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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剛過，六位來自高等教育界的校長、專家以及一線教師，從各自的關注出發，分享他們在新的一年里，對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改革有何期待。這是他們眼中的2016關鍵詞——

　　特色化

　　徐飛

　　西南交通大學校長

　　特色化是高校發展的必由之路。這是因為從需求側看，社會需求的多樣性、區域發展的階段性、產業發展的周期性、人才訴求的多元性，注定了大學辦學定位的差異性。從供給側看，大學在成立之初的初始動因、資源稟賦、區位條件、辦校思想、治學理念不盡相同甚至迥異，也必然導致其發展的異質性。事實上，高校確有研究型大學，研究和教學并重型大學，以教學為主型大學，以應用型、技能型為主的高職院校或社區性大學等多種不同類型的大學。

　　目前，高校辦學特色不鮮明主要有兩個表現：

　　一個表現是，很多高校都被排行榜所“綁架”。現在QS、THE、ARWU、ESI、USNEWS等各種排名大行其道，校友、考生、家長也拿榜單說事，高校自身對榜單亦是愛恨交集。一方面要承受排名可能落后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又津津樂道于在某個排名靠前榜單上的位次。高校對榜單要有平常心，既要重視又不能太看重，尤其不能被榜單綁架。排行榜最大的問題是拿一把尺子、用一套評價體系來衡量所有的高校。若不理性對待一味迎合并向榜單指標看齊，將導致高校辦學的同質化。

　　另一表現是，高校或主動或被動地向研究型、綜合性大學靠攏。所謂主動自不待言，高校辦學者都有追求“高而尖”“大而全”的內驅力；被動則指高校一旦被官方或民間貼上“C9高校”“985工程”高校、“有研究生院的高校”“211工程”高校、普通高校、高職院校，或者“中管高校”“部屬高校”“地方高校”“民辦高校”的標簽，在一段時期內就被固化，并（主要）以此固定身份來獲取資源。這種按身份配置資源的體制，客觀上又進一步加劇了高校盲目追求對綜合性、研究型、大體量的趨勢，高校更名或升格不時見諸報端就是明證。

　　一流大學未必是規模大、學科門類齊全的綜合性大學，甚至其稱謂也不一定是“大學”，加州理工、麻省理工、達特茅斯學院、巴黎高科就是例子。一流大學也未必是研究型大學，歐美一些以本科通識教育見長的文理學院，同樣成為聲譽卓著的一流大學。實際上，不管是學術研究型大學，還是專業應用型抑或是技術實用型大學，不僅共同適應并滿足社會對人才的多元化需求，而且都能因為對國家乃至人類經濟社會文化的高貢獻度而成為一流大學。教育主管部門要從過去注重縱向“分層”管理，向橫向“分類”管理轉變，更加注重合理分類，切實做到分類指導、分類支持和分類評價，充分激發高校內生動力和發展活力。高校自身要科學定位，特色發展，找準自身的位置，成為最好的自己。

　　質量

　　葉高翔

　　浙江科技學院院長

　　從總體上講，我贊同袁貴仁部長的觀點，即“質量”可謂是我國高等教育在2016年或者今后更長時間的關鍵詞，是工作的重點。

　　新世紀以來，我國高等教育迅速發展，在辦學規模、升學比例、專業結構等方面均有長足的進步，使我國的高等教育總體水平躍上了新臺階。然而，就高等教育質量而言，我國距離世界先進水平還有較大差距，其中包括我們的課程體系、課程內容、教育方法，以及在這背后體現的核心育人理念——我們要培養什么樣的人，專業知識和綜合素養的關聯，各類高校應該如何形成自身的辦學特色等。從這些方面來看，毫無疑問，提升高等教育的培養質量是2016年，乃至今后更長時間，我們面對的極其重要的教育關鍵詞。

　　與此同時，作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人才培養永遠是我們的主要任務。因此，我們對“質量”這一關鍵詞的理解應該是全面和相互聯系的。

　　首先，大學階段對青年學生的培養應該有完整的教育體系和規律，要求學生在具有明確專業方向的同時，還有與之相適應的完整知識結構。因此，“質量”關鍵詞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專業課程的質量”，而應該將其視為包括整個知識體系的質量。例如專業課程、身心健康類課程、文化素質類課程、思想政治品德類課程等，所有這些課程相互關聯，相互影響，構成完整的課程體系。在2016年，“質量”這一關鍵詞要求我國各類大學既要對廣大學生的近期需求負責，還要對他們的長遠發展負責，不斷優化和提高整個課程體系的教育質量，使之更加適應社會需求，更加匹配時代節拍。

