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 杰：《中國京劇》雜志編輯部主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北京戲劇家協會戲劇評論顧問，清華大學藝術教育顧問，吉林藝術學院特聘教授，沈陽師范大學戲劇藝術學院客座教授，北京市西城區社科聯委員。
近年來，發表文章百余篇，涉及京劇沙龍、菊壇談往、人物專訪、京劇劇評等欄目。出版作品有：《京劇名宿訪談》《京劇名宿訪談續編》《京劇名宿訪談叁編》《京劇說苑》《岳上清暉》《高韻和鳴》《京劇杰英談》《京韻劇源》。《京劇大家絕藝錄》DVD系列之老生篇、旦行篇（壹）、武生篇、丑行小生篇、凈行篇。《天之驕子 春韻流芳——紀念京劇藝術家李小春誕辰80周年》光盤。策劃京劇數字電影《孟母三遷》；主持《“暢讀”京劇杰英談》節目。
2012年榮獲北京京劇昆曲振興協會頒發的“弘揚京昆藝術特殊貢獻獎”。2013年榮獲中國戲劇文學學會頒發的全國戲劇文華獎“戲劇專著金獎”。2018年策劃《藝海覓珍》榮獲中國戲曲微電影優秀獎。
記者：作為京劇研究領域的專家，您認為北京這座城市的文化內涵對于您的研究有哪些方面的影響？
封杰：北京是一座有3000余年建城史的城市，其中有三分之一時間是作為全國的“首善之區”而存在，造就了其 “大古都”的突出文化特征。北京的歷史文化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偉大見證，近千年的古都文化更是我國都城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結晶和典范，是歷經遼、金、元、明、清五朝文化發展過程的文化縮影，是中華文化的主體和精華。
城市文化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建筑。故宮的雍容博大與其無與倫比的恢弘壯麗、金碧輝煌的皇家風范，就是這種“大古都”文化氣質、氣派最直觀的體現。北京的四合院不僅擁有舒適的居住條件，庭院中還可分享大自然賜予的一片美好天地。《老子》所謂“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是一種“有容乃大”形成的兼容并蓄、多元一體、包羅萬象的自身文化。北京因此成為人才淵藪和文化津梁，形成崇尚人文的傳統和“郁郁乎文”的氣象。
今天，北京對于歷史文化依然是在繼承和發展中。明確新時代古都文化的內涵、特征及發展思路，挖掘源遠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協同建設新時代古都文化，是北京古都文化發展的需要，更是全國文化中心建設的應有之義。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其文化的博大、精深，都鮮活展現著中華文化的魂魄，流淌著時代特有的神韻。像北京的中軸線設置就是北京文化的集大成者，它肇始于元朝，形成于明朝，清代只是繼承。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又有了創造性的發展，中軸線一直延伸到了亞運村一帶。這也說明在社會發展中，這種城市文化正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對我們這一代中年人從小生活在這種文化之中，自然會深刻地受祖輩影響，他們對于傳統文化的景仰之情無形之中感染了我們，使得北京的這種“大古都”歷史文化底蘊也深深扎根在我們心里。所以要形成文化的熏陶，必須得有一定的環境。特別在新時代的建設中，這樣的環境對于歷史和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對于新北京、新時代、新社會都是一種助力作用。
