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開展生活垃圾分類已有17年的歷史，取得了一些進展和成效，但也存在著不少困難和問題。

　　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和今年召開的全國兩會，都對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提出了明確要求。前不久，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類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生活垃圾分類模式，在46個城市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

　　在推進生活垃圾分類方面，有哪些經驗教訓應該吸取，有哪些似是而非的觀點需要辨明？藍藍天工作室專訪了劉建國（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固體廢物處理與環境安全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徐海云（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等業內專家。

　　“垃圾是放錯了位置的資源”，這是一個人們耳熟能詳的說法。但專家強調指出，生活垃圾雖然有資源屬性，它的污染屬性更不可忽視。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資源放錯了位置”而已，實際上，那就是隨意丟棄污染物、危害環境的行為。垃圾分類是我們作為“污染者”應盡的基本責任，理所當然，責無旁貸。

　　對各地政府，專家也提了個醒：應當落實政府主體責任，堅持政府主導，根據本地特點，做好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設施體系建設，同時制定完善懲罰和獎勵的政策措施，“大棒”和“胡蘿卜”都得有。

　　沒有現代化的處理設施，就談不上實質性的垃圾分類成效

　　記者：為什么要推行生活垃圾分類制度？

　　劉建國：垃圾分類是社會進步和生態文明的標志，是人人均可參與其中來保護環境和改善環境的方式。

　　垃圾分類可以引導居民養成綠色生活、綠色消費的習慣，埋下環境保護的種子。分類還可以促進前端生產環節清潔生產和循環經濟的發展，同時帶動后端減量化處理、資源化利用效率提高與污染減排，從而節約原生資源，改善環境質量。

　　記者： 2000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8個城市作為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拉開了我國垃圾分類收集的序幕，但大家感到垃圾分類總體進展緩慢。存在的主要困難和障礙是什么？

　　徐海云：開展生活垃圾分類17年來，人們垃圾分類的意識得到了提升，對垃圾分類的系統性認識得到了普遍提高。但不可否認，很多人說垃圾分類搞了這么多年，進展不明顯，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根本原因是以往我們沒有搞清楚為什么要搞垃圾分類、具體分什么，目標與途徑都不清楚。我國以前垃圾分類主要著眼于可回收物，我們有廢品回收再利用系統，還有環衛系統，這兩個系統一直沒有有效銜接，存在一些問題和矛盾。

　　劉建國：垃圾分類是垃圾處理發展到成熟階段、高級階段的必然結果和內在要求。之前我國部分城市推行垃圾分類收效甚微，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尚未建成現代化的垃圾處理設施。沒有現代化的垃圾處理設施，就談不上實質性的垃圾分類成效。之前我們垃圾處理的主要矛盾是無害化處理設施不足、能力不夠、水平不高，分類處理的條件還不成熟。目前應該說這一問題已經得到了較好的解決，一些地方分類處理的硬件條件已經基本具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快建立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垃圾處理系統”。分類處理系統各個環節必須配套銜接，形成高效順暢的系統。分類投放是居民責任，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均是政府責任。目前居民分類投放的參與率較低、準確率較低，已成為制約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效果的突出問題。

　　記者：有人感到很不解和氣憤的是，居民分了類，但環衛車輛收運時卻混在一起運走了。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劉建國：一方面分類處理設施建設有一定周期，分類處理設施沒有建好的時候只能混合收集；另外一方面在垃圾分類推行初期，居民分類參與率、投放準確率都較低，收集到的“分類垃圾”實際上還是混合垃圾，分類處理設施無法正常運行，混合收集是無奈的選擇。

　　居民應當認識到，垃圾分類是我們作為“污染者”應盡的基本責任，也是作為現代社會公民應盡的基本義務，沒有理由推脫。政府應當根據本地特點，適度超前做好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設施規劃建設，并對現有的設施進行提升優化，沒有理由拖延。

　　強調垃圾是“污染源”，有助于厘清居民、政府、企業的責任

　　記者：有一個流行的說法：垃圾是“放錯位置的資源”。但在不少專家眼里，垃圾首先應定位為“污染源”，這是不是給垃圾分類“潑涼水”？

　　劉建國：這么說，當然不是潑涼水。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生活垃圾既有污染屬性，也有資源屬性，我們明確垃圾首先是“污染源”，其次才是一定條件下的“資源”，就是為了名正言順，進而事成。

　　理論上任何物質都有回收利用價值，主要是要看技術上、經濟上、環保上是否有競爭優勢。垃圾特性復雜多變，在從收集運輸到處理利用的各個環節都可能產生污染，不管是在科學上還是法律上，本身就是重要的污染源；垃圾中的各種組分當然可以再生利用，但再生利用通常只能是降級利用，而且再生利用過程的污染控制難度遠大于品質穩定可控的工業原料即“資源”，如果要嚴格做到質量合格、排放達標，必須付出較高的經濟成本，在經濟學上屬于價值為負的商品，這就是為什么垃圾處理從來都是政府付費給處理企業，處理標準越高、支付的費用也越高的原因。

