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圖/高岳
調查動機
你能夠想象上幼兒園的孩子學拼音、學數學、學英語嗎?你能夠想象這些超負荷的補習都是家長硬加在孩子身上的嗎?不幸的是,這已經成為現實。更不幸的是,這不是一兩個家長的選擇,而是多數家長搶著這么干。家長為何狠心讓年幼的孩子不堪重負?“減負”何時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法制網記者 趙麗
元宵節的結束,也意味著北京女孩梓萱的漫漫上課之路再次重啟。隨著即將到來的小學階段,梓萱的課程更加具體——拼音和數學,每天上午9時至11時上課。
對于給孩子報所謂的“啟蒙班”或者“學前班”,梓萱的父親徐明曾經很反感,但用這個中年男人的話來說,“最終還是被洗腦了”。
洗腦方式很簡單,在親朋好友聚會甚至是和客戶吃飯時,最終總會繞到孩子教育的話題上來,“可以說,在飯桌、在微博、在微信上,只要有適齡孩子,教育都是繞不開的,最終的侃侃而談都會變成相互打聽、交流甚至較勁該為孩子多報哪個課外班”。徐明說,面對這樣的“矛盾”,他也漸漸焦躁起來,“我曾經很鄙視那種自己不咋地卻強迫孩子‘只準第一’、只準‘鳳凰高枝’的風氣,但時至今日卻又越來越盛”。
“初中學高中課程、小學讀初中課程、學齡前認字過百、入幼兒園前學數字加減……”——這樣的超前學習,在記者的采訪中,已經成為大多數孩子的常態。
幾年前,教育學者楊東平在描述中國教育中存在的過度競爭現狀時,曾用“教育恐慌”一詞來總結。然而,今天,用徐明的話來說,自己和周圍的家長“看上去焦慮、煩躁甚至心口不一”,一邊強調著素質教育,一邊對所謂的“減負”措施不屑一顧,拉著自己的孩子“拼命奔跑”。
那么,這種恐慌從何而來?是誰制造了這種恐慌?
瘋狂課外培訓
“我不想讓女兒‘搶跑’,但更不想‘落單’”
“我喜歡寒假,不喜歡暑假,因為寒假有春節,學校停課。”
在北京上小學二年級的男孩鄭彤口中的“學校”,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輔導班,無論是“補差”還是“培優”,只有“暑”沒有“假”,這是鄭彤也是很多孩子對假期生活的總結。
應該說,鄭彤快樂無憂生活的改變,在他5歲那年。對于上小學,父親鄭書濤早早開始準備,他打算讓孩子進一家民辦小學,這所小學在他們居住的區域算是“名校”。盡管已經聽說過“幼升小”考試的種種故事,但面試場面還是讓鄭書濤意外——“校園里滿是焦躁的家長和表情凝重的孩子,大家排隊等著老師叫名字,氣氛就像是求職”。
令鄭書濤慶幸的是,自己“先下手為強”,他是這樣向記者介紹的:
“彤彤五歲還在上幼兒園中班的時候,班主任說他的數學能力好像有所欠缺,于是我們立即去測評了他的數學能力……還上了兩個教育機構的數學、語文、英語課程,每周各兩次課,還有兩次鋼琴課、一次小提琴課,一周共計13次課”。
結果,兩年前,鄭彤的作息時間變成如此:每天7點起床,幼兒園7時40分做早操,晚上6點興趣班下課回家,回家后要練琴和做課外班作業,晚上9點多才能睡覺。
走訪之初,記者本以為鄭彤的作息時間只是特例,不過是某些“虎媽虎爸”擔心孩子會輸在起跑線上而已。然而,當調查深入,記者發現,這其實是很多家庭的常態。
就拿之前提到的梓萱來說,上午本應在幼兒園上課,但她卻出現在了培訓班,其中原因很簡單——請假了。
事實上,在梓萱身邊,已經有三四個同班同學選擇退園,“還有一些已經找好學前班,再上一學期也要退園了。”徐明說,身邊的家長都很憂慮,從胎教、親子班到拼命打聽各種小道消息,費勁巴拉地送孩子上好一點的幼兒園,再到報各種各樣的學習班、興趣班,如今又到了幼兒園沒上完就退園上學前班,為的是搶先一步為小學打基礎,“也為上小學時面試加分。另外很多家長也在暗暗努力,給孩子報班,請老師專門輔導,聽著都讓人感到壓力山大”。
徐明告訴記者,梓萱放假前,家長在QQ群里討論過孩子在上學前該不該識字、寫字,沒想到多數人都表示要給孩子報“啟蒙班”,提前學習小學一年級的課程。
“我不想讓女兒‘搶跑’,但更不想‘落單’。”梓萱的媽媽告訴記者,幼兒園一放假,她與相熟的幾個家長一起報了名,“報了班之后,我才發現,原來以為給孩子教了100多個字已經很多了,沒想到與‘啟蒙班’的家長一交流,竟然有識字四五百個的孩子。這樣的‘學霸’娃娃都在啟蒙,像女兒這樣的‘白紙’孩子必須得加油了”。
梓萱媽媽說到這里,記者又從她的口中聽到了一個熟悉的詞匯——“慶幸”。