北京文化形式多種多樣，除了古都文化還有紅色文化、京味文化、創新文化。說到紅色文化，北京其實是中國近現代革命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和土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就是從北京開始的。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這一論斷為挖掘革命文化、紅色文化指明了方向。北京市對加強“全國文化中心”建設，其中提到了大運河文化帶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帶。西山紅色文化是黨領導人民形成的革命文化的一個縮影。西山紅色文化是革命先輩用鮮血鑄就的，真正體現了革命斗爭的復雜性和慘烈性，很多事件在中國現代史上都具有標志性意義，為新時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提供精神動力。1943年10月，曹火星同志在房山霞云嶺創作了不朽戰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七七事變”中守衛盧溝橋的29軍抗擊日寇使用的大刀，和西山游擊隊使用的大刀就出自我家大曾祖父封竹軒老先生開設的“永增軍裝局”，著名的抗日歌曲《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就是贊揚的這把“大刀”，現在盤山烈士陵園和山海關博物館都存有原件。 這些文化資源的積淀，是北京打造為全國文化中心建設的保障。
北京的大運河文化也值得重視，這一文化伴隨了京劇的誕生、形成和發展整個過程。早年還沒有形成京劇的時候，戲班進京先經大運河落腳在順義，再從順義慢慢往城里發展，所以大運河文化也孕育了京劇文化。
記者：您生在北京，長在北京，能否分享一下您的成長、事業選擇與北京文化、與京劇的關系？
封杰：我出生在前門一帶，自幼住在西城區四根柏胡同，印象最深的是三四歲上跟隨姥爺到中國京劇院駐場的人民劇場看戲，還不太看得懂，但記得看的第一出是現代戲《紅燈記》，之后又看了電影版《紅燈記》，從此與京劇結緣。后來上學了，十幾歲才接著看中國京劇院演出的傳統戲、新編歷史劇、現代戲。那時的杜近芳、李世濟、劉秀榮、馮志孝、楊春霞、李維康、張曼玲、耿其昌、吳鈺璋、張春孝、李光、鄭巖等等老師，正屬風華正茂，舞臺上是風采照人，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從那時起直至后來我到《中國京劇》雜志從事編輯工作，看了更多的戲，不光有北京的，還有全國各地劇團的演出也看了很多。藝術家們都秉承了黨提出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藝術創作方針。而且跟這些藝術家們接觸多了以后，感覺他們非常和藹，現在有些老師已經故去，但我心中一直懷有感激之情，緬懷之意。
因為之前這些看戲和藝術家們接觸的經歷，我到了中國京劇雜志社以后，在工作上我感覺到游刃有余，因為我自身喜愛京劇，很多人說我非常幸福，因為我把愛好當成自己的事業。所以我怎么做都不會覺得累，很開心，在工作中得到一種享受。
《中國京劇》雜志從1992年創刊到現在，歷任社長、主編都非常重視這本刊物，努力為社會服務，為大眾服務，把京劇寶貴的資料和文化記錄下來，傳播出去。現在我當了編輯部主任，也是努力秉承我的前輩老師當年辦刊的宗旨，以及國家賦予的傳播和弘揚京劇藝術的職責，做個有信仰、有情懷、有擔當的京劇文化傳播者。
當然，雜志創刊至今27年了，如今受新媒體時代的沖擊，作為傳統媒體的我們也很不容易，但仍一直在往前推進。社領導期望我能做好傳、幫、帶工作，我也想通過自己的工作，把雜志社第一代老師王曉峰、郭江、金梅老師所做的成績繼承下來，可能繼承得不夠好，但是我會不斷努力。
在新媒體時代，我們社的全體同仁積極地想辦法，怎么能把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往前發展，更好地為京劇服務，為京劇愛好者服務。對此我們也有所嘗試，比如院團創演了一出戲想進行宣傳，我們就會把他們演出的片段和排戲花絮編輯好，以二維碼的形式印在雜志里面，讀者可以一邊欣賞文章一邊觀賞視頻，這就把平面和立體結合在一起了。這也是今年我們雜志新增的方式，也是和新媒體時代同步的努力。
