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活的回憶或許可以多種多樣，但四六級考試是可以產生“絕對共鳴”的。

　　現在四六級考試既想享受教學考試帶來的地位壟斷性和生源保障性等好處，又想享受社會考試帶來的認可度，這也是不可能的。

　　要讓四六級考試既滿足社會需要，成為用人單位衡量學生英語水平的一把尺子，又讓其發揮教學測試功能，作為完成教學課時后的達標測試，這是不可能的。

　　今年，全國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以下簡稱“四六級考試”）走到了它誕生的第30年。對每一個大學生來說，大學生活的回憶或許可以多種多樣，但四六級考試是可以產生“絕對共鳴”的。今年6月，又一次四六級考試結束，學校里再次回蕩起一年兩次的“大吐槽”。

　　事實上，近年來人們對于四六級考試的爭議一直不斷——一方面，不少學生認為四六級考試越來越難；另一方面，不少用人單位和國內外高校認為，四六級考試并不能完全檢測出學生真正的英語水平。

　　這個“含著金湯匙”誕生的權威英語測試，為何屢遭“嫌棄”？四六級考試的未來究竟會通往何方呢？

　　考試難度越來越大 考生：“我可能考了個假四六級”

　　對于不少大學生來說，年年參加四六級考試“刷”分數是他們的共同回憶，然而近年來不少大學生發現，雖然自己準備得一次比一次充分，但考試成績一次不如一次。

　　6月17日，六級考試結束的鈴聲一響，來自北京市某高校的百曉還沒寫完翻譯，卻不得不停筆等待老師收卷了。出了考場，百曉忍不住向室友吐槽：“這次題太難了，作文題根本沒看懂，估計這回刷分又失敗了。”

　　百曉考的是三套真題中的第二套，這套卷子中的作文題是“whether to major in humanities or science”。看到作文題，百曉的第一反應是“大學是否應該學科學和人類學專業。”因為對“whether”和“humanities”的不了解，她把“whether”翻譯為“是否”，把“humanities”翻譯為“人類學”。

　　然而，和百曉同宿舍的楊梅也有點懵，楊梅給的翻譯是：“大學應該主修學人文學科還是自然科學。”更讓她們“崩潰”的是，當晚英語培訓機構給出的試題分析上寫道，題目大意為“大學應該選擇文科還是理科”。

　　這是百曉第三次考六級了。“幾乎每次都會趕上四六級考試改革。”她無奈地說。對六級，她可謂是“屢敗屢戰，屢戰屢敗”。但是已經研究生二年級的她認為六級證是找工作的“最低要求”之一，已經快沒有幾次考試機會的她這次認真地復習了3個月，做了幾十套題，結果聽力考試還是“什么都沒聽懂”。

　　據了解，為進一步提高聽力測試的效度，全國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委員會自2016年6月考試起對四六級考試的聽力試題進行局部調整。調整的相關內容包括取消短對話、取消短文聽寫，聽力篇章調整為兩篇（原3篇），新增講座/講話（3篇），其他測試內容不變。

　　6月17日四六級考試當天，新浪網發起的2017年四六級考試難度調查中顯示，參與四級考試難度調查的1777人中，74.2%認為四級考試“考試難度增加，考完后生無可戀”；參與六級考試難度調查的3034名網友中，67.6%認為六級考試難度增加。

　　對此，中國科學院大學外語系教師張旭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我在四六級考試監考過程中看到了試卷，感覺翻譯題的確有些難度，但聽力的難度一般，可能學生對于長篇文章的聽力練習較少，因此感到難度增加。”

　　四六級分數在就業中是個多大的砝碼？

　　隨著英語測試種類的越來越多，不少大學生對于四六級考試“中國式”的考題表示不認可，同時，不少用人單位對于四六級考試分數只做一個基本要求，需要較高英語水平的崗位都要求學生有雅思、托福成績。一時間，人們對于四六級考試能否客觀檢測出學生英語水平的質疑聲越來越大。

　　王洋去年于北京市某985高校畢業后就職于一家北京的事業單位。他表示，自己找工作時投了不少簡歷，雖然簡歷上會寫清四六級考試成績，但大部分企業和單位在招聘簡章中對此卻并無要求。他見過“最苛刻”的要求是六級500分以上。

　　“有些單位在網申的時候需要填寫四六級考試成績，也許他們會用這個篩選簡歷，不過之后我參加了不少單位的面試，沒有任何面試官會問我四六級考試的問題。有些崗位是國際交流性質的，單位會直接出英語題測試，或者看有沒有雅思托福成績。”王洋說。

　　今年4月，新東方在線聯合香草招聘發布的《2017應屆大學生就業報告》顯示，51.56%的應屆畢業生表示，四六級考試成績對就業影響很小，16.50%的應屆畢業生認為四六級考試對就業沒有影響。

