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月8日，已有28個省份召開了地方兩會。這些省份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均提到了治理“大氣污染”方面的內容。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環境的期待。記者對比28個省份的政府工作報告，發現各地大氣污染的頭號敵人多為細顆粒物(PM2.5)、可吸入顆粒物(PM10)等，如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中還專門說明了空氣中PM2.5年均濃度下降與目標的差距，天津把PM2.5治理列入“一號工程”。另外，中東部地區工作報告中對PM2.5減排的表述明顯比西部地區要詳細，有些省份甚至詳細列出了各類空氣污染物的指標。（2月9日人民日報）

　　藍天白云，順暢呼吸，成為百姓的急切訴求。各地政府不約而同的將大氣污染防治寫進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空氣治理要讓人民群眾滿意，將“藍天數量指標”具體化、精確化、剛性化，要讓百姓看到治霾實實在在的新成效。這一地方兩會上呈現出的新景觀，不僅體現了各級政府將環境質量問題作為重大的民生問題，將其視為“一號工程”，而且還折射出主政者肩負責任，自加壓力，務實改善空氣環境質量的決心與信心。確實值得期待。

　　但是，要真正讓“APEC藍”成為“中國藍”，需頂層設計更需基層給力。

　　某種意義上，防比治更為重要。在經濟低迷、簡化審批權的復雜背景下，強化建設項目環境管理仍然是工業項目合理布局、集約化利用資源和能源、最大限度地減少污染物的排放的源頭之策。“預防為主、綜合防治”和環保“三同時”制度非但沒有過時，反而要在改革創新中得到強化。環保部門對涉及大氣污染物排放的建設項目應提前介入，嚴格把關。

　　既要高效服務，優化審批程序，更要嚴守門檻，對污染項目堅決予以否決，對環評、試生產批準、竣工驗收等重點環節監管到位；既要嚴格履行前期審批，嚴防“先上車后買票”，更要建立發改委、工商、城建、規劃、國土等多部門的聯動守門機制，對批準的項目進行公告公示，跟蹤監管，吸納公眾參與。還需建好建設項目管理動態檔案，及時掌握企業治污設施運行情況，將大氣污染拒之于審批門檻之外。

　　在發達國家，排污許可證制度已成為企業排污的“身份證”。而在我國，還流于形式。將排污許可證作為事中監管的重要工具，就要建立政府實施許可證制度的責任追究制。對排污企業有違法排污行為的，可視情節輕重扣押、吊銷許可證。失去了排污資質，意味要停產整治、無法進行正常的生產經營，還要將其列入征信體系，拿不貸款，甚至可對其實施停止供電等強制措施，使非法排污企業寸步難行，為其“霧霾貢獻”付出巨大成本。配套建立行政執法責任追究制，對排污許可證發放、管理失誤的行為予以追究。

　　值得關注的是，各地將露天燒烤等餐飲行業污染列入嚴格監管范圍。顯然，這靠環保部門一家單打獨斗只能是杯水車薪。要像食品安全領域重典治亂那樣，依法從嚴懲處復雜的污染問題，應破解環保困局，創新聯動機制，實現環保、公安、工商、城管等部門齊抓共管。

　　更重要的，細化環保部門的查封、扣押權。新《環境保護法》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和其他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可以查封、扣押排法排污企業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設施、設備。這一規定亟需法律解釋或出臺細則作出明確規范，使之具可操作性。這樣，才能使環保部門善用、敢用、用好查封扣押這一執法利劍。

　　與之同時， 建立吸引社會資本投入大氣污染防治的市場化機制，推行排污權交易與污染第三方治理，是大氣污染防治改革的方向。由于第三方治理是市場化行為，以契約方式為供需雙方確立相應的義務與責任。如果排污企業只是購買服務，排污出現超標或其他違反環保法律的行為，企業仍然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勢必影響排污企業委托第三方治理的積極性。應細化法律條款，確立排污權交易的市場規則和監管辦法，為排污權交易市場化提供科學合理、公平有序的運作規則，進而使第三方治理規范有序地“買票進場”。

　　要理性的看到，防治大氣污染不可能一蹴而就，畢其功于一役，而是要打攻堅戰、聯合戰、持久戰。公眾欣慰的看到，防治霧霾寫進政府工作報告不是應景之筆，而是實實在在的“一號工程”，有了具體的時間表。公眾在充滿信心的同時，更期待各級主政者從嚴守生態紅線與綠色政績考核出發，通過法律、行政、經濟、技術手段并舉，激勵公眾參與，激發企業自律，提升監管職能，加大處罰力度，群策群力向霧霾宣戰，步步為營破解百姓的“心肺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