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最重要的資源，不少征地拆遷都伴隨著利益博弈。其中，扮演著政府代理人和村民當家人雙重角色的“村官”及政府基層干部，在巨大的財富面前，一些人迷失了自己，他們中的少數人在拆遷中，索要提取“好處費”、貪污受賄、私分征地款等，大發拆遷橫財。

　　十八大以來，就拆遷問題，西安至少查處了350名“村官”，而且常常“查辦一人挖出一窩”，涉案金額逐年增大。拆遷腐敗究竟該如何破局？

　　土地是最重要的資源，不少征地拆遷都伴隨著利益博弈。其中，扮演著政府代理人和村民當家人雙重角色的“村官”及政府基層干部，在巨大的財富面前，一些人迷失了自己，本是拆遷“組織者”，卻成了轉移財富的“操盤手”。本文所指的“村官”，不僅包括村級干部，還包括鄉鎮一級的政府基層干部，他們中少數人在拆遷中索要提取“好處費”、貪污受賄、私分征地款等，大發拆遷橫財。

　　3年拆遷撈錢155萬 換刑17年

　　一個街道辦干部的拆遷之路

　　■華商報記者 郭魂強

　　8月15日，西安市北客站人來人往，火車呼嘯而過。但行色匆匆的市民很少知道，這座漂亮的現代化建筑，在修建過程中，曾有官員將罪惡之手伸向它，并最終將自己送到牢獄之中。

　　“重重秦嶺，遮不住我羞愧的面孔；濤濤渭水，流不盡我悔恨的淚水。”這兩句頗為對仗的句子，來自付選利的悔過書，其中的愧疚與悔恨溢于言表，但為時已晚。

　　付選利是誰？2011年3月發案時，付選利任西安市未央區漢城街道辦黨工委書記、兼任西安鐵路北客站漢城征地拆遷安置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拆遷消息一傳開 要工程的都來了

　　1960年9月6日，付選利出生于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通過刻苦學習跳出農門，中專畢業后當了教師，后在鄉鎮任教育專干，從此走上仕途。

　　2007年11月，付選利任漢城街道辦主任，2010年4月起任漢城街道辦黨工委書記，2008年4月18日起兼任西安鐵路北客站漢城征地拆遷安置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拆遷涉及漢城街道辦所轄西三村、西二村、西一村、東營村、西長吊村、東長吊村、麻家什字村、北黨村8個整村，面積達1719717平方米。

　　另外一個必須提及的人是李建明，原漢城街道辦工作人員，2008年4月18日起兼任西安鐵路北客站漢城征地拆遷安置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付選利與李建明是直接負責西安北客站漢城征地拆遷的主要官員，承擔著8個村的拆遷任務，位不高但權極重。

　　北客站漢城拆遷辦成立后，即決定展開轄區內西三村等8個村的整村拆遷工作。消息傳開后，付選利掌握著工程發包大權，因此上門來找、想做工程的人很多，有些是領導的關系、有些是村組干部的關系、還有些是社會上的人，他對這些人的上門求情很是頭疼，于是叫李建明商議，二人私交很好。

　　李建明建議，只讓一家拆遷公司來做就行了，便于以后的管理和審計。早有謀劃的李建明借機對付選利說：“這次的拆遷工程量很大，如果我們讓一家來做可以弄點‘實惠’，現在的工程都有回扣或好處費；如果找幾家拆遷公司做，人多嘴雜，想弄好處費就不保險。拆遷公司我來選定，物色一個可靠、嘴緊、懂規矩的人來承攬這個工程”。

　　猶豫、掙扎了好幾天的付選利，最終還是個人私利占了上風，聽從了李建明的建議。

　　每平方米提成3元 二人私吞

　　付選利與李建明共謀從拆遷工程中為個人撈取好處費，并決定由李建明聯系一家“可靠”的拆遷公司。

　　李建明隨后主動聯系其所熟悉的包工頭胡某，并告知拆遷工程發包一事，因胡某沒有資質，便借用陜西鑫興土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鑫興公司）的資質，后者表示其愿意承攬拆遷工程，并與李建明協商后約定拆遷費用為每平方米23元。約定為每平方米23元，但實際卻以每平方米20元與鑫興公司結算，另外的每平方米3元由胡某支付給付選利和李建明，名義上用于解決拆遷中遇到的一些特殊問題，例如加班發獎金，解決“釘子戶”問題，實則是二人的最終分紅。

