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振杰從不去想那些受害者，被偷的人在他意識里是與他無關的陌生人，“沒愧，也不后悔。”他語氣里沒有一絲抱歉。

　　陳振杰站在和父母生活過的老屋前。新京報記者劉珍妮 攝

　　文|新京報記者劉珍妮

　　 過去的經歷，在陳振杰的嘴里，好像是別人的故事。

　　他會一直盯著你，觀察你的表情，他的眼神大多數時間暗淡無光，但很少躲閃。

　　如果不是最近一次偷手機被警察控制，路人很難想象這個眼袋下垂的老人會是長沙市年齡最大的扒手——從19歲離家出走，盜竊生涯跨越了60年。

　　“如果生活沒法保障，我可能還會（偷）。”對陳振杰來說，那就像跟隨至今的煙癮，“改不掉了”。

　　把偷看成一種職業，陳振杰大多數時間里獨來獨往，沒有多高超的技巧，也從來不用鑷子、刀片。

　　偷了一輩子，沒攢下1分錢，因為肺結核病在街頭嘔血，他連160元的醫藥費都拿不出。

　　無妻無子，無家可歸，雖然警方對他監視居住，但陳振杰的晚年早已陷入困境。

　　此時，控制他的公安，報道他的媒體，救助他的民政部門，都成了這個“老偷兒”想要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醫院里，陳振杰大喊著，“我不想死在大街上。”

　　2001年1月，陳振杰在長沙行竊被抓。圖片來自瀟湘晨報

　　嫌疑人

　　一次沒有反抗的抓捕

　　送走老人的幾天里，張鵬晚上睡覺前都會想起陳振杰，“本該是兒孫滿堂的人。”

　　這位刑警第一次看見陳振杰是在監控畫面里，他不愿相信這個老人，就是他鎖定的扒竊嫌疑人。

　　那是在今年3月19日的長沙市太平老街，老人緊跟在一個白衣女子身后。這是條特色古街，天心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展示中心門前，排了長長的隊。

　　老人也在人群中，右手拿著一把雨傘。白衣女子往前走一步，老人就跟著挪一步，上半身幾乎與女子緊貼。

　　監控視頻中，陳振杰（右下）緊貼一名白衣女子，準備行竊。

　　“這么大歲數了，怎么可能？”張鵬知道，這種動作符合扒手的一貫特征。

　　女子快走進檢票閘機時，老人一步踏上臺階，用傘擋住了女子的右側衣兜，一同擋住的還有他的手。隨后從傘下掏出一部手機，迅速塞進自己兜里。“整個過程不到2分鐘。”

　　從警10年，張鵬在長沙市坡子街派出所工作期間，抓過幾百名扒手，帽檐沒遮住的那圈花白頭發，讓他一眼就能記住這個老人。

　　抓捕過程一點都不費力。3月25日傍晚，還是太平老街附近，老人還在四處張望。張鵬和兩名同事悄悄圍上前，“你是不偷過別人手機？”

　　以前抓過的扒手大多會抵賴、反抗、逃跑，但眼前的老人一句沒辯解，點了點頭就跟他們走了，甚至都沒用上手銬。

　　老人也跑不動了。他身份證1938年的出生日期讓張鵬感慨，自己父親不過60歲，“他都快是我爺爺輩的人了。”

　　在口供上簽字時，陳振杰寫的還是繁體字。

　　審訊室里，留給張鵬最深的印象是陳振杰的眼神，“沒有一點緊張，很平靜。”陳述偷盜經過時，老人說從19歲離家打流（當地方言：流浪），開始學偷。

　　張鵬說，陳振杰算得上是長沙最老的盜竊嫌疑人。

　　接下來的現實也讓張鵬嘆氣。他們發現陳振杰一生無妻無子，戶籍地安沙鎮文家塅村老家里，老屋早已塌得只剩一堵墻。

　　流浪者

　　“抓小偷”的叫聲幾年難忘

　　或許是年老思歸，最近幾年，陳振杰回村里的頻率高了。家里的老屋成了一片林地，旁邊的竹筍長出2米多高，只有一堵爬滿了深綠色苔蘚的土坯墻能證明這里曾有人住過。

　　扒拉開樹叢，眼睛盯著土墻，在老屋前站了10多分鐘，老人的兩頰微微顫抖。

　　站在老屋前，陳振杰的臉頰有點發抖。

　　有村里的后輩喊他陳二爹，村里人很少見他回來，也沒人知道他在50公里外的長沙城里干啥，但有人記得他為什么離家出走。

　　文應龍和陳振杰從小一起玩到大，說起老鄰居，他“哎”了一聲，如果當初陳振杰的父親真打他一頓，或許就能攔住他，“他爸看重他，給他取的名字里都有個‘杰’字，希望他成為‘人杰’。”

