好生活充滿向往，都有自己的小夢想，這種向往，在黨的政策撬動下，正變為反貧困的中國力量。

　　相當于花幾千萬買了個和鄉親們一起致富的模式，值

　　“李金成在企業抓雞呢，李根平拉雞呢，李玉旺喂雞呢，李根旺搬運飼料呢，李根銀拉雞糞呢。”駐村的第二天，李九斤在我住的宿舍里，掰著指頭介紹太陽山村貧困戶的就業情況。

　　陳長水的煤化集團關停后，他又投資建設了一個年產20萬噸飼料、屠宰3000萬只肉雞和年產6萬噸有機肥的洪昌公司。這個企業年銷售額有10億元，利潤卻不到5%，但是帶動效益好。

　　有經濟實力的陳海新為洪昌公司養雞，每只雞能賺二三元，每個養雞棚可以增加兩個就業崗位。今年，陳海新承包了村集體的養雞棚，貧困戶冀紅偉夫妻兩個給他養雞，兩口子一棚保底工資是7000元，一年可出欄5到6棚；太陽山村、朱家山村有十幾戶買了車輛，拉雞送飼料跑運輸，每戶年收入能到10萬元。

　　“焦化廠讓關停，我沒向國家要一分錢，咱已經靠黨的政策掙下錢了，要那么多干嘛。沒錢不行，給孩子留多了是害。”

　　“聽黨的，跟著政策辦企業，給鄉親們謀福利，這是我干了30多年企業的經驗之談。全國的城市里沒我的房，全國的銀行沒我的錢，我的錢都投在了太陽山，我的存款就在太陽山。”2001年，陳長水重新回到太陽山村辦企業后，就再也沒有離開過。

　　“養雞前三年沒賺到錢，但是我學到了大集團的模式，相當于花錢買了個經驗。人家華為花6個億買模式，咱這也是。這個模式能讓我和鄉親們一起賺錢，就值那個錢。沒有模式胡搞，鄉親們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結果你垮了，坑的就不是自己了，把鄉親們也坑了。”

　　陳長水講不出那么多大道理，但理兒是相通的。一如習近平總書記講的那樣，發展產業是實現脫貧的根本之策，要把培育產業作為脫貧攻堅的根本出路。

　　陳長水學到的模式，首先是建立了和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同是勞動密集型的企業，不僅創造了800多個就業崗位，還拉動了相關產業如交通運輸業和飲食業的發展。目前，村口有三個飯店，最大的一個一年的利潤要達到20萬元左右。

　　這個模式成為了太陽山產業發展的力量，也成為了全村及周邊村子脫貧致富奔小康可持續發展的支撐力量，也成為太陽山人反貧困的支撐力量。

　　說說中國力量在一個村莊的精準發力

　　“看著這來錢的板板，心里就敞亮。”冀保富說。“光伏讓我過上好光景。”正在身體恢復期的貧困戶趙愛芳說。

　　2016年，汾西縣政府辦的扶貧工作隊在太陽山村包村幫扶，創造出了精準到人的辦法實施戶用光伏發電項目。全村63戶貧困戶，以貧困人口為單位，以戶為單元進行了安裝。每口人1.58千瓦，每人6塊280單晶光伏板，都安裝在貧困戶自家屋頂，不適宜安裝的就近放在本家和鄰居家屋頂，貧困戶獲得感特別強。去年年底并入國家電網，電表就在院子里，到村民劉貴平家采訪時，他特意搬來梯子讓我看他家發了多少度電。

　　這個項目，整合了三個政策實施，一是光伏扶貧的國家優惠政策，其次是社會扶貧的資金，中國證監會扶貧基金投了126萬元，第三是貧困戶自籌的94.3萬元，用的是金融扶貧政府貼息貸款政策。

　　2016年，太陽山村的集體經濟破零，上級撥了80萬元光伏扶貧資金建成了一個100千瓦的村級光伏發電站，一年可以給村集體帶來純收益12萬元；還給了“百企千村”60萬元的產業扶持資金，建成了一個萬只肉雞養殖棚，一年可給村集體帶來2.5萬元收益。