為了這樣的詞匯,還有更拼的家長,三歲的北京女孩芊芊從一歲就開始各種課程,從最初的唱歌跳舞做游戲,到兩歲開始的右腦開發課程,直至現在的芭蕾、戲劇表演以及英語課程。
“唱歌跳舞是為了讓孩子的性格能夠開朗一些,右腦開發則是為今后學習習慣以及學習能力打基礎,芭蕾這樣的則是現在幾乎所有小女孩的必修課,體態很重要。”對于另外兩門課程,芊芊的媽媽黃小玲說的原因令記者瞠目,“很多小學現在都有英文戲劇表演,所以學英語是必須的,如果口語不流利根本沒有機會上臺演出,戲劇課則可以讓孩子在這方面更有信心”。
2017年,芊芊又將迎來三門新課程:乒乓球和繪畫、樂器。關于學什么樂器,黃小玲打算給芊芊做個測評再說,因為“現在的樂器不能學得太大眾化,小眾樂器更容易脫穎而出”。
接下來,還有擊劍、射擊、滑冰甚至橋牌等可能等待著芊芊去嘗試,在黃小玲看來,要學就學“不一樣的,別隨大流,因為現在孩子們都在學”。
一切為了上學
家庭教育綜合焦慮癥“就像滾雪球,越滾越大”
看著因為上課已經快被折騰得人仰馬翻的孩子和家人,疲于陪讀的黃小玲倒是坦白,自嘲已深陷家庭教育綜合焦慮癥,“就像滾雪球,越滾越大”。
這樣的人仰馬翻并非只出現在這個家庭,和芊芊在同一家游泳中心學習的4歲男孩小凱,一周七天,只有半天沒有課程安排,光英語課就有兩種,一種偏重口語,一種偏重拼讀。
在微信上,小凱的媽媽向記者這樣介紹自己:因為不用坐班,基本靠自己的安排來完成工作任務,家里老人都健在,也能幫忙帶孩子。家庭年收入在60萬元左右,有車有房,所以在教育方面投入很大。
正因如此,這樣一個看似可以無憂的媽媽,卻表示“越是如此,在孩子的教育之路上就越容易焦慮”。
“我們有資源讓孩子去接受更好的教育,為什么不去?”小凱媽媽在微信上說,自己的朋友甚至曾經讓她去看看心理醫生,“說我會不會有補課強迫癥,其實他們只是沒有深入了解大環境而已”。
對于黃小玲來說,給孩子報這些培訓課程的初衷很簡單,就是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更擔心孩子上學以后被嘲笑甚至被拋棄。
“前一陣子,好友的上小學二年級的女兒就被同班同學‘秒成渣’。原因是同班同學一個雙休日要上兩小時奧數課、1小時乒乓球課、兩小時英語課、兩小時語文課,而她的女兒只是學學鋼琴跳跳舞,順便在線和外教聊聊天。”黃小玲說,“我只能勸她淡定,然而,這淡定又談何容易。反正我不能讓我的孩子‘被秒’。不可否認,像我好友這樣‘被焦慮’的家長不在少數,而瘋狂給孩子報各種培訓班的家長才是現在的主流”。
“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這句魔咒一樣的口號出自何處,如今已無從考證,但自從它誕生,就獲得了絕大多數中國家長的認同。事實上,中國家長們的期望是,孩子不僅不能輸在起跑線上,在人生的任何時段、任何領域,他們都不能輸給他人。
看看中國火熱的課外培訓市場,就能窺見家長們望子成龍的急迫心情。曾經聽過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北京的一位媽媽帶著孩子試聽了某教育機構的英語課,這位媽媽送孩子學英語的意愿原本并不強烈,但看到別的孩子英語流利,唯恐落后的想法立即占了上風,不久后,她也為孩子交了幾萬元學費,成為這家教育機構的學員。
在北京某教育機構擔任學業顧問的楊樹波向記者表示,民營教育培訓機構的宣傳為“教育恐慌”推波助瀾,他們夸大了教育競爭的形勢,目的不過是從家長錢包里賺更多的錢。不過,這種說法顯然不能被民營教育機構從業者接受。
曾有相關機構從業者發帖,將北京各類學校之間的對應關系一一羅列出來,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家長希望孩子上某名校,從這篇文章里按圖索驥,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孩子必須上哪一所高中、哪一所初中、哪一所小學。
另一個事實是,一個關于北京上小學的專業輔導資訊類的微信公眾號,文章一出便會沖上10萬+的閱讀量。
對于黃小玲的狀態,鄭書濤表示了理解,“可能有點極端,但也不過分,如果不是陪孩子迎考,家長們真的難以想象上小學要經過這樣的競爭。在我們這一代家長的記憶里,只要到了入學年齡,父母就會把自己送進小學,升學壓力至少要到中考才有體會”。
