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的標題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意見2月5日正式發布后，有關部門組織了系列解讀。現在已經進入谷雨時節，各種關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見聞也是很熱鬧，主流媒體報道著“農業供給側改革新變局”。真有那么熱鬧么？“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種糧換個新品種？農戶加入個合作社？化肥農藥減量施用？這些農業結構調整和經營方式轉變是多年來農業發展形成的基本模式，如果把這說成是“農業供給側改革新變局”，那是對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淺見”。對此，需要理清思路，形成共識，以“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首先，“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農業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造、創新等要素。改革開放至今，我國農業的“供給側”一直在改革的路上，“農業結構調整”一天都沒有停止，這幾乎成了“中國特色”。盡管這種不斷的調整并不利于品牌建設，但是不調不行。因為我們進入了一個拿穩定的農業生產去適應活躍的消費需求的“中國國情”。調整就是政績。讓農民疲于奔命，讓農業左沖右突。今天，改革的春風吹來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這對于農民來說是天大的福音。你可以通過換新品種進行結構調整，但換不換品種是通過要素合理配置而不必農戶糾結難受。如果勞力、土地、資金、制度都配置到位了，換什么品種就自然有了結果。你種強筋小麥，前提是糧庫有專收專儲優質優價制度，期貨市場有按強筋小麥合約標準交割制度，這樣的制度化的結構調整才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果農戶只是換了品種，前面的投入補貼機制、后面的收儲加工機制、旁邊的保險保障機制統統都沒有，這樣的結構調整不是“改革”。

　　其次，“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改革某個環節，而是進行系統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用改革推動“優化”。產權結構、投融資結構、產業產品結構、分配結構、流通結構和消費結構等等都需要優化。這些結構本身要優化，更需要通過制度將互相掣肘的各部門的內部制度形成相互促進的行業發展系統性制度。系統性制度建設就是創新創造，就要通過改革才能實現。比如目前有春耕調查反映，東北的土地流轉進入低谷，土地流轉費同比下降一半以上還是轉包不出去，土地流轉制度改革迫在眉睫。而東北近年承包大戶種糧越多虧損越多的現狀，又給財政、金融、保險體制改革提出新課題。東北的糧食生產從品種到流通一直存在著結構性問題，通過產業化經營也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頻繁的結構調整導致的迷惘心態影響著從業者的積極性。所以，主產區糧食生產亟待建立系統性制度，而不是簡單的增減某個作物面積改變某個作物品種就能奏效的。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一樣，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制度的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經濟長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高質量的農產品生產制度建立也是衡量“改革”質量的重要指標。

　　最后，結構性改革需要政策先形成系統性。“惠農政策不變”沒有錯，現在看來，它缺乏系統性。補貼不變不是目的，農民得到的實惠不變才是目的。農業發展尤其要以結構性改革促進結構調整。目前農業亟待系統化的政策一個是生產補貼政策，一個是優質優價政策。補貼政策不是撒錢政策，而是引導扶持政策。那么，到底應該是“糧種補貼”還是“良種補貼”？是一股腦補到面積上還是也給農業保險分一杯羹？這是一個系統；實行優質優價不僅需要機制創新，如龍頭企業實行訂單收購，更需要體制改革，如糧食收儲部門與產地農業部門的跨部門合作。這又是一個系統。我們大量地生產糧棉油，又大量地進口糧棉油，原因是我們的農產品規格亂，成本高。國外的農產品沒這些問題，因為人家是“市場型計劃經濟”，行業協會按照期貨市場走勢來組織農場主計劃產銷。因此，要判斷我們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得咋樣？不是看農戶是否加入了合作社，而是看合作社后面的經營者組織能力咋樣。黑龍江省大豆協會會長唐啟軍本身就是南華期貨公司副總經理，作為“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他們正在探索用期貨市場來引導黑龍江大豆產業發展。他們的“改革”目前亟待系統性支撐。

　　所以，面對如此龐大的農業體量，我們不急于歡呼尚不清晰的“農業供給側改革新變局”。目前當務之急是按照中央部署，在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上真的“擼起袖子加油干”，從而逐漸接近實質，觸動利益，打破格局，重新解構。政府要把“新動能”真的納入到政策體系中予以支持，讓他們成為改革后的體制運行的重要補充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