對于如何利用刊物更好地為京劇票友和戲迷服務，在我的印象中，我們雜志社20多年分別在武夷山、沈陽、合肥、北京、上海舉辦過5次中國京劇票友節，影響力很大。中國京劇票友節活動曾配合文化和旅游部（原文化部）舉辦的中國京劇藝術節之前開幕。通過票友節的活動，既集中了全國各地京劇票友，展示了他們的風采和藝術，也為后來文化部的京劇藝術節吸引來了更多的觀眾。戲迷票友們對于能參加這樣的活動非常高興，我們的雜志銷量也隨之有所提升。我們通過這種方式，將一本傳統的、專業性極強的雜志的定量提升了，達到一萬多冊。
記者：在您的著作《京劇名宿訪談》系列里，通過記錄老一輩京劇藝術家們近乎失傳的絕活，來體現他們對于藝術傳承的重視。那么您認為京劇傳承最重要的要做好哪些工作？在北京建設全國文化中心的大局中，應該怎樣下好京劇傳承這盤棋？
封杰：在中國京劇雜志社工作對于我個人來說有很大的幫助，它給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讓我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又有所向前延伸。我所謂的延伸就是10年前我開始做的老藝術家訪談。《京劇名宿訪談》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書，至今已出版三冊。
這套《京劇名宿訪談》的整理成書，特別要感謝各位前輩老師們的幫助，它成了我京劇事業的起點。一開始我去記錄老藝術家們的故事是類似記賬的形式，經中國戲劇家協會秘書長崔偉老師的點撥，建議我最好用對話的形式記錄，這樣讀者更有現場感。后來我就對這種訪談越來越上癮，每次去外地，開完會再也不去玩了，就專門找當地知名藝術家，挖掘那些舞臺上下鮮為人知的故事。采訪前，我會先垂詢各位老師，他們會非常細致地告訴我待訪談嘉賓的經歷和藝術特點，我就從中找每個人的不同之處再去跟他們聊，越聊越深入，越聊越有興趣，已經陸續出版的三冊，共有120位老藝術家的訪談。而我手頭總的訪談數目已經達到200位。
之后，我又出版了“續編”和“叁編”，譚元壽先生作序“莫再留遺憾”，梅葆玖先生作序“因愛，而執著”。
書中記錄的幾件事情很有教育意義，如王琴生老師提到的梅蘭芳先生的“三德”——社會公德、做人美德、職業道德，這也是我們后人應該遵循的原則。有的老師說道，劇作家要寫出健康的劇本，演員要有健康的心態，才能使觀眾欣賞到一出健康的劇目。有位老師講述解放前險些被反動勢力槍斃，是共產黨解放軍解救了她，所以她是當地第一個入黨的文藝工作者，每次下鄉演出她都是第一個報名。
說到藝術，有些表演在舞臺上已經看不到了，如北京的朱秉謙老師談到馬連良先生創演的《趙氏孤兒》中程嬰“八個出場”講究的“小圓場大問題”演法；杭州朱云鵬老師回憶余叔巖表演《烏盆記》中劉世昌的下場身段；上海小三王桂卿講述蓋叫天的表演……這些是藝術的真諦，是戲中之細，是最值得傳承的寶貴財富。
多年來，我努力踐行著“四力”，在京劇的史料、表演等方面盡我的微薄之能，進行文字和音像的搶救工作，為京劇的宣傳鼓與呼！像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的劉侗院長（現北京京劇院院長）策劃的《京劇大家絕藝錄》，也是我利用新媒體將前輩藝術名家的藝術經驗和感悟錄制下來。六年來，我走遍了北京、上海、天津、武漢、福州、銀川、太原、杭州、西安、昆明、哈爾濱、濟南、煙臺、重慶、南昌、石家莊、保定等城市，錄制了120位。現在已經出版了老生篇、旦行（壹貳）、凈行篇、武生篇、丑行小生篇、音樂篇、編導篇，在社會上和京劇界引起極大反響。正如，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仲呈祥老師所言：最集中體現了中華美學精神，彰顯了中華審美風范，最典型的表現京劇藝術巨大魅力記錄了下來。
記者：京劇在首都的舞臺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北京在建設全國文化中心的過程中，如何讓更多年輕人理解并接納京劇呢？
封杰：做好京劇傳承工作，不只要傳承，更要傳播。傳承是專業人員的工作，但傳播就需要演員和專業理論工作者共同來做，因為我們更多的是要傳播它的文化。如“徽班”的“徽”字歷來解讀，是安徽的戲班，但有位老先生說“他是最好的意思，不是徽戲”。《武家坡》中的唱詞“好一個貞節王寶釧，百般調戲也枉然”。這個“調戲”對于青年觀眾來講，容易產生誤解，當青少年學唱時會產生不好的效果，所以這個唱詞就不合適。其實我們的老先生用過其他的詞，如“試探”或是“她果然為我受熬煎”，這樣一改格調就提高了。另外，京劇是詩意，所以不要將其簡單化，它的寫意更不可簡易化，要講究將戲的意味、意趣、意境、意態表現出來，傳遞給青少年一種正確的審美觀。