　　一位從事多年人力資源工作的資深HR表示，在近幾年的招聘過程中，企業對英語四六級的要求已經越來越淡化，“相比社會招聘，校招可能會更重視英語四六級證書和其他能夠證明自身能力的證書”。

　　對此，北京語言大學教育測量研究所所長謝小慶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表示，四六級考試作為一個語言測試，它的可靠性、有效性、準確性、科學性是值得肯定的。

　　“四六級一直在改進考試方式，并且收費低，作為一個全國性的英語考核標準，它的性價比是很高的。在國內，四六級考試仍然是主要公司單位承認的、受到普遍認可的一種水平測試。但如果有人想去國外或者外企工作，當然可以選擇托福、雅思等考試方式。”謝小慶說。

　　四六級考試誕生30周年 未來應扮演什么角色？

　　這項自1987年逐漸在全國高校推廣開來的英語考試，如今迎來了它的第30年。近年來，伴隨著四六級考試是否“有用”的爭論不斷，但不少高校“不過四六級不給畢業證”的做法讓其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仍然“難以撼動”。

　　事實上，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并未制定學士學位授予與英語四級考試掛鉤的辦法。然而，四六級考試在這30年中不斷發展壯大的同時，與學位掛鉤已經成了部分高校的“土政策”和“潛規則”。

　　那么，四六級考試究竟應該扮演什么角色？

　　復旦大學教授、上海高校大學英語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中國學術英語教學研究會會長蔡基剛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表示，四六級考試與雅思托福等社會化英語考試性質不同。

　　“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只是一種教學測試，即測試學生在完成大學英語4個學期后是否達到大綱提出的要求。大綱的要求是按照4個學期的課時數（280課時）和當時新生的入學水平（1800單詞量）計算出來的，而不是根據社會用人單位需求設計出來的。”蔡基剛說。

　　據蔡基剛觀察，現在的四六級考試較從前更難，一方面是因為在這30年中學生總體英語水平是逐漸提高的，另一方面是因為大家都期望它達到教學目的的同時實現一種社會目的。

　　蔡基剛認為，要讓四六級考試既滿足社會需要，成為用人單位衡量學生英語水平的一把尺子，又讓其發揮教學測試功能，作為完成教學課時后的達標測試，這是不可能的。

　　“作為社會化考試有幾個條件。首先，其內容和難度的設計必須基于用人單位的需求分析，為特定社會需求服務；其次，社會化考試完全是個人行為，學生考試成績只能報給考生本人；另外，社會化考試的運轉應當與教學脫鉤的。因此，看上去四六級考試在向社會化考試轉型，但都是表面現象。”蔡基剛說。

　　蔡基剛坦言，“現在四六級考試既想享受教學考試帶來的地位壟斷性和生源保障性等好處，又想享受社會考試帶來的認可度，這是不可能的。”

　　2017年年初，教育部副部長林蕙青曾表示，首個覆蓋我國各教育階段英語測評、教學、學習的能力標準——中國英語能力等級量表已完成主體研制，預計2017年年底公布。同時，國家英語能力等級考試計劃在2020年前逐步推出。

　　雖然通過媒體多方證實可以確定，這并不代表四六級考試將會取消，但四六級考試的未來究竟路在何方？

　　蔡基剛表示，回顧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發展的30年，這一測試的出現對于社會和高校重視大學英語，推動大學生的英語水平提高起到了歷史性的貢獻。但是它給我國外語教學帶來的弊病也是有目共睹的，其帶來的“應試教學”和 “高分低能”結果困擾了一代大學英語教學的定位和發展，影響了一代大學生用英語開展專業學習能力的發展。

　　蔡基剛認為，作為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一段時間行政命令性的教學水平考試已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據，它抹殺了地區的學生水平差異和各校辦學定位的差異。

　　蔡基剛解釋：“現實情況是我國地區差異太大，各地各校新生入學水平無法比較。如現在的上海高校新生的詞匯水平可能達到4000了，但有些地區最多只有2000詞匯量，怎么能夠要求他們在兩年后都達到統一的水平呢？這就導致四級考試一次通過率始終在30%左右徘徊，也引發了普遍性的應試教學。”

　　此外，蔡基剛表示，英語教學水平的考試是否需要全國統一的測試是值得思考的。“我們真的需要這么多‘菜刀’嗎？現在英語能力考試在國家層面已經有高考，四六級考試，英語專業四、八級考試，全國研究生統一考試，人事職稱考試等7種，如加上其他測試方式，大約有十幾種。每種考試都是一種利益，最終受傷的還是學生。”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學生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