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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至1977年，自繁自用階段

　　1978年至2000年，統一供種階段

　　2000年至今，市場化發展階段

關于種子法修改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振偉

　　編者按：2015年4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修訂草案》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種子法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核心法律，是種業科技創新的助推器，也將奠定現代種業制度的基本框架。在種子法修訂草案廣泛征求社會意見之際，本報約請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修訂草案》修改工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振偉，就該法修改的主要問題做以介紹，以期更好地統一認識，加快立法進程。

　　修改種子法是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五年立法規劃中的一類立法項目，由全國人大農委牽頭，農業部、國家林業局、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參與。這一涉及農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法律制度，由于調整對象涉及育種者、繁種者、用種者、經營者、管理者、執法者六大主體，涵蓋科研、生產、流通、進出口、種質資源保護和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各方都十分關注，統一認識難度很大。貫穿種子法修改全過程的核心問題，就是精心慎重地設計每一項制度，使之既符合現代種業的發展趨勢，又適應我國種業發展實際，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目前，種子法修訂草案已提交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并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本文對種子法修改的背景、修改思路及主要內容介紹一些基本情況，希望對進一步統一認識、加快立法進程有所幫助。

　　一、我國種業發展的歷史沿革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始終高度重視種子工作和種業發展。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央文件提出“種子第一，不可侵犯”；毛澤東同志提出把“培育和推廣良種”作為發展農業的重要措施之一；鄧小平同志強調“農業靠科學種田，要抓種子、優良品種”，“農業問題最終要由生物工程來解決”；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和近年來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對推動現代種業發展提出明確要求。中國用占世界9%的耕地養活占世界22%的人口，生產占世界25%的糧食，優良品種的培育和推廣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國種業發展大體經歷了自繁自用、統一供種和市場化發展三個階段。各個階段的發展都是由當時的農業生產方式、生產力水平及農村經濟體制決定的，具有其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合理性。

　　（一）自繁自用階段（1949年至1977年）

　　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土地歸農民個人所有。在初級社時期，與個體經營相適應，生產用種主要是農民自繁。農民響應政府號召，就地繁育優良品種，多余的由政府預約收購調配，“家家種田，戶戶留種，種糧不分，以糧代種”是當時的真實寫照。高級社時期，良種繁育逐步轉變為主要由農場承擔。到了人民公社時期，又形成了主要由村集體自繁、自選、自留、自用、國家輔之以必要調劑的“四自一輔”模式。三年困難時期，農業生產陷入低谷，糧食緊缺，農作物種子出現嚴重混雜退化，為此，全國建立以縣良種場為骨干、公社良種場為橋梁、生產隊種子田為基礎的三級良種繁育推廣體系，名義是三級體系，但由于技術水平不高，管理力量薄弱，種子“一年純、兩年雜、三年退化”問題十分普遍。

　　這一階段，種子沒有商品屬性，沒有種子企業，也沒有商品種子市場。

　　（二）統一供種階段（1978年至2000年）

　　改革開放以后，農村實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種業也形成了布局區域化、生產專業化、加工機械化、質量標準化、以縣為單位統一供種的“四化一供”模式。各地以種子站為基礎建立具有壟斷地位的縣種子公司，按照“不賠錢略有盈余”原則開展種子加工經營活動，這一階段的種子有了商品屬性。1995年，國家開始實施包括良種選育、生產繁殖、加工包裝、推廣銷售、質量管理為主要內容的“種子工程”，提出了種子產業化的發展思路：第一步，行政推“三率”（標牌統供率、種子精選率和種子包衣率）；第二步，競爭建中心（建立大中型農作物種子加工中心）；第三步，聯合建集團（培育較大規模的種業集團公司）。“種子工程”的實施，提升了良種化水平，到2000年，我國共育成并推廣農作物新品種1210個，主要農作物品種更換率達56%，商品種子生產和經營量達到80億公斤。同時，種子管理體制開始改革，種子站與種子公司分設，管理職能歸種子站，經營職能歸種子公司。由于種子站與種子公司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職責、經費、人員沒有做到完全分離。種子公司由于缺資金、缺技術、缺人才、缺管理，生產經營陷入困境，負債經營的占70%以上。

　　這一階段，種子經營管理實質上仍是政企、事企不分，種子市場仍是缺乏競爭的市場。但是，提出了政企分開、事企分開的改革思路并為之探索，為而后深化改革作了必要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