　　其次，大學階段對青年學生的培養應該是一種“健全人格”的塑造，要求學生在德、智、體、美等諸方面全面發展。因此，“質量”關鍵詞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課程的質量”，而是應該將其視為包括所有培養環節的培養質量。例如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培養、博愛及社會責任心培養、優良學風建設、創新創業教育、高雅校園文化建設等，所有這些環節構成高等學校培養青年學生的培養過程和育人體系。在2016年，“質量”這一關鍵詞要求我國各類大學要全員育人，全方位育人，全過程育人，要努力提高整個高等教育的育人質量，使之與我國社會主義大學的培養目標更加一致，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更加吻合。

　　總之，從高等教育工作重點角度看，“質量”這一關鍵詞要求我們各類高校在抓好各項工作的同時，要更加突出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這一核心要務。

　　基礎 交叉 通識教育 新型政治理論教育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

　　我國高等教育仍處于轉型與發展的過程中，就個人而言，我認為以下四個方面會是教育發展的著力點。

　　首先，基礎學科的教育與研究將成為大學教育的著力點。這是日后科學出現重大發展、科研攻關的必要基礎。最近科學家對引力波的觀測就屬于基礎科學的成果之一。在我國高等教育改革已經越來越專業化、面向市場的同時，基礎科學與文史哲等人文研究也應得到重視和支持。

　　其次，交叉學科、跨學科、多元發展。近些年來，學科分割、細化發展，盡管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研究不斷深入，但同時也帶來了專業的自我封閉。而目前，高校的教學與教育越來越關注培養社會需要的復合型人才。這就要求打破學科、專業之間的壁壘，從而賦予學生多元化的思維方式。基礎性、理論性的研究是為重大突破培育深厚的基礎，而交叉學科與跨學科的發展方式則是直面市場與社會的需求。

　　再次，重視培養學生能力、自主性、想象力、判斷力與思維力、社會認知力的通識教育將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這種通識教育的概念不同于古典學教育，內容不僅包括所謂的文科，也吸納大量的理科通識教育課程。在這里，學生的人格與能力成為教育的關鍵詞。

　　最后，大學教育中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教育即將走進課堂。在這種情況下，應當對陳舊的灌輸式的政治理論課程進行改革。可以把傳統的中華文明、道德與政治理論教育結合起來，加之以文明復興、普世性法制、民主、自由等概念的教育，形成新型的政治理論教育。針對青年學生的年齡狀況、知識水平，政治理論教育如果采用教條式的簡單灌輸方式，不可能收到效果，因此，作新的嘗試、轉型和提升之，將是接下來高校工作者的重要工作之一。

　　除此之外，在具體的教學實踐方面，慕課的發展沖擊了傳統課堂，課堂將從以教師為中心轉向以學生為中心，這對教師提出了挑戰。而慕課如果在高校中日益推廣，課前閱讀材料、上課時師生討論的小班課堂在硬件上則對高校提出了要求——如果小班教學普遍展開，就現有的絕大多數高校來說，小型的教室都未必足夠。如何對學校既有的教學資源進行整合，科學地利用，高校管理者首先必須改變以往對于教學資源的粗糙理解。這兩點都是我國高等教育在新的一年中可能會遇到的挑戰。

　　公平

　　劉海峰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

　　首先要肯定的是，在高等教育方面，質量是一個首要問題，尤其對于已經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后期的我們來說。如果之前我們已經通過規模擴張，解決了能不能上大學的問題的話，那么現在我們首要解決的就是要上什么大學的問題，也就是高等教育的質量問題。

　　但除了質量問題外，我們還需要解決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公平問題。必須承認，基礎教育階段的公平問題比高等教育更重要一些，但這并不意味著在高等教育領域，公平不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詞，況且我們現在也面臨著一些需要解決的高等教育公平問題。

　　比如，教育機會公平的問題上，目前我們的高考錄取實行的是分省定額錄取方式，這種方式導致不同省市區的考生上高水平大學的概率和機會出現了較大差異。雖然目前國家也在著力進行一些調整，比如對中西部人口大省在錄取比例和政策上進行一些傾斜，或者鼓勵東部高校對中西部地區進行必要的支持，但這畢竟還需要一個過程，解決入學機會公平問題的工作還需要進一步推進。

　　此外，目前我們的高校布局還不夠公平。比如在教育部直屬的75所院校中，地處北京市的就有24所，地處上海市的也有8所。這些學校基本上都是“211工程”或“985工程”大學。然而與此同時，我國還有13個省區甚至連一所部屬院校都沒有，這其中還包括一些人口大省，比如戶籍人口近一億的河南省，以及河北、江西等人口眾多的省份，這一不合理的布局是需要調整的。

　　當然，在這一問題上我們不可能做到完全平等，高等教育也沒必要達到完全均衡。但至少在現階段，高校布局的公平性還是一個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

