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烏考古隊在調查拜松遺址時合影。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供圖

　　2015年，薩扎干遺址I區超大型墓葬發掘現場。田有前攝

　　7月5日中吉聯合考古隊在吉爾吉斯斯坦紅河古城遺址發掘現場。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紅河古城第三佛寺遺址。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我們必須了解世界，才能了解我們自己。”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建新這樣說。

　　18年前，王建新和他的團隊開始進行絲綢之路考古研究。他說，走向絲綢之路不是偶然，也不是心血來潮，而是學術研究的必然。他們希望以世界的眼光來了解中國的歷史，洞悉文明之間的交流與互鑒，更重要的是掌握世界文明的第一手資料。

　　2018年5月13日，來自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蒙古、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英國等國家和地區的學者經過充分討論、深入交流絲綢之路考古新發現和學術心得，達成并發表了《國際絲綢之路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西安共識》，一致同意成立“絲綢之路考古聯盟”。

　　多年前，陜西的考古隊走上絲綢之路。今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在謀求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合作。學者的想法與沿線國家思路的不謀而合，源于人類對彼此溝通的渴望。

　　尋找 文明間的聯系

　　2018年7月，丁巖帶著他的考古團隊再次來到哈薩克斯坦。這是繼2017年他首次對拉哈特遺址考古調查與試掘后，第二次在這處遺址開展工作。作為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員，丁巖長期關注秦漢時代的大型墓葬。西安南郊鳳棲原西漢張安世家族墓地、神禾塬戰國秦陵園都是他曾經進行過考古發掘的遺址。然而他卻踏上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考古田野。

　　五年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我的家鄉陜西，就位于古絲綢之路的起點。站在這里，回首歷史，我仿佛聽到了山間回蕩的聲聲駝鈴，看到了大漠飄飛的裊裊孤煙。這一切，讓我感到十分親切。”

　　五年后，站在絲綢之路的異國土地上，丁巖對習近平主席的話多了一層考古意義上的理解。

　　伊塞克“金人”是哈薩克斯坦國寶級的出土物。1969年，“金人”出土時，身著的黃金裝飾衣服保存完整，肉體已化，人骨尚在，因此被命名“金人”。它展示著草原游牧民族燦爛的文明，也暗示著絲綢之路上人類頻繁的交往。

　　“金人”出土的地方位于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市區以東50公里的伊塞克鎮。丁巖和他的考古隊工作的地方就在伊塞克鎮的拉哈特遺址。

　　“這里很像西安。”站在伊塞克河旁的山坡上，俯瞰伊塞克鎮，丁巖曾經暗自想到。除了密密麻麻的房屋樓舍，更為醒目的就是80多座有大型封土的古代墓葬。“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在遠距長安3500公里的阿拉木圖，丁巖感受到城市間的聯系。這里也曾經是哈薩克斯坦的首都，有著和長安一樣的歷史文化地位。

　　作為一位考古學者，丁巖會努力為想象尋找考古證據。他探尋的起點，就是拉哈特遺址。他要弄清楚拉哈特遺址是否是一座古城遺址，并且盡可能地了解它的時代。

　　洛陽鏟，應該是中國考古隊獨有的考古工具。丁巖和他的團隊的工作就從這洛陽鏟開始。他們采取大十字形布局的勘探模式，用洛陽鏟一個一個探孔打過去。和他們進行聯合考古的哈薩克斯坦考古人員對這樣的勘探方式既好奇又疑惑，總會聳聳肩說：“這把鏟子能行嗎？”

　　事實很快回答了疑慮。中國考古隊員依據探鏟提供的信息，在拉哈特遺址一號高臺南部的低洼地帶設置了探溝。后來的發掘收獲表明，該處文化堆積達4米多，地層復雜，遺物豐富，有陶、石、鐵、銅、骨等多類，信息含量很大。“你們一把鏟子比很多國家考古隊的現代化工具都要準，中國的探鏟厲害！”哈薩克斯坦的考古人員說。

