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已列入國家“十二五”規劃，增值稅擴圍改革是我國新一輪稅制改革的重頭戲，不僅是與世界通行做法接軌，也是健全稅收制度的必然選擇。自2012年1月1日起，上海市正式開始在交通運輸業和部分服務業進行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試點改革，金融業也將逐步納入增值稅的征收范圍。筆者在此討論三個問題。

　　首先，金融行業具有特殊性，其增值稅擴圍改革需要特殊考量。原因在于，金融業對資金成本、違約風險、通貨膨脹等因素十分敏感，導致課稅基礎難以準確計量；金融業覆蓋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租賃業等多種行業，導致難以采取同一段征稅方式；增值稅的發票抵扣式征收方法與金融服務收費隱性之間的矛盾，也是金融業增值稅的處理難題。

　　其次，稅率是稅制的核心要素，理所當然地成為金融業增值稅改革的焦點。 有學者提出將增值稅標準稅率保持為17%，對金融業給予低稅率的優惠，將金融業稅率降至更低檔次如13%。

　　筆者認為此種做法將會造成差別稅率，容易造成稅收扭曲。同時，結合中國國情和理想稅制的要求，過度擴大低稅率適用范圍將會導致國際稅收收入的流失，更為重要的是增值稅本身排斥此種稅收優惠，會影響稅收中立性。

　　不過，稅率過高已經不適應中國國情。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亞洲各國的增值稅稅率是比較低的（2004—2009年平均為10%—1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約5個百分點；東盟成員國的增值稅稅率在10%左右。在增值稅擴大范圍改革時，若還將標準稅率定為17%是過高的，不利于提高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

　　增值稅稅率調低是一個中長期的目標。面對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的任務，國家更應主動發揮稅收的宏觀調控職能，將增值稅的稅率調低，以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和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觀。

　　第三，對如何將金融服務納入增值稅的征稅范圍，各國做法并不相同，既有免稅也有變通征稅。歐盟是免稅法的代表，即對金融中介服務銷項免稅，同時不允許相應的進項抵扣；而現代增值稅國家，則對金融業變通征稅，即在無法衡量每筆金融中介服務的銷項稅額時，給金融企業進項稅一定比例或額度的抵扣（如新加坡、澳大利亞），或確定一個總體的金融企業增值額作為稅基（如以色列）。

　　變通征稅的目的是盡量將金融業納入增值稅征收鏈條中，減少金融服務提供環節和接受環節的稅負累積。但對咨詢服務、保險箱業務等直接收費的金融服務，各國都正常征收增值稅。由于營業稅在我國稅收收入占相當大比例，放棄這部分將明顯超出財政承受能力。同時，給金融服務免稅待遇對金融業來說未必是最佳選擇。

　　采用變通征稅是今后改革的方向。對核心金融業務采取不可抵扣免稅政策；對附屬金融業務按標準程序征收增值稅；對出口金融服務實行增值稅零稅率政策。

　　金融業的增值稅改革不宜操之過急，需要深入的法律論證和實踐試點，需要法律、會計、金融等專業相互配合，明晰金融業增值稅的稅基、稅率、進項稅額抵扣確認方法和計征方法等一系列問題，以減輕金融業稅收負擔為前提，將稅制寬容和不折騰、不與民爭利的理念貫徹至新一輪增值稅擴圍改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