　　經拆遷領導小組研究決定，西三村作為拆遷的第一個村，該村有11萬平方米。為了打開局面、鼓勵拆遷，付選利、李建明和鑫興公司商定，給西三村每平方米多支付2元作為獎勵，每平方米按照25元結算。

　　這種消息對于西三村的干部、村民來說，很是高興，村干部及時傳達好消息，鼓勵村民盡快搬遷，村干部也能得到實惠和好處。

　　拆遷第一炮打響了，隨后的拆遷工程一直正常進行著，兩人一次閑聊中商定，工程量那么大，提成那么多錢，全部發給干部職工也不好。再者，街道辦還要給拆遷公司協調那么多事，即使不拿私錢也要背個拿了錢的名聲，還不如拿了。

　　對此，兩人心照不宣，付選利問李建明，那提成的每平米3元錢到底怎么辦？李建明說，他和對方把協議簽了，此事基本說定了，這錢就算他們兩個人的錢，和單位也就沒什么關系了。

　　2008年11月的一個晚上，付選利接到李建明電話說，到北關新村南門口夜市碰面。見面后，李建明給付選利5萬元，并說這是鑫興公司給的拆遷錢。這么多錢讓付選利內心開始掙扎，想想自己一年也就收入不到5萬元工資，但協調拆遷4個月便有5萬元收入，暗自竊喜；同時，他也很恐慌，心里不踏實，但想到妻子常年身體不好，醫藥費昂貴，一番掙扎后，他一臉淡定地對李建明說：“你別胡來，給這些弄啥，你拿去給大家發點”。

　　李建明非常清楚付的心思，便說：“你不用管了，其他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付選利收下錢后，心里估算西三村拆遷共11萬平方米，共提成33萬，于是再沒有多想，便收下了。

　　買房買車 拆遷公司來“孝敬”

　　再后來，付選利變本加厲，要買車買房，而這些，都讓拆遷公司承擔了。

　　事情是這樣的。在一次閑聊時，付選利說自己想買套房，距離孩子的學校近一點，80多萬，都看好了，“但現在買的話手頭有點緊”，李建明明白付選利的意思，說：“你不管了，我給鑫興公司打個電話”。

　　10多分鐘后，拆遷公司的胡某開車前來見面，李建明給胡某說：“付主任想買房，你們拆遷公司先墊付”，胡某當即同意，并給賣房者支付誠意金1萬元。可胡某回去后和幾個負責人商議，每平方米的拆遷費本來就很低，還要給提成、買房子，公司掙的錢幾乎包不住成本，干脆將工程倒手算了。

　　2008年底，胡某將此拆遷工程轉手給鑫興公司經理左某，并安頓好此前拆遷每平方米3元回扣和付選利買房的事情。

　　2009年1月，付選利收下拆遷西二村的提成款30萬元，3月又收下西一村拆遷提成款40萬元。

　　同年3月，左某和賣房者談好價格72萬并支付了房款，隨后把相關票據交給付選利，說明裝修押金、水電費都已經交過了，付選利笑納了，后安排司機把妻子身份證交給左某，讓左將該房產證辦在妻子名下。2009年7月，付選利一家人搬進了新居。

　　2009年10月的一天，付選利因妻子患重病便給李建明打電話，“你嫂子最近有病，你這幾天給我拿點錢”。當晚，李建明給付選利送去30萬元。

　　2010年3月初，付選利告訴李建明，他想買斯巴魯車。李建明聯系左某，讓其給付選利購置一輛越野車，盡管左某經濟壓力很大，但想到后面的拆遷工程就答應了。

　　同年3月，左某花了33萬元在三橋西部車城購置了一輛黑色斯巴魯，車掛在付選利親戚名下。

　　2011年1月，李建明給付選利送去50萬元，稱這是北黨村拆遷提成。至此，左某先后從鑫興公司賬戶提現金465萬元送給李建明。收到款后，其中20萬用于拆遷費用，其實是給職工發了獎金，余款李建明個人分得290萬元，送給付選利155萬元。

