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首次舉辦市咨會已經過了35年，我理解當時的上海需要國外的經驗、技術，但發展至今，上海真的還需要市咨會的建議嗎？”昨天（9月22日）舉行的第36次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家咨詢會議期間，一名外國記者在采訪市咨會名譽成員蘇銘天時這樣問道。

來自全球13個國家的34位頂尖國際企業家用會議期間的真知灼見，以及他們所提交的共計長達400余頁的提案，給出了屬于他們的回答——上海需要市咨會，市咨會成員們也看好上海。圍繞“引領范式變革，擴大開放合作，深化新時期上海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這一主題，“洋高參”們與上海一道，共謀共促創新發展，共創共享美好未來。

雙向奔赴中更好幫助彼此

“我很興奮，市咨會的成員們將齊聚在上海，互相學習交流，加深國際間的合作和聯系。”會議前夕，會議主席、羅氏集團董事會主席施萬滿懷期待。連續臺風剛剛過去，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企業家們就準時赴約，齊聚上海的世界會客廳，本身就足夠有意味。

會議開始前約半小時，許多來賓都已提前到場，卻鮮有落座。他們或與老朋友寒暄交流，或拿出手機與新相識的伙伴交換聯系方式。今年參加咨詢會議的三十余名成員和特邀嘉賓里，有人是第一次參會，有人則早已把上海視為第二故鄉。共同懷揣一份對上海的期待，他們相聚滬上，探討新的發展機遇，為上海發展建言獻策。

德迅集團全球首席執行官博思帆說，他非常看重能來到上海，并和本土品牌交流溝通，“在雙向奔赴的過程中，我們能更好地幫助彼此。”

交流、溝通，這是每屆市咨會貫穿始終的關鍵詞。正如曾參加過多屆市咨會并曾擔任會議主席的S4 Capital 創始人兼執行董事長蘇銘天所體會到的，“無論是市咨會，抑或是其他交流平臺，中外定期保持溝通，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情。”

在這樣動態、及時的交流中，與會者們與上海共同觸摸著時代的脈搏。

在這屆市咨會上，科技與工業革命，成了會議發言者們頻頻提到的一個關鍵背景。

“我們正在見證第四次工業革命人工智能的發展。”在會議首場特邀主旨演講中，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普山·杜特這樣判斷。咨詢會議特邀演講嘉賓、力拓集團董事長鮑達民則提到，20年前由美國主導的創新格局如今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上海正在這場革命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經過10年的不懈努力，上海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已形成基本框架。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卡爾斯滕·芬克在報告中提到，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3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上海-蘇州集群”首次躋身全球“最佳科技集群”前五名。

在市咨會的專題討論中，許多企業家都談到了產業的科技轉向。在星展集團首席執行官高博德看來，金融行業、銀行業最大的范式轉變就是人工智能。他希望上海能從技術、人才、風險評估等方面，協助“創新的擴散”。西門子股份公司董事會主席、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博樂任則希望，上海能充分利用科技公司的創新能力，建立開放的數字業務平臺。

上海的科創實踐與企業家的積極建言充分表明，在今天，齊聚上海討論科技創新的范式轉換十分必要。恰如蘇銘天在回答外國記者提問時所說，“在全球經濟力量的平衡發生新的變化的時候，像市咨會這樣的機制，反而變得越來越重要”。

打造鼓勵創新的生態系統

“一個成功的創新生態系統需要六大要素。”鮑達民指出，要營造良好的科創環境，需要在人才密度、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結合、支持性和穩定的政策、監管靈活性與良好的營商環境、投資者的廣度和深度、市場規模與市場接近度等方面協同推進。

瑞安集團主席羅康瑞注意到，如今創新生態系統已經不再強調將主要參與者集聚到單一區域或科學園內，而是更加注重培養微型創新生態系統與初創社區，提供社交、培訓和創業活動。“上海這類世界級知識社區和設施仍稀缺，可以吸取海外先進經驗，在上海建立一批專業化技術、符合新型生活、工作方式的‘微型創新設施’。”

“與上海最相似的全球創新中心，就是我的家鄉紐約。”鐵獅門公司首席執行官徐瑞柏說，兩地的特色都是各自的街區，創新經濟的不同領域、不同部門都找到了最適合他們獨特需求的地方。“把生態系統不同部分聯系在一起，充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橋梁，確保他們相互合作，而不是開展不必要的競爭。”

