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而言，對“初心”的真實感悟和最接地氣的解讀，是在讀了厲彥林的《延安答卷·脫貧漫記》一書后引發的。這本書由黨建讀物出版社于2020年8月出版，由于我孤陋寡聞，直到作者近期簽字贈送后才得以拜讀。俗話說：“好飯不怕晚。”讀了《延安答卷》，我才意識到這本5年前出版的文化“晚餐”，讀來依然如同新近出版的“文化大餐”一般，具有“經典”的分量；同時，我不禁生出與此書“相見恨晚”的感慨。閱讀《延安答卷》讓我深受啟迪。

啟迪之一，只有深入了解中國社會基層的人，才能真正讀懂“初心”。每個作者面對同樣的題材和素材，創作出的作品必然不同，這是由作者的個人視角和思維方式所決定的。《延安答卷》的作者厲彥林曾說：“中國人民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是由窮日子陪伴著走到新中國門檻前的。”“在中國，不了解農村，不了解貧困地區，不了解農民尤其是貧困農民，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了解中國，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國，更不可能治理好中國。”他以沂蒙山區一個普通貧困者的視角，來描寫延安革命老區的脫貧故事，其對黨脫貧攻堅“初心”的理解自然有其獨到之處。

一是真實反映了貧困群眾對脫貧的渴望，展現了“要我脫貧”與“我要脫貧”的內在統一。作者在沂蒙山區曾經歷過饑餓與貧困，對貧困有著切膚之痛。通過調研，他發現無論是延安老區、沂蒙山區，還是其他革命老區和貧困地區，人民群眾都懷有強烈的脫貧愿望，甚至參加革命的初衷也是為了擺脫貧困。作者訪問的寶塔山區離休干部折正千老人說：“正因為共產黨給延安人民帶來了福祉，‘認死理的延安人一呼百應，聚集到毛澤東的旗幟下’。”這句話極具代表性。書中形象地將貧困戶比作“吊著個苦瓜臉”，指出他們的貧困根源就像一棵苦瓜，從枝、蔓、果一直苦到根。要想拔掉窮根，最關鍵的是阻斷“窮基因”的傳遞。“窮不過三代”，貧困戶要擺脫貧困的魔掌，最重要的是讓他們“心熱起來，手動起來，提起精氣神來，靠自己的力量干起來”，讓家庭自身燃起強烈的脫貧愿望。從吳起縣的退耕還林、改變羊種飼養模式、“砍樹人”變“護樹人”、“綠肥”勝“黃瘦”，到洛川的“東奔西跑打工忙，不如蘋果樹上建銀行”、打響“延安蘋果”品牌等，都體現了政府創造條件扶貧與群眾積極主動脫貧的有機融合。

二是客觀展現了在脫貧問題上，人民與領袖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書中引用了朱德同志臨終前的一段話：“中國的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我沒有實現自己年輕時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愿望，真是愧對天下百姓呀。”這段話感人至深，深刻體現了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中國人民擺脫貧困、過上幸福生活的深切關懷與責任擔當。

三是展現了新時代脫貧群眾自我革命的強大動力。書中以“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的哲學觀，闡明了脫貧攻堅中“送魚更要授漁”“給錢給物不如建個好支部”的真諦，并通過一系列鮮活感人的事例，向“老鄉”證明：只有自尊、自奮、自強，才能戰勝“等、靠、要、惰”的思想。最令人感動的是寶塔區柳林鎮王家溝的郭志清，上世紀80年代初，他與老伴承包了距村3公里的韭菜溝5000多畝荒山，幾十年間投入10多萬元，填溝造地，栽植用材林和經濟林，最終綠化了荒山；還有安塞區雷坪塔村的張蓮蓮一家四代，用近40年的歲月，踐行“植樹造林就一定能過上好光景”的家訓，接續造林20萬棵，為1750畝荒山披上了綠裝。延安的脫貧群眾說：“如今俺學到了一門技術，這就有了可靠長久的進錢門路。脫了貧，就能進一步致富了。”他們的事跡和話語，充分展現了貧困地區人民對脫貧的高度自覺和自我革命精神。