　　明確垃圾的“污染源”屬性，有助于我們厘清居民、政府、企業在垃圾處理中的責任。對居民來講，產生垃圾就是制造污染，減量、分類、付費就是當然責任，垃圾處理首先關乎居民自身利益；對政府來講，垃圾處理是基礎性公益民生事業，資金投入必須足夠，運營監管必須到位；對處理企業來講，按照標準將垃圾處理到位是首要任務，控制環境污染是基本要求，政府支付的處理費應當是企業主要收入。

　　另外，從垃圾是“污染源”的定位出發，更容易讓人們正確理解垃圾分類的必要性：垃圾是污染源，不分類就是污染環境，污染環境就是做壞事，做壞事我們應該感到恥辱。

　　徐海云：垃圾是我們每個人產生的，垃圾分類從根本上來講是一個全民參與的事情。第一，對每個人來講要堅定不移地做好正確的投放。我們個人投放垃圾的行為，不應該受其他因素干擾。不要管別人是否這樣做，也不要管分了后是去填埋場或焚燒廠。

　　第二，人們的消費模式要改變。追求簡約生活、拒絕浪費，減少生活垃圾的產生。另外，我們要積極使用再生資源產品，為再生利用提供更大的市場空間。

　　第三，大家知道在發達國家扔個電視機、扔個家具都要付錢。要進一步促進分類回收利用，未來我們不僅要出力，而且要出錢。只有大家都努力了，我們國家的垃圾分類才會越來越好。

　　記者：政府一方面在推動垃圾分類，一方面又在推動垃圾焚燒，這是不是“自相矛盾”？

　　劉建國：垃圾分類與垃圾焚燒之間不是相互對立的關系，也不是相互替代的關系，而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垃圾焚燒因其無害化徹底、減量化明顯、能源回收效率高，是現代化垃圾處理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世界范圍看，垃圾分類先進國家，如日本、瑞士、德國，也是垃圾焚燒占比很高的國家；而一些立法禁止垃圾焚燒的國家，垃圾分類和垃圾處理均乏善可陳。

　　垃圾分類不可能替代焚燒，但是可以提高焚燒系統資源能源回收效率和二次污染控制水平，做到少燒、好燒。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垃圾焚燒監管相對容易，而且有些垃圾不通過焚燒徹底毀形的話，可能帶來更大的健康隱患，如媒體曝光過的廢污紙巾回收加工成紙巾、醫療垃圾回收制成餐具等問題。

　　到底怎么分，應根據當地垃圾處理系統現狀與規劃因地制宜

　　記者：目前，我國各地生活垃圾分類方法五花八門，給公眾帶來困惑。到底怎么分類為好？

　　劉建國：目前比較流行的有“二分法”（干的與濕的，或不會爛的與會爛的）、“三分法”（可回收、有毒有害、其它）、“四分法”（可回收、有毒有害、廚余、其它）。按照《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各地可以因地制宜選擇確定易腐垃圾、可回收物等強制分類的類別，但對于有害垃圾，各地必須強制分類，包括廢電池、廢熒光燈管、廢藥品及其包裝物等。

　　“四分法”與“三分法”的差別在于分不分廚余。發達國家中，日本不單獨分出廚余，而德國有的地方分，有的地方不分，主要還是取決于后端如何處理。廚余分出來，如果能得到規范處理和徹底利用當然好；如果沒有規范有效的設施處理，或是可能處理不徹底留下“尾巴”，待條件成熟時再分也沒有問題。

　　垃圾分類的目的是為了更高效、更清潔、更安全地處理垃圾，以改善環境質量，到底分什么、怎么分，應視當地垃圾處理系統現狀與規劃而定，因地制宜。

　　記者：普遍推行垃圾分類是否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徐海云：垃圾分類需要有三個銜接：可回收物分類要與再生資源回收銜接；有害垃圾分類收集要與危險廢物處理銜接；易腐垃圾或廚余垃圾分類收集要與生物質資源化利用銜接。這些終端利用和處置設施涉及多個部門，有的已經存在，有的還待建設。這三個銜接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從制度設計、全社會參與等方面逐步推進，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劉建國：垃圾分類是一項社會治理工作，涉及每個人的行為習慣、多個利益相關方和法律、經濟、文化、教育等多個層面的問題，具有復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對此我們要有充分認識。我國推行垃圾分類的方向已明，方針已定，基本硬件條件已經具備，大家齊心協力，求真務實，法規建設、制度建設、思想建設、設施建設多管齊下，頂層設計與基層創新相結合，垃圾分類的步伐一定會加快，目標一定能達到。（人民日報中央廚房·藍藍天工作室 劉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