　　在太陽山的日子，我看到的是中國力量在一個村莊的精準發力，及其帶來的新生機新活力——

　　村里的新幼兒園已經建成、老人的日間照料中心也已建成。我了解到國家投資150萬元的太陽山小學改造工程也將在暑期開工。

　　而這些的背后是一群默默奉獻的干部，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中國共產黨員。

　　5月23日，沒打招呼，我去了李九斤家。我到太陽山村的第二天和他聊天就得知，去年，他領到的工資是9000元，還是這幾年最多的。在太陽山的日子，“很忙、在開會”是九斤留給我的印象。陸陸續續聊過幾回，他總是在說，要給村里再爭取個產業項目，老百姓不敢干，我們村干部帶頭干，要給朱家山自然村實現戶戶通水泥路什么的。

　　支書陳根水說，有了好事，九斤都緊著當年沒選他的人，焐熱了不少人的心。有個貧困戶告訴我，當家的（丈夫）身體不好，出不了大力，九斤給找了個巡道工的活兒。九斤當了主任后，給村里辦了不少事，這個人不自私。

　　所以，我很想知道，李九斤自己的日子過得怎樣。剛進院子，他愛人正好出來，我問：“九斤在家嗎？”

　　“你在家能找見他？我都找不見。”

　　加了李九斤的微信后，他的微信昵稱很特別，叫“幫助別人、快樂自己”。

　　所以，知道我快離開太陽山村時，九斤跟我說，走之前你去我家，我讓我老婆給你做頓飯。我很想逗他，你能不能吃上都兩說，還招呼我呢。但還是忍住了。

　　根水書記和九斤主任的團結和默契，以及兩個人為了給老百姓辦事貼人又貼錢的風格，在我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有一天，我在根水書記辦公室喝茶，他在新疆辦鐵廠時，跟福建同行學會的泡茶、喝茶習慣，一直帶到了太陽山。

　　“你這是老茶頭啊。”“嘿嘿，你喝出來了？”“你這圖了個啥呢？9000塊錢還不夠你喝茶

　　呢？”我故意揶揄他。

　　“我父親去世早，受過窮，知道窮是啥滋味，小時候想拿勞動換別人的東西，活兒干完了卻換不來，心里受過傷。現在國家要來幫鄉親們，我們有啥理由不幫幫鄉親們呢？還有，鎮里的王書記（王成）也擰得緊，說干好了成績都是我們的，有了責任他擔著，資金什么的他想辦法，不好好干也怪不好意思的。”那一天，陳根水從念念不忘的小學老師北京知青胡志軍一直講到小時候的傷心往事。

　　說的都是家長里短，聽起來都是使命和擔當。

　　總有一種力量讓我精神抖擻

　　以前的“六一”前后，北京有個工程咨詢公司都要派十幾個志愿者來住上一周，給太陽山小學的孩子們上上課，發個書包送個文具，一起過兒童節。

　　2016年底，太陽山脫貧后，這個公司就轉移了支教幫扶村莊。陳根水怕孩子們失落，和校長王富平商量讓我多留一天和孩子們過一個“六一”。

　　“以前來的人多，輪不上我講話，今天我多說幾句。孩子們，不要失落，說明我們太陽山比有的村莊好了，說明還有更多的孩子等著他們幫扶。”那天，太陽山黨支部、村委會給每一個孩子發了一個精致的水杯。看著幼兒園孩子們扭著小屁股跳舞的樣子，陳根水不時地轉過頭來對我說，“看著親吧。”

　　從衣著和打扮上，你已經根本看不出這些孩子和城里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因為，信息傳遞、城鄉同步已經將城鄉的時尚一體化了，這是中國力量使然。

　　記得端午節那天下午，我坐火車去臨汾回母校山西師范大學向老師求助的時候，我對老師說，“不能只讓孩子們上語文和數學，要給孩子們一個學音樂、學美術的機會，也許將來就會有一個劉歡、有一個徐悲鴻是從太陽山走出來的。”

　　“咱們村要報集體經濟發展試點項目，我讓咱第一書記曹書記發給你，你給看看報的合適不？”6月7日，我離開太陽山第7天，九斤主任打來電話。

　　“你看完了，來，你給陳青華書記說說你的意見。”再次打通電話后，九斤又說。沒有一句客氣話，全是自己人的口吻，這一瞬間，我覺得自己非但沒有離開太陽山，而且已經深深融入進去……

　　總有一種力量讓我精神抖擻。沒有什么可以輕易把人打動，除了中國力量。這種力量來自太陽山，來自中國的每一個太陽山。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由本報記者吳晉斌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