四是揭示了從脫貧攻堅中走出來的人民不會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的堅實基礎。有人對打贏脫貧攻堅戰充滿信心，但對脫貧后能否避免返貧乃至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心存疑慮。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仍在強調“持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讀完《延安答卷》，我對是否會發生返貧的問題，將心中的“？”拉直了，“一塊石頭落了地”。因為延安通過“聚焦脫貧攻堅、兜底線，聚焦特殊群體、強保障，聚焦群眾關切、優服務”，已經形成了防止返貧乃至規模性返貧的機制，環環相扣，不留死角，沒有空白。這就像戰爭年代，我們黨帶領軍民打下一塊地方，建立紅色政權后，人民群眾誓死保衛自己的政權和根據地，絕不再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對于今天的脫貧攻堅成果，他們也像當年對待人民政權和紅色沃土一樣，不僅堅決保衛和鞏固，還要不斷創新和發展。常言道：“創業難，守業更難。”守業需要經受長久的考驗。對脫貧致富而言，脫貧是攻堅戰，防止返貧并實現致富則是持久戰。在延安，窮根已被拔除，內在動力已經激發，脫貧與“振興”實現了無縫對接，貧困的基因被徹底阻斷。黨的“初心”在貧困地區落地、開花、結果了。

啟迪之二，只有深刻了解中國共產黨本質的人才能真正讀懂“初心”。1937年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通過一個外國人的筆觸向世界揭示，弱小而堅強的中國共產黨正在為窮人翻身解放、擺脫貧困、戰勝強敵，做著一件（當時被認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2020年8月后出版的《延安答卷·脫貧漫記》，則通過一個中國普通人的筆觸告訴世人，當年《西行漫記》作者采訪的革命圣地延安，已將這件“世界難題”做成了“中國奇跡”，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化為了“延安答卷”。這兩部“漫記”的歷史巧合，讓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的本質是將“初心”與“使命”緊密相連，那就是“讓老百姓生活越來越好！”

中國共產黨在踐行“初心”的征程中，既無坦途，亦無退路。前行之路雖偶有曲折，卻始終堅定不移地朝著人民群眾的期望邁進——擺脫貧困、戰勝落后、追求富裕。

回溯歷史，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也就是土地革命戰爭，堪稱“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打土豪、分田地”的偉大實踐。毛澤東，這位從中國農村土地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杰出代表，其血液與骨髓中深深融入了濃厚的百姓情懷。在建黨建軍初期，毛澤東便高瞻遠矚、力排眾議，明確指出：“農民——這是中國軍隊的來源。士兵就是穿起軍裝的農民。”并創造性地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一引領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

從1937年1月黨中央從保安進駐延安，到1947年3月撤離延安、轉戰陜北，再到1948年3月中共中央渡過黃河、前往華北西柏坡，在這段漫長的歲月里，毛澤東大多居住在窯洞中。他與陜北老鄉在吃穿住行上毫無二致，甚至要求從蘇聯歸來的兒子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拜農民為師，融入陜北老鄉之中。立足陜北，放眼全國，實現“耕者有其田”、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不僅是毛澤東個人的初心，更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初心。

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他在延安窯洞揮筆寫下的“為人民服務”，深刻體現了黨的本質，是黨的“初心”核心所在，也是當下打響脫貧攻堅戰的根本依據。

啟迪之三，唯有深刻領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真諦的人，方能真正讀懂“初心”。解決貧困問題，堪稱中國社會歷史進程中的“永恒課題”。新中國成立前，朝代更迭頻繁，而幾乎每一次改朝換代都與社會貧困、饑荒肆虐以及老百姓食不果腹的艱難處境緊密相連。就拿陜北漢子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來說，他高舉“迎闖王，不納糧”的大旗，這一口號直擊廣大災民和難民的痛點，給予他們生存的希望，從而吸引了無數走投無路的民眾加入起義隊伍，最終成功推翻了明朝統治。