“如今,孩子要想去好一點的小學,就要好好準備,因為會有比較高級別的面試,我聽說有些超級重點小學的面試已經接近智商測試了。”鄭書濤說,面試考語文能力、數學邏輯能力和英語口語,“還會問孩子有什么特長,同時很多重點學校還有家訪”。
作為北京市東城區某小學一年級的語文老師,王娟向記者證實了家長們種種“聳人聽聞”的介紹,“現在在小學以前學拼音、英語等已經成為標配,如果不學英語,以后上課根本沒有表達的機會以及演出機會。提前學拼音則是因為一年級講得太快,孩子根本跟不上”。
“數學可以不報班,家長自己教。其他特長自選,但必須有。”王娟對記者說,“如果家長不想在孩子上小學一年級時出現焦慮心理,在孩子3歲左右就要開始努力。”
“禁補令”空轉
教育部門的初衷變成另一種形式的競爭,學生壓力更加沉重
早在2000年年初,教育部就頒布了嚴禁中小學利用假期補課的“禁補令”,而且每到暑假之前,各地教育管理部門都會重申“禁補”,但誰都知道,學校內部的假期補課屢見不鮮。對這些“頂風作案”的學校來說,若說全是為了賺點補課費,多少有點“冤情”——校長的壓力不光來自上級部門,還來自不同意校方“放羊”的家長們,在這些家長看來,不補課等同于不負責任。
如果說學校和在職教師的補課多少還有點偷偷摸摸的意思,那么,社會上各類補課機構的火爆程度是有目共睹的。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大大小小的校外培訓機構的暑期班人滿為患,每場補習結束,校門外接送學生的車輛常常造成交通擁堵。
中國教育學會在今年1月下旬發布的《中國輔導教育行業及輔導機構教師現狀調查報告》顯示,家長在我國中小學課外輔導中的支出規模超8000億元。為何在教育部“禁補令”強壓下,假期培訓非但未收斂,反而愈演愈烈?
在采訪中,不少家長向記者無奈地表示,自己爭先恐后將孩子送到校外教育機構,并不是自己不近人情,實在是大環境使然,“贏在起跑線”的理念深入骨髓,一個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學業競爭不斷被提前。
在采訪中,王娟給記者發來此前參加小學入學面試的一個孩子的簡歷:英語通過某口語考試、數學已考入某機構奧數尖子班、鋼琴三級、語文學過邏輯思維、識字超過1000個以上,“而這就是現在準備幼升小的孩子們,可以說每個孩子都有特長,比如鋼琴、大提琴、小提琴、騎馬、擊劍等,家長們都太拼了”。
也正因如此,黃小玲有了這樣的反問——“當一個班的孩子大多數都去補習班,你怎么敢做‘異類’,讓自己的孩子獨享‘快樂’”?
這背后是中國家長的集體焦慮,即使質疑各種補習班的新聞層出不窮,家長們也都明白如今的孩子沒有童年。
20年前,樂器、舞蹈、美術等技能,被家長認為是個別孩子的“特長”,只有那些表現出天賦的孩子,才會被家長送到專門培訓班去學習。而如今,“特長”變成了必修課,每個家長都要求自己的孩子掌握各種技藝,而且是越多越好。在家長的心目中,凡是可能在今后競爭中占得先機的本領,孩子都必須學會。
北京某民營教育機構負責人告訴記者,這樣的改變從1998年左右開始出現。當時,教育界實行多項改革,其中要求義務教育階段取消統一考試,其目的是減輕學生負擔、淡化義務教育階段的考試競爭。
“但教育部門的初衷最后演變成另一種形式的競爭,學生的壓力非但沒有減小,反而更加沉重。”楊樹波說,由于取消統一考試,而優質的教育資源又集中在少數學校,這些學校為了招收優質生源,開始嘗試獨立組織考試,或者設置各種招生條件。奧數的興盛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好學校”為了選拔生源,以奧數等證書作為招生條件。
“當前中國教育的一個突出問題在于,它在本質上排斥青少年的參與,是一種缺乏自由選擇權利的教育。所謂的素質教育,與‘填鴨式’的應試教育其實差別不大,只不過應試教育填充的是‘書本知識’,素質教育填充的是各種‘才藝’。”研究中西方教育的黃抒揚曾撰文這樣寫道,更為荒唐的是,大家都說孩子沒有童年,都痛恨奧數和培訓班,但沒有人愿意退出,因為退出就意味著掉隊。示范幼兒園、重點小學、重點初中、重點高中、重點大學,一環扣一環,每一個環節都不容掉鏈子。競爭壓力造就了“虎爸虎媽”,而“虎爸虎媽”又進一步惡化了競爭氛圍,這是一個自我循環的體系。
掃除教育焦慮
違背了“為了孩子”這條規律,就背離了根本
“在教育恐慌的氣氛下,最可憐的是孩子,原本應該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時段,小孩子卻不得不上這個班、那個班,他們現在缺少很多體驗,而這些體驗對人的一生都是非常重要的。”楊樹波說。