　　陳振杰19歲那年，父親出門干木工活，臨走讓他天黑前翻翻家里的紅薯地，他懶得翻。回來見父親要打他，出門便往村外跑。

　　一賭氣跑到長沙市區，他在湘江邊的輪渡口干起推車的營生，推一車貨5分錢。一天能賺5毛錢，“只夠喝個甜酒。”晚上他睡在輪渡邊的橋洞下，洞里都是“打流”的人。

　　流浪者里有人靠偷盜過活。鉆窗入室，偷衣服，順毯子，再拿去換錢。陳振杰也開始加入。

　　夜里他給人望風，緊張得發抖，看見別人家里亮了燈，壓著嗓子催同伙走，“干得多了，膽子就大了。”

　　第一次單獨行竊，是偷衣服，他學別的小偷那樣大方地溜達進巷子里，“心也砰砰跳。”瞅見一戶人家沒人，伸手將晾在繩子上的布衣抓走，塞在衣襟下扭頭就往巷子外跑。一直跑到落腳的橋洞下才敢左右看。

　　本以為沒人發現，但治安隊抓住了收衣服的人問來路，他被供了出來。第二天陳振杰就被抓進了治安指揮部。

　　沒幾天，他就被放出來了。“原來偷衣服被抓了也沒啥大不了。”

　　這輩子到底偷了多少次，陳振杰記不清了，但他對最害怕的那一次印象很深刻。

　　那是在公交車站，他把手伸進一個乘客的口袋，被旁邊的人發現。一個女人“抓小偷”的大叫像刺一樣扎進他腦子里，勞改的頭幾年都記得那聲音，“尖尖的”。幾個人一下圍上來，他的脖子被人從背后捏住，文革時代，別著毛主席像章的人們揮著拳頭，叫喊著把他扭送到軍管會。

　　第一次被送進了勞改農場，軍管會判了他7年刑，岳陽建興農場，他翻土、種地，干他在家都不愿意干的農活。

　　自述里，60年中，陳振杰只記得他被勞改的其中3次，加起來有13年。其余的都記不清了。媒體的報道顯示，他先后被勞改、勞教了8次。

　　在治療肺結核的醫院里，陳振杰每天幫病友登記伙食、送飯。

　　兒子

　　母親死時他在勞改

　　改造期間，記得最清楚的是父親的來信，信中說母親去世了，棺材板是用他偷偷藏在家里的錢買的。

　　年輕的時候回村里，他只挑白天村里人干農活時，避開鄰居和父母。一次回家，他悄悄把偷來的50塊錢藏在柜子里，那時的50塊錢，是城里人三個多月的收入。

　　“父親在信里給我評了7分孝心。”陳振杰盯著眼前的茶杯，兩頰發顫，沉默了很久。

　　父親在他心里是個柔軟的詞，“父親對我好，看重我。”他清楚地記得父親死于1982年，食道癌。

　　文應龍記得，陳振杰回家后就到隊里的林場里干工。一天10個工分，別人干不滿，他能拿滿。他拿布包把隊里分的兩斤谷米裹緊，回家就給老爹熬粥。

　　“直到我父親死后，我徹底沒了牽掛，又去了長沙。”那年陳振杰44歲。

　　文應龍眼里，父親的過世并沒有給他帶來悔改，“如果成個家，有個女人拴住他，可能又不一樣了。”

　　陳振杰說他有過成家的機會，“小時候和村里一個妹陀（方言：女孩子）訂過娃娃親。”那姑娘個頭不高，梳著兩根麻花辮。

　　“我也喜歡她。”陳振杰臉上第一次有了笑容，他請姑娘吃飯，姑娘說她當上了老師，陳振杰不敢回話，以后再也沒主動聯系她，“我配不上人家。”

　　這之后，他徹底斷了成家的念想。

　　陳振杰偷了60年，文應龍也沒見他過上富貴日子。在長沙，他看見過陳振杰就睡在拆墻房屋的廢墟里，地上積著一汪水，上面搭個木板就是床。他勸陳振杰別再打流了，“你老了怎么辦？”

　　陳振杰低頭看著腳面，說起自己的后悔事，“一沒存到錢，二沒成個家。”

　　在他心里，鄰居比親戚好。他說堂弟妹明知他住院，從沒來看過他，“他們表面上挺好，心里應該瞧不上我。”

　　陳振杰會在飯點準時給醫院食堂匯報訂餐數，幫病友訂飯。

　　老偷

　　從人人喊打到閑事莫管

　　漸漸地，他成了小偷里的老偷。

　　這輩子偷得最多的一次，6000塊錢，在開往深圳的列車上，中途下車把皮夾子一扔，住30元一天的旅館，吃幾塊錢一碗的米粉。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對他來講，這算是奢侈的生活。

　　沒錢了就偷，有錢了就賭。不出5天，錢都輸完。

　　偷竊和賭博是陳振杰的兩個心癮，“偷到了就是贏，被發現了就是輸。”

　　他也曾被別人偷過。有一年八月初一，南岳衡山都是拜菩薩的游客，山下人擠人。他剛得手，擠出人群正準備數錢，發現衣兜被人割了個口子，“媽的，賊讓賊偷了。”

