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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廣網河南分網消息 問責超4400人、辦結環境問題舉報超過15000件、立案處罰的環境問題舉報超過4000件……2016年,由環保部牽頭成立,中紀委、中組部的相關領導參加的中央環保督察組掀起的多輪“督察風暴”引發網友高度關注。如此高規格、大規模的環保督察背后有何深意?在督察過程中發現了哪些共性問題?16個省市區環境問題多發的原因是什么?

　　督察覆蓋16個省份　9個省會城市被點名通報

　　記者梳理發現,從2015年12月起至今,中央環保督察組共對北京、河北、內蒙古等16個省區市進行了環保督察。

　　其中,2015年12月31日至2016年2月4日,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對河北省開展了環境保護督察。今年7月,第一批8個中央環保督察組分別負責對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江西、河南、廣西、云南、寧夏等地進行環境保護督察。11月,第二批7個督察組分別負責對北京、上海、湖北、廣東、重慶、陜西、甘肅等地開展環境保護督察工作。

　　環保法專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燦發說,環保督察是新環保法實施以來首次大規模“重拳出擊”。相比之前,此次環保督察從由環保部門牽頭到中央主導,呈現出“高規格”“權威性”“層級高”的特點,足見中央對環保問題的重視程度。

　　“成立環保督察組除了增強環保部門本身的權威以外,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強督察。”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2015年7月,中央深改組會議審議通過《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提出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這意味著地方黨委將與政府一道接受監督,督察的內容也從“督企”到了“督政”。

　　值得注意的是,在9份已經公布的反饋情況中,河北、黑龍江、江蘇等9個地區的省會城市都被點名通報。如督察組在對黑龍江省的反饋意見中,專門點名哈爾濱市環保工作不力:全市16家燃煤電廠中有9家長期超標排放;455臺每小時10蒸噸以上燃煤鍋爐中有309臺未完成污染治理設施改造,燃煤鍋爐淘汰不實。

　　此外,在反饋情況中,督察組還對9個地區存在環境問題的城市進行了點名通報,同時也指出了這些地區環境問題的“癥結”所在。如在首次督察的河北省,唐山市、廊坊市、邯鄲市等城市被點名,原因主要涉及大氣污染與水污染問題嚴重。

　　環境形勢嚴峻:環境舉報多發　超四千件被立案

　　根據環保部公布的督察反饋情況,截至今年11月,中央環保督察組在16個省份已累計辦結群眾舉報的環境問題15761件。其中,中央環保督察組在河北辦結的環境問題舉報高達2856件。在第一批進行督察的8個省份中,督察組共辦結環境問題舉報12905件,其中最多的是河南,辦結2682件舉報;最少的寧夏辦結舉報476件。

　　在第二批進行督察的7個省份中,督察組共受理環境問題舉報8657件。其中受理舉報最多的廣東省受理了2206件舉報,最少的甘肅省受理了485件舉報。

　　根據環保部反饋的情況,截至目前,中央環保督察組在16個省份已確定由督察組立案處罰的問題舉報數量超過四千件。

　　“不可否認,不論是在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環境違法現象仍具有普遍性,其中還不乏有一些很有影響力的大企業。”王燦發說。

　　“環保問題現在已經不是個別地區、個別現象,這就警示我們環保已經亮起了紅燈。”汪玉凱表示,群眾環境問題舉報多發、超四千件被立案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當前我國在經濟中高速發展過程中仍面臨嚴峻的環境形勢。

　　記者注意到,專家的這一論斷也在已公布的督察情況反饋中有所體現,主要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

　　一是大氣污染形勢嚴峻,如河南省鄭州市空氣質量在全國74個重點城市排名中,從2013年倒數第10,一路下滑到2016年上半年倒數第3,成為全國污染最重的省會城市之一。

　　二是局部水體環境質量下降。如2013年至2015年,江西鄱陽湖水質持續下降,鄱陽湖流域特別是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內違法違規排污問題嚴重。再如,長江江蘇段分布有30個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現場抽查12個,8個存在環境違法問題。

　　三是地表生態破壞嚴重,如寧夏回族自治區的賀蘭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在86家采礦企業中,81家為露天開采,破壞地表植被,礦坑沒有回填,未對渣堆等實施生態恢復。

　　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超4400人被問責

　　記者梳理發現,中央環保督察組掀起的“督察風暴”,已經有4475人被問責。

　　在督察河北期間,問責366人;在第一批進行督察的8個地區中,督察組共問責3422人,其中人數最多的是河南,共問責1231人;在第二批環保督查組進駐的7個省份中,督察組共問責687人,其中陜西問責人數最多,達256人。

　　專家表示,超過4400人被問責的背后,表明地方政府在環境保護問題上存在的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現象不容忽視。

　　“片面追求GDP增速的政績考核觀亟待改變,要不斷加強環保在地方政府政績考核中的權重,可考慮實行環保考核一票否決制。”王燦發說。汪玉凱建議,對環保問題要形成有獎有懲的制度,為環保做出貢獻的就要獎勵,污染環境的就要懲罰。這樣明確獎懲制度后也有利于改變“為官不為”的狀況。

　　記者注意到,在督察組反饋的情況中,地方政府在開展環保工作時存在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3個方面:

　　一是環保壓力逐級遞減,傳導不到位。在河北,根據督察談話中各級領導干部的反映,2013年至2015年7月間,原省委主要領導對環境保護工作不是真重視,沒有真抓。在黑龍江省七臺河、雙鴨山等市,2013至2015年市委常委會未專題研究過生態環保工作。

　　二是重點工作進展不嚴不實。如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明確限期于2012年和2015年分批完成“燒結-鼓風”落后煉鉛工藝淘汰、2014年底前完成河池市城區及周邊6家冶煉企業搬遷入園等目標均未完成。

　　三是違法違規開發亂象屢禁不止。如在內蒙古自治區,有關職能部門違規在自然保護區內辦理采礦證,甚至到2015年5月十部委聯合印發通知后,相關部門仍對甘草保護區25宗采礦權審批續證。云南省在新環境保護法實施后,全省2016年重點建設項目中,仍有55個未批先建。

　　“成立中央環保督察組,就是要督促地方政府和環保部門解決‘想管管不了、想查不敢查、查了處理不了’的問題。”王燦發表示,當前地方的一些領導,往往關注眼前的利益、眼前的政績,不太關心綠色發展,中央對全國各地的生態環境狀況從上到下直接開展系統監督,正是出于克服地方保護主義的考慮。(記者張華迎　陶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