如果深究教育恐慌的根源,佛山科學技術學院經濟管理與法學院教授刁生富分析認為,國家在教育投入上的不足帶來基礎教育的不均衡發展和教育資源的不合理配置,進而引發家長對有限優質教育資源的爭奪。在以“分數論英雄”的指揮棒下,有條件的家長擠個頭破血流都希望給自己孩子最好的教育,以便日后能讀好的大學,找好的工作。
“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中,每個孩子入學的門檻并不相同:有的孩子交錢就能進,有的孩子通過入學筆試和面試才可以進,有的學生要有才藝特長才能進,學校利益相關者的孩子也可以進。”刁生富說。
在采訪中,不少業內人士向記者表示,可能現狀還不夠好,但教育的改革還在不斷深化,教育資源也在不斷均衡,過于焦慮的家長們需要好好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人生不是短跑比賽,而是一場馬拉松,總想著贏在起跑線上、拼命地沖刺,效果就一定好嗎?讓孩子一直保持著緊張的狀態就真能得償所愿嗎?畢竟我們要的不是一臺學習機器,而是一個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如果用20年后的眼光看現在,就不會為沒上補習班而心虛,風物長宜放眼量,各位家長還需三思。
“雖然國家不斷改革考試制度,各省也都積極響應以確保人才選拔的綜合性,但就目前情況來看,‘一紙成績’仍是最直接、最重要的評判標準,特別是在升學考試的關鍵時候還得拿分數說話。”北京市一家輔導機構的王老師告訴記者,“家長送學生上補習班是想讓孩子除了課堂學習之外能比其他孩子多學一點,這樣才有機會在升學考試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
很多家長認為,雖然現在大學擴招了,但要想上好大學,競爭依然很激烈。高分才是名牌大學的敲門磚,因此想方設法提高孩子學習成績。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雖然補習熱在表面上看是相互比較的結果,但根源還是在評價。“以分數作為標準評價太單一,只有建立專業團隊,綜合評價學生的學業、社會活動等多方面能力,并采取招生與考試分離的制度,才可能剎住補習熱”。
與此同時,正因如此,“減負”這個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討論的老話題,今年又被賦予了新的熱點。1月17日,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在上海人代會小組討論上首談“減負”后兩天,就連遠在千里之外的陜西省教育廳都跑來湊熱鬧了。陜西省教育廳在官網首頁轉發陜西教育報刊社文章《今天我們該如何看“減負”》,深度剖析“減負絕不僅僅是教育部門一家之事”這一觀點。
在上海人代會上,韓正說,義務教育“都是為了孩子”。如果政策和方法背離這條規律,就背離了根本。培訓如果不符合這個規律,肯定不允許,“(給)三年級孩子培訓初中的內容,行么?這就是違背了規律,擾亂了教育的體系”。
韓正說,家長們不了解培訓機構背后的情況,是什么人在辦,“黨和政府只有把這個市場管好,才能體現出我們社會的公平正義。今年,代表們如此關心這個問題,市委市政府一定會把這個問題抓好”。
“事實上,當假期培訓班需求旺盛時,縱使校內減負,學生的整體負擔仍不會輕下來。因為校外增負會對沖校內減負的效果。這就要改變從中小學就掐尖、競爭白熱化的局面——最近有媒體報道,有家長為學生準備的小升初簡歷達到30多頁,著實驚人。改變這種局面,也有賴于中小學階段升學的按名次排序投檔錄取的評價選拔體系的改變。其實,這個問題也是老問題了,可只要依舊存在,就還有強調去弊布新的必要。”教育學者熊丙奇說。
即使如此,在采訪結束后,黃小玲給記者發來這樣一條微信:“每一類培訓班都有讀的必要,因為每個教育階段都有不同的痛點,都是家長們焦慮的地方。這幾年大家都在拼命往重點小學擠,因為很多小學提前錄取,就相當于選拔好的孩子。幼升小是考思維訓練,小升初是奧數和英語,到了考高中,提前錄取的好學校要看證書,這些是學校不教的。你問我為什么焦慮?因為這些都逼著我不能不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