　　回望這么多年，陳振杰的偷竊生涯和這個社會，都在慢慢發生著變化。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們兜里都沒錢，他偷得最多的是糧票和布票；八九十年代是他“最風光”的時代，改革開放了，每人兜里都有了鈔票，對小偷還沒那么多防范，“那時風氣好，可能大家眼里沒那么多小偷”；2000年之后，大家都把錢存在銀行卡和存折里，防范心理也強了，陳振杰更多地跑到火車站里尋找目標，甚至扒著火車一路偷過去，岳陽、杭州、嘉興、武昌——窮家富路，他知道什么場所人們揣的錢多；2010年左右，火車票推行實名制，年過七旬的他連火車站也不好進了，只好轉向公交車站和商場周邊。

　　他從不用鑷子和刀片，沒有作案工具就不會被人輕易抓現行。他覺得，人們有錢了，膽子反倒越來越小了。“六七十年代，人們會喊‘抓小偷’，街上人人喊打；現在的人，只要自己沒被偷，看見也不多事。”

　　一旦失手被事主發現，他一般不多說，把東西還給人家轉身就走。

　　在他看來，偷竊不留證據，就不會被抓。“人證、物證都算。”

　　最近一次被抓，陳振杰說他根本沒想跑，也跑不動了。和警察打了一輩子交道，他清楚地知道抓他一定有證據。

　　陳振杰從不去想那些受害者，被偷的人在他意識里是與他無關的陌生人，“沒愧，也不后悔。”他語氣里沒有一絲抱歉，只是把偷竊當成了職業，“不偷沒得活。”

　　70歲的時候，陳振杰開始力不從心，摸進人兜里的手，沒那么快了。

　　碰上相熟的年輕扒手在街上晃蕩，他勸他們別再偷。“我70歲了，被抓了看守所不收，你還小，抓住了要被關。”年輕的“同行”不屑，“你么得管（不要管）。”

　　他開始懼怕人們看他的眼神，以前不在乎、沒看見的東西，在他老了以后開始變得敏感、清晰。

　　老了時，有一次摸人手機被發現，對方呵斥“這么大歲數了搞這個？”嫌棄的眼神和“這么大歲數”幾個字，總提醒著他真的老了，“讓熟人知道了笑話。”

　　年輕時的小偷陳振杰什么都不在乎，老了開始“怕人看不起”。

　　老人

　　最后一根稻草

　　吐血撲倒于街頭，如今比被警察抓住更讓他害怕。

　　那是幾年前的一個清晨，街上沒什么人。他從棋牌室出門，咳倒在路邊，血吐了一地。有人把他送進醫院——肺結核的痼疾發作。

　　醫院里沒有血，輸血要從別的地方調，調血的160元他都拿不出。

　　能求助的只有文應龍，老鄰居趕來救了急，“不然我就死了。”

　　文應龍接濟過他很多次，除了自小長大的情分，在他眼里，陳振杰偷不算大惡，“他從來不在村里偷，在村里口碑不錯。”

　　他找回村里，文應龍跟著他把戶口、身份證補齊，還幫他向村里申辦了低保。

　　錢，對于現在的陳振杰來說比以往更重要，花過無數不屬于自己的錢，但他存折上每月340元的低保誰也不許碰。

　　這成了他不愿意接受鎮政府安排、住進鎮上敬老院的原因，“住進去，340元都讓他們取走，我一分錢得不著。”

　　由于身患肺結核，又年近8旬，這次被抓之后，警方對陳振杰處以監視居住半年的強制措施。4月初，陳振杰被送進了一家定點醫院。

　　平時無事，陳振杰在病房外的走廊里溜達。

　　看有媒體扛著攝像機來了，陳振杰趕緊掏出身份證和紅色的養老金存折，以此證明他年紀大，只有340元低保金，老無可依。“你們能不能給我解決居住問題？”他反復問。

　　一旦被問及最近被抓的事兒，他把身子往病床里一扭，“我不和你們說！”

　　醫院里沒人知道他的經歷，“說出來影響我的聲譽。”

　　而醫院的主任認為，他不住敬老院是因為醫院更自在，“有幾次晚上查房他都不在，一問是出去打牌了。”醫生覺得他可憐又可氣，“醫院畢竟不是救助站，他的結核病已經沒有傳染性，按理應該出院。”

　　醫院的意見讓陳振杰恐慌。他給報道記者和民警張鵬打電話，也多次找過安沙鎮政府社會事務辦主任廖交林。

　　去年年底，廖交林第一次見到陳振杰，他拎著被褥找到了她辦公室。鎮里已經專門給了他一筆臨時救濟金，三個月1000元。

　　她心里一直記著這個老人，今年低保金從340元漲到715元，廖立馬給老人去了電話。敬老院他不住，廖交林為他想了兩個辦法，“讓村里給他修房子，或者我們政府購買服務照顧他。”

　　很多有交集的人都對他抱有善意。村民老文看了電視，才知道陳振杰偷東西被抓了。“那也不打緊，讓他回來，村里給他修房子，老了，在外面怎么活？”

　　文應龍甚至想幫他租間房子，大伙一起照看他。

　　陳振杰愿意回村里，那里有父親的墳，有文應龍這個朋友，“只要有地方住，我就不出去了，我不想死在大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