　　丁巖和他的考古隊的工作才剛剛開始，很多文明的秘密等待他們探尋。在伊塞克河谷的草原上，中哈兩國考古專家一樣滿懷期待。

　　探尋 文化的交集

　　唐德宗貞元四年（788年），回紇首領奏請唐朝允許改“回紇”為“回鶻”，為使本族名稱具有“回旋輕捷如鶻（一種勇猛靈活的大鳥）”的含義。

　　他們其中的一支由漠北西遷到蔥嶺以西建立喀喇汗王朝。《宋史·回鶻傳》記載：“先是，唐朝繼以公主下嫁，故回鶻世稱中朝為舅，中朝每賜答詔，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喀喇汗王朝可汗稱宋朝皇帝為“漢家阿舅大官家”（《宋史·于闐傳》）。

　　1000多年后，來自陜西的考古隊來到了喀喇汗王朝曾經的所在地——吉爾吉斯斯坦。他們所要探究的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城市——紅河古城。2014年，紅河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它被認為是阿拉伯-波斯或中國文獻上提到的中世紀城市——新城。“新城”名稱，出現在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杜環的《經行記》以及賈耽的《皇華四達記》等歷史文獻中。

　　“很多文化在這里交集。”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吉爾吉斯斯坦考古隊隊長田有前這樣說，“1940年前后，這里曾發現了粟特人城堡、喀喇汗時代的居住建筑、祆教納骨罐和佛教壁畫。”

　　文化的交集以及與中國千絲萬縷的聯系，讓這座位于吉爾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鎮的遺址對中國考古隊充滿了巨大的吸引力。

　　2018年6月至8月，給田有前和他的團隊留下了難忘的記憶，他們帶著最好的設備來到了這里。

　　紅河古城遺址是吉爾吉斯斯坦楚河流域最大的中世紀遺址，其中心部分保存較好。遺址的宗教和民間建筑融合了突厥、印度、粟特和中國的文化特色，展現了祆教、景教、佛教的傳播，是見證絲綢之路發展軌跡的重要遺存。殘存的遺跡包括城墻、戍堡等建筑遺存，曾斷續進行過多次發掘。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與吉爾吉斯斯坦科學院歷史與文化遺產研究所組成聯合考古隊，開始對紅河古城遺址區的一處佛寺遺址進行勘測研究。

　　這次聯合考古，首次對整個紅河古城遺址進行了比較精確的測繪。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將中國考古學中常用的勘探技術第一次運用到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考古發掘中，在發掘中綜合運用了多種手段，如勘探、RTK測量、全站儀測繪、無人機航拍、三維掃面技術等，對紅河古城進行了全方位記錄。對紅河古城西側佛寺遺址勘探最大的收獲是搞清了佛寺遺址的圍墻范圍和周圍的圍墻遺跡。

　　“你們的測量結果是所有來這里的考古隊的測量結果中最精準的，中國人的嚴謹與細致值得我們尊敬。”吉爾吉斯斯坦文化部的官員這樣說。

　　邵安定是從事文物保護多年的專家。頂著驕陽，這個文弱的女子耐心細致地指導現場文物的提取保護。考古隊對小件銅器進行清理修復，然后編號、移交、入庫。整個過程有條不紊。在發掘結束后，考古隊對發掘區進行了覆蓋保護。“我們與德國、俄羅斯也進行過聯合考古，發掘之后都沒有進行有效的保護，文物取走，遺址就暴露在外，這是很大的遺憾。”吉方專家說。

　　中國人的真誠不僅感動著專家，也感染著當地人。7月28日下午，田有前剛到工地，就來了兩個小孩。“我們要見中國的考古隊隊長。”兩個小孩直訴來意。當田有前拍著身上的土來到孩子面前時，他感到心頭微微一顫。在孩子的手心有一枚“開元通寶”。“這是在我家院子撿的。”孩子們說。

　　一枚小小的錢幣，千年前來到千里之外，千年后又重回中國人手中。歷史用無數的信息和證據，來證明這文化交流所帶來的意義。（記者沙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