《延安答卷》以深邃的歷史視角，剖析了中華農耕文明在戰亂、災荒、貧窮、瘟疫、愚昧與落后的裹挾中艱難前行的歷程。在歷史的長河中，經典著作與諸子百家的思想里，處處蘊含著對貧困的批判與反思。《詩經·大雅》中“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傾訴著祖先對小康生活的深切渴望；《墨子·非樂上》指出“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道盡百姓饑寒交迫的苦難；孔子所言“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直白地道出人們對貧富差異的認知。而唐代詩人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名句，更是將當時社會嚴重的貧富分化現象刻畫得入木三分。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民本”思想是其核心要義。孔子思想以“仁”為核心，這一學說構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石。管仲學說對推動齊國興盛發揮了關鍵作用，他提出“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強調執政要給予民眾實惠，先使百姓富足。同時，他的“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更是道出了執政的根本在于順應民意。《孫子兵法》中的“道”與管仲之“道”一脈相承，孫子將“五事七計”視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其中“道者，令民與上同意者也”，即強調贏得民心是戰爭勝利的首要條件。從哲學角度來看，老子的“道”與孔子的“仁”相近，老子在《老子·八章》中提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憂”，借水喻人，倡導為人處世與治國理政都應真誠寬厚、與世無爭。《禮記·大學》開篇闡明“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把“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作為“修己治人”的三大綱領，“明明德”是行為的根本，“親民”體現社會責任感與擔當，“止于至善”是追求的理想境界。孟子則旗幟鮮明地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將人民置于國家的核心地位。西漢賈誼的《過秦論》極具影響力，他通過剖析秦統一六國與快速滅亡的原因，得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的著名論斷，強調“施仁義”即把“民心”作為執政的根本，這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啟示。

從先秦時期到明清時代，民本觀貫穿了歷朝歷代的治國理念。嚴復提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三民”思想，康有為倡導“民權觀”，孫中山則創立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這些思想的演變，是中國社會在不同歷史階段對民本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反映了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與社會進步的不懈追求，也為后世的政治理念與社會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 。

啟迪之四，只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飽含深厚情感的人，才能真正領會“初心”的深刻意蘊。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其解體之后，國際社會乃至國內部分人對“社會主義”產生諸多質疑與詬病。然而，中國并未因此而動搖，而是深入剖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征，進行深度思索，最終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開拓出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本質特征來看，是一條引領全體人民逐步邁向共同富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在這條道路的探索與實踐進程中，我們秉持了兩種重要理念與實踐形式：其一為“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富”，先富裕起來的群體憑借自身成功經驗，為后富者樹立標桿，發揮“示范效應”，激勵后富者奮勇追趕，加速致富進程；其二是堅持問題導向，聚焦弱勢群體，以打贏脫貧攻堅戰為著力點，推動共同富裕，此為“木桶效應”，補齊發展短板，促進整體提升。

《延安答卷·脫貧漫記》以延安為典型樣本，全方位展現了中華大地如火如荼開展的消除絕對貧困、推動共同富裕的偉大實踐，將這場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生動呈現。延安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深切熱愛，是全國人民的縮影，從他們身上，我們能夠深切洞察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征程中，中國人民，尤其是脫貧致富地區群眾對黨的“初心”的深刻理解與衷心擁護。

我很欣賞《延安答卷》里的這段話：“木桶的容量不取決于桶壁上最長的木塊，而是由桶壁上最短的那塊短板決定的，評價一個國家的發達程度，不是只看好的地方，更要看差的地方，判斷標準不是強者的高度，而是弱者的地位。”脫貧攻堅瞄準的是國家經濟鏈條上的薄弱環節，治理的是國家建設中那塊最短的短板。國家之所以不計成本、不遺余力地幫助弱勢群體，正是國家文明進步和發展的體現。

《延安答卷》通過豐富的數據、鮮活的事例和生動的個性化描寫，向人們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共同富裕。這種共同富裕是建立在“兩不愁三保障”基礎上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精準脫貧”基礎上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退耕還林、生態改善、綠色脫貧基礎上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既打攻堅戰又打持久戰、既富口袋又富腦袋、既實現物質脫貧又推動精神脫貧基礎上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城鄉差距逐步縮小、攜手共克時艱基礎上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勤勞致富、多勞多得、引入競爭機制基礎上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集體帶、企業幫、自己干”團結協作基礎上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貧困村有第一書記、駐村工作隊和貧困戶有幫扶責任人基礎上的共同富裕。總之，這樣的共同富裕是兜底線、有保障、信得過、管長遠的。

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之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路，是消除絕對貧困之路，也必將是通向中國式現代化之路。（南兵軍）

（注：厲彥林，沂蒙山人。已出版詩歌、散文、報告文學著作十余部。作品自1988年被選入師范專科學校寫作教材以來，至今已有一百三十余篇（次）入選各種語文、思想品德教材，三十多篇先后被全國多地作為中高考試題、模擬試題。《沂蒙壯歌》獲2021年度青花郎·人民文學獎、第九屆徐遲報告文學獎；《延安答卷》入選國家新聞出版署“優秀現實題材文學出版工程”，獲第五屆全國黨員教育培訓教材展示交流活動優秀教材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