　　與此相關的還有教育經費投入的公平性問題。目前國內大部分省份已經實現了本科高校生均1.2萬元的投入，但是因為教育部直屬院校的財政投入來源于中央財政，而很多省區并沒有部屬高校，因此對這些省份而言，中央財政的投入就顯得太少。因此在高等教育公平方面，還有很多文章可做。

　　轉化

　　楊中楷

　　大連理工大學副教授

　　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重新修訂，對科研人員的激勵與分配上是此次修正案的最大亮點。2015年《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出臺，為我國建成高等教育強國明確了任務路徑。其中，著力推進成果轉化成為五項建設任務之一。

　　從專利數據來看，近年來我國高校專利申請量、授權量均屢創新高，但專利成果轉化率較低的問題卻依然未見明顯好轉。也就是說，一方面是大量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閣；另一方面，則是創新驅動發展的迫切需要無法得到滿足。所以我認為，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問題是目前高等教育領域的一個重要問題。

　　從經驗來看，目前高校專利成果轉化率較低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1）指揮棒導向問題。許多專利在申請時的根本目的就不是為了轉化，而是為了評優評獎、申報項目、職稱晉升等用途，這使得專利的經濟屬性無法體現。（2）技術本身的問題。一些技術成果距離企業的需求還存在較大的差距，需要高校科研人員不但懂科研，還要懂點市場，將技術成果盡可能向市場端推進。（3）中介服務的問題。高校和企業間缺乏橋梁，目前中介機構是相對匱乏的，無法有效地令高校與企業建立起聯系，從而實現進一步對接與合作。

　　要解決上述問題，首先要明確專利的基本功能，專利制度的基本功能是鼓勵創新，而專利成果的作用只有在市場競爭中才能得到體現。因此各級部門要改革目前的評價體系中主要以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為主的指標體系，要改變為了專利而專利的觀念。如果專利只是一個數字的話，那就喪失了它的本來意義。

　　其次，高校不必追求專利成果的數量。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美國高校專利授權量最多的加州大學發明專利授權量有500件左右，這個數據勉強能夠擠進當年我國高校發明專利授權量排行榜的前十位。可以說我們已經不再缺乏數量，當務之急是提升專利成果的質量與競爭力。

　　最后，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不可能強求高校科研人員都是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復合型人才，需要技術中介結構來搭建高校和企業間的聯系。各高校應該充分利用技術服務業的資源加強合作，也可以聘用一些技術經紀人來推銷自己的技術成果，在這方面天津大學開了個好頭。

　　時間 精力

　　李冬妮

　　北京理工大學副教授

　　傳道、授業、解惑，是師生之間最本真、最自然的聯系。然而當前大學教師能夠用來與學生相處的時間和精力卻非常有限。青年教師通宵達旦地忙于課題、論文、申報書、學術交流，恨不得一天有48小時。這種忙碌無可厚非，沉浸在科研和學術中的忙碌感本身也是一種快樂。然而這種忙碌背后，反映的卻是青年教師們在職稱晉升、業績考核等“指揮棒”的驅使下，將發論文、拿課題、出成果作為“頭等大事”，從而大量擠壓花費在學生身上的時間精力這一事實。

　　當前對高校教師的評價是一套非常具體和量化的標準，它們可以簡潔有力地描述論文、課題、獎勵等短期可見的產出，卻不能用來評價人才培養的效果，因為人有成長的過程和思想的溫度，而正是這種過程和溫度，才能夠形成一股凝聚的力量，塑造學生對母校的認同和對世界的認知。然而當前，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連接空間被擠壓得只剩下課堂，而課堂教學往往又被廣大青年教師認為是最不愿意投入精力的部分，因為在現有職稱評定和業績考核機制之下，只有將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和職稱評定掛鉤，才是“安身立命”之本，而對教師“傳道、授業、解惑”的要求似乎只是完成一定學時的教學工作量。

　　人才培養是大學最重要的職能，是大學的立校之本、生命之源，而這一職能只有通過教師才能實現，因此，大學里的師生關系應該是厚重而緊密的。對這種關系的建立，我們也不必悲觀，因為任何的改革與進步總是建立在現實的軟肋之上。作為一名青年教師，我希望我們這個群體能有更寬松和自由的成長環境，能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與學生相處；希望職稱晉升和業績考核更多元化、人性化，更注重長效；希望每個個體都能感受到大學教師這個職業帶來的認同感和自豪感。

　　學生不但是大學的名片，也是教師最重要的作品。使學生具有科學的知識、卓越的能力、正確的價值觀念和高遠的人生境界，才是我們大學教師最有成就感和最幸福的事。

　　大學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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