先說京劇的詩意，京劇《蝶戀花》楊開慧唱：“綿綿古道連天上，不及鄉親情意長，洞庭湖水深千丈，化作淚雨灑瀟湘。”這就是借用詩歌的意境來表達人物的心情。《杜鵑山》中的杜媽媽和雷剛的對白也是詩意，雷剛說：“久旱的禾苗逢甘露，點點記在心。”杜媽媽答：“千枝萬葉一條根，都是受苦人。”雖然有點脫離人物身份，但是這種藝術的拔高觀眾們是認可的。
我曾聽著名戲曲導演歐陽明老師談到，《鍘美案》中正義戰勝邪惡就是一種意味；丑行的插科打諢是一種意趣；《三岔口》中“夜戰”的表演是一種意境；觀眾對諸葛亮、關羽和曹操神態的認可是一種意態。
關于京劇今后的道路，我覺得作為一名文藝工作者，更多的是要多演出一些正能量的大戲，同時把有些傳統劇目中的“粗”去除掉，將戲中有些不是“正史”的內容修正。京劇更多的是宣傳忠孝節義，它是審美享受，而不是愉悅享樂。近年來，我開始接觸新媒體，為宣傳京劇“跨界”做起了主持人。像《“暢讀”京劇杰英談》欄目的設置是韓穎先生特意為弘揚京劇，讓我來做的節目。這對于我也是一種嘗試，我把到各院團、藝校講課的視頻發上去，再加上我以“三人談”的形式請來京劇名家，就京劇軼事、表演風格、藝術發展通過“暢讀”新媒體展現，最高點擊率達160余萬人次。
北京在建設全國文化中心的過程中，為了讓更多的年輕一代理解并接納京劇，先要讓他們了解中國故事，熱愛中華歷史。如《釣金龜》中康氏唱的“大舜耕田、丁蘭刻木、萊子斑衣、孟宗哭竹、楊香打虎”這些典故都是孝文化。還有表現報效國家的《楊家將》，它是“忠”的代表。我們要更好的承傳它，就要做到如新中國成立之初那些老前輩們一般，真正感受到黨的偉大，新中國的日新月異，無償無私地將自身的藝術奉獻給國家和人民，甚至將秘不傳人的“絕活”“秘笈”交給下一代。這門藝術需要口傳身授，是“四功五法”的綜合表現。我們的中年演員現在要學會自己走路了，不要總離不開“拐杖”，全依靠師父指導。像有些尚待挖掘的傳統戲，就完全可以經過整理，去粗取精，使它煥發青春。
京劇藝術的發展，首要是傳承，但同時也要增加現代戲曲人的自信。從某一階段開始，戲曲人都變得不自信了，比如提到宮廷藝術就只想到英國，其實中國的京劇也是宮廷藝術，從民間進入故宮，在唱詞、音樂、臉譜、服飾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宮廷文化的輔助，清朝的咸豐皇帝就是京劇的第一推手。京劇到了20世紀30年代走向輝煌，50年代到60年代初達到新高潮。所以，作為京劇人沒有必要不自信，京劇的文化底蘊是十分深厚的。
記者：首都文化主要包括古都文化、紅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創新文化，您覺得京劇在未來要做到更好的傳承，哪個方面的提升是最重要的？
封杰：這四種文化寓意“根、魂、神、翼”是我們這座城市的精神與靈魂，作為承載了中華優秀藝術的京劇，雖然它從形成到今天還不到200年的歷史，但它的內涵卻是極其的豐富厚重。我們可以在深度融合共生中，尋找到京劇的特色發展之路，有助于優化首都文化發展結構，推動文化發展升級，起到引領風氣之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特別是思想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無論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丟掉了思想文化這個靈魂，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立不起來的。我覺得，作為今天的文藝工作者，京劇文化的傳播者既要做好“雙創”，更應該做到敬畏和珍視經典，挖掘出真正好的傳統藝術資源。只有這樣才能對今天浮躁的心靈有一定的救助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