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歲的陳靜躺在云南昆明一家醫院的急救室里時，在手機上讀了一篇文章。

　　標題帶著一點調侃一點控訴，《老娘我做錯了什么，要陪孩子寫作業》。她覺得“太符合”自己的心境了。

　　她拔下針管，在文后留言：“我此刻光榮地躺在急救室急救，病因是腦出血，我深刻懷疑就是教孩子寫作業弄的，請不要再讓我陪他寫作業。”

　　陳靜一向自嘲“心特別大”。急診醫生禁止她下床，她敢四處溜達。父母讓她找個“鐵飯碗”，她偏偏跑出來創業。如今擔任藝術培訓學校校長的陳靜，管理著30多位全職教師，與學生和家長打交道都游刃有余。唯獨自家孩子的作業，成了她的一塊心病。

　　她的那條“腦出血”的留言得到數量驚人的點贊和回復，被網友們稱為“特殊病歷”。另一份引人注意的“病歷”出自某位不明身份的網友，“陪兒子寫作業到五年級，然后心梗住院了，做了兩個支架”。

　　翻閱那些回復，陳靜第一次找到了那么多同道中人。

　　一個博弈

　　陳靜本來可以過得更輕松些。兒子軍軍幼兒園升小學時，她選擇了一所提倡“快樂成長”的學校，“我不想讓孩子的學業壓力過大，就想讓他在音樂方面好好學學。”

　　整個一年級，軍軍沒寫過什么作業，成績在男生里還算名列前茅。但在今年暑假，陳靜發現，不論是書寫規范、識字量還是寫話能力，軍軍和以前幼兒園“同窗”的差距都有點大。

　　感到巨大競爭壓力的陳靜決定尋找“好的教育資源”。當地一所名校新開的校區生源不足，她才得以繳納一年1萬元的費用，讓兒子“幸運”地轉入了這里。“我家離原來的學校走路5分鐘，現在開車要15分鐘，但是我愿意啊。”她說。

　　開學后，軍軍的表現卻給了陳靜當頭棒喝。雖然作業真的不多，但他總是拖拖拉拉，每天寫作業都寫到很晚。

　　“一般容易讓我崩潰的是他寫語文作業，經常寫一下就開小差，我又趕緊提醒他快點寫。就是不太愿意寫，想磨蹭磨蹭就不用寫了，但那是不可能的。我用小竹棍敲敲他提醒他快點，好，寫兩個字又溜號。”

　　陳靜認為，如果不是每天盯著兒子寫作業，自己不至于暴怒成疾。“這可能也是愛之深責之切吧！其實是家長對孩子極高的期望與孩子成長速度的矛盾。”

　　在上海，背負極高期望并成績出色的孩子，有個名字叫“牛蛙”。通常而言，一只標準“牛蛙”的升學路線是民辦小學——民辦初中——公立高中——重點大學。上海母親何玲的兒子現在5歲，最大的愛好是擺積木。但為了遵守這條“路線”，她從今年7月起逼著兒子學寫數字和拼音。

　　何玲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想讓孩子進入好的民辦小學，家長只能拼盡全力，從幼兒園開始就“全力以赴”。

　　但她的兒子一個字能寫10分鐘，寫了擦，擦了寫，“哪怕是簡單的一個數字3”。她曾設定倒計時，讓孩子看著時間來寫，結果孩子不是寫得一塌糊涂，就是干坐在那里“入定”。

　　在“忍、咬牙切齒地忍、忍無可忍只能揍”三個狀態之間，何玲開啟了無限循環。

　　何玲認為她與丈夫都不是那種“打了雞血”的家長，他們讓兒子做到的都是小學老師要求的下限。即便如此，她最近還是被兒子邏輯思維課的老師“叮囑”了一番，說孩子的符號寫得不行。

　　在何玲的印象中，她當年是小學一年級時學寫漢字的，三年級才知道字帖，用鋼筆之后才知道寫字有頓筆。但如今上海一些幼兒園大班的孩子就開始學頓筆了，因為小學一年級老師就是這么要求的。

　　早在2013年，上海市教委就要求全市所有小學嚴格執行一年級新生“零起點”教學，不得隨意加快教學進度。但另一位上海家長鄭莉認為，真正放心讓孩子“零起點”入學的家長并不多，“我覺得這是一個博弈，當別人在跑的時候你不跑，那你就是落后了。”

　　拼寫字只是起跑線上的第一場戰斗。由于上海實行小學5年、初中4年的“五四學制”，“小升初”的準備工作也被相應提前到三四年級。擁有優質生源的民辦小學，往往會在教學中開啟加速模式。當公辦小學按照市教委的教學大綱老老實實地推進時，民辦小學已經超綱了。

　　鄭莉說，民辦小學和公立小學的教材一樣，但是考試難度不一樣。在考綱范圍內學的東西，跟“小升初”考試存在著“剪刀差”。“這個節奏，才是大家為之拼命的理由。”

　　這些父母并不是不懂大道理——何玲也承認，過于提前的學習，讓孩子在本該玩耍的小小年紀，承擔了不該承擔的重擔。看著兒子輪番用發呆、喝水、如廁等辦法消極抵抗作業，她也特別心疼。

　　但家長圈中流傳的老師嚴格要求的故事，又讓她不得不狠下心來。朋友女兒“橫平豎直、還有頓筆”的字直接被老師評價為“不行”；一位重點小學的老師，經常罰一個寫字不好的男孩寫作業寫到晚上11點。諸如此類的案例刺激著何玲。她希望自己今天的痛苦陪寫，能換來以后孩子上小學時不被老師為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