　　2011年3月，西安市紀委對此案成立專案組深入調查，以付選利為首的一起數額大、人數多、令人震驚的收受賄賂案被徹查。

　　2012年2月，付選利、李建明均被“雙開”，案件移交司法機關。2012年5月10日，經陜西省高院二審判決，李建明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沒收財產人民幣五十萬元；付選利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處沒收財產人民幣三十萬元，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處沒收財產人民幣二十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處沒收財產人民幣五十萬元。

　　西安自十八大以來就拆遷問題至少查處350名“村官”

　　日前，華商報記者根有關部門匯總的西安市十八大以來、截至今年7月底的關于城改征地拆遷的違法違紀案例，并就400余被調查人的職業類型、違紀行為等進行統計，試圖發現一些此類案件的共同點，警醒一些還在征地拆遷路上迷茫的人們。

　　職業類型：“村官”占比達80%以上

　　土地一直農村最重要的資源。而在城鎮化進程中，城中及城郊農村土地日益升值，一些村莊村務公開流于形式，財務管理混亂，為滋生貪腐提供了適宜的“溫床”。在不少地方征地拆遷的過程中，本該扮演組織者的“村官”成了轉移財富的“操盤手”。

　　華商報記者對上述400余人的“工作單位及職務”進行統計，其中職務為“村官”的多達350人，占比達80%以上，而職務為政府工作人員（含臨聘人員）、村民、企業領導干部及工作人員的各分別有20余人。當然，這里的“村官”并非只是指村黨支部書記和村主任，也包括村民委員、村小組組長、婦女主任、村民代表等，在征地拆遷中利用職務便利牟利的行為。

　　違紀行為：破壞經濟秩序居榜首

　　在上述400余人中，華商報記者根據違紀行為的類型進行統計，其中，最多的是“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120余人，占比約29%；其次是“失職瀆職”和“貪污賄賂”，占比分別約達27%、21%，剩下的則是“違反財經紀律”、“違反廉潔自律規定”、“妨害社會管理秩序”、“違反政治紀律”等。

　　刑法中有個罪名叫“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指的是違反國家經濟管理法規，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嚴重危害國民經濟的行為。案例中，“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主要集中在土地問題上，表現為違法占用土地、擅自出租出讓土地、土地承包租賃以及宅地基轉讓等方面。

　　比如，西安市長安區某村黨支部書記許某，代表村委會先后與外來人19人簽訂租用該村廢舊老宅基地、建筑垃圾堆放場等共計10.96畝的協議，在沒有辦理建房手續的情況下，動工直到房屋建成，被指違反土地管理規定，擅自出租出讓土地，致使土地違法問題發生，受“嚴重警告”黨紀處分。

　　失職瀆職主要表現在土地違法發生時未履行監管責任或監管不力，釀成一定后果或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響。諸如發生拆遷沖突、致使人員受傷、違規占用基本農田未履行監管職責、違規拆遷等。

　　在征地拆遷中涉及貪污受賄的案例中，索要、提取“好處費”、挪用公款、貪污拆遷補償款、行賄、私分征地款等成高頻詞。諸如灞橋區某村委會主任常某，在該村獲得征地補償款后，交給村委會5萬元、再拿出4.5萬作為以后可能產生的費用，余款28.5萬元與村黨支部書記、副村長、小組長等6人私分。

　　又比如灞橋區某村一村民小組組長郭某，在幸福林帶拆遷過程中，向企業索要好處費160萬元，涉嫌受賄犯罪。

　　另外，在“違反財經紀律”的案例中，利用虛假手段套取拆遷安置款、以及與企業“合謀”在征地拆遷過程中牟利的行為也多見。比如灞橋區某村主任楊某，與企業簽訂了一份土地平整、搬遷拆除工程的合同。但實際上，該工程由楊某本人和另一人來做。

　　上述400余人中，有184人受黨紀“警告”處分、91人嚴重警告、73人被開除黨籍，另有少數人被留黨察看、撤銷黨內職務。“政紀處分”中，警告10人、開除9人、撤職5人、記過9人。還有20人被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