上海應該如何進一步加速創新？在鮑達民看來，目前上海的現代產業體系布局已非常全面，當務之急是進一步發展產業集群，吸引大量的人才，以及發展所需要的企業來開展研發，并成為全球知識產權流程的領先者。

太古集團行政總裁施銘倫也十分關注政策與監管環境，“這是所有成功創新生態系統的基石”。他指出，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對建立投資者信心、促進創新和商業化十分重要。而通過打造更加透明、簡化和支持性的監管環境，上海可以吸引更廣泛的全球風險投資來支持初創企業，形成良好生態系統。

另一個問題隨之而來：應該吸引怎樣的企業、怎樣的人才，讓他們開展怎樣的研究？鮑達民向在場嘉賓分享了一篇刊登于1939年的文章，引發了不少企業家的共鳴。這篇題為《無用知識的用處》的文章中如此寫道：“有好奇心而非直接的實際應用而驅動的對知識的追求，對于重大的智力和科學進步至關重要。”

“通用技術帶來的生產率提升會有滯后，比如電力的生產率提升花了四五十年。”普山·杜特也指出，評價通用技術時不應該有一種標準化的模式，決策者和公司都需要有足夠的耐心，“我們可能更關注研發、科學家數量和專利論文，但如果考慮通用技術，更需要考量其技術擴散的能力。”

與此同時，寬容失敗的氛圍也被不少企業家提及。施銘倫建議，采用更寬容的、更有利于初創企業的破產法規。“來自硅谷和特拉維夫經驗表明，在初創企業遭遇商業環境動蕩或暫時陷入財務困境時，支持性的法規可以幫助他們進行重組，更快恢復元氣。”

宏利金融總裁暨首席執行官高瑞宏也認為，要建立一個允許失敗的創新文化，在這樣的文化中，人才才會更敢于接受挑戰。“給他們成功的機會，也給他們可以失敗的機會，這樣就會有更多人才愿意來到上海。”普華永道全球主席康慕德說。

打造開放合作的“燈塔”項目

新的形勢下，開放與合作仍然十分重要。“成功的創新不能獨立完成，因此我們要鼓勵公私合營和私私合作，保證所有創新快速分享、加速應用，讓各方人員包括研發者和資本提供者都參與進來。”宏利金融總裁暨首席執行官高瑞宏在會上說。

事實上，對于上海如何擴大開放與合作，金融企業家們最有話語權。“向外資銀行開放人民幣交易”“允許在中國設立外資法人銀行”“建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一個個過往開放的案例在會上被不斷提及。不少金融行業與會企業家表示，上海可以借鑒過去打造金融和國際貿易領域的經驗和模式，建設國際科創中心。

具體來看，一些建議希望把更多國際資源“引進來”。三井住友金融集團總裁及集團首席執行官中島達提出，參考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做法，上海也可以設立一個國際合作特區，覆蓋人工智能、生物醫學工程等各個先進科技領域，放寬限制性管制，促進與世界各地的全球公司、初創公司和研究機構之間的國際合作。蒂森克虜伯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米格爾·洛佩茲提出，上海可以邀請跨國公司參與一些國家級項目或者標準制定，這不僅有利于中國的創新加速，也有利于跨國公司更加有機地融入上海的創新生態。

還有一些建議期望上海能“走出去”。“上海可以進一步參與到國際合作的組織模式和工作方式當中，通過雙邊和多邊協議，進一步顯示上海在各產業知識產權方面保護的決心，影響全球標準的制定，讓更多國家和國際社會理解中國，理解上海。”貝卡爾特董事會主席丁有仁說。

更多企業家認為，上海可以鼓勵創建開放的科研平臺，用數字化的手段加速合作與創新。“創新的本質是通過各個領域技術結合從而去實現我們的想法。”東芝公司最高顧問綱川智認為，促進創新的一個機制就是主動創造大家可以分享想法的平臺。

這也是目前跨國企業加速自身創新的一種主流做法。在會上，西門子董事會主席、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博樂仁建議，上海應建立一個共享科研資源的“開放式創新平臺”。這一平臺可由政府、企業、高校、相關科研機構等共建，并組建專業運營公司負責創新中心的整體運營，促進跨國公司與本土科創主體的深度合作，開展前沿技術應用試點，打造開放合作的“燈塔”項目。

“如果能將上海2.2萬家高科技企業連接起來，將上海500多家跨國公司研發中心連接起來，就會是我們實現大規模創新的不二之選。”博樂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