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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廣網財經北京10月15日消息 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今天在經濟之聲主辦的《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十月談》系列時事報告會上做出精彩演講，演講的題目是《全球變局與中國經濟發展前景》。

　　張燕生，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曾任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專業研究領域為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先后主持或參與國家重點研究項目、國家計委重點課題、國家社會科學“七五”、“八五”、“十五”規劃重點課題等。

　　文字實錄：

　　剛才劉元春教授做了一個非常好的演講，他的基本觀點還是可能與關于中國進入到一個刺高速增長的階段，那么在我的演講中間，我可能會談一下全球的變局和中國可能發生的變局，那么首先第一個問題我想談一下全球的變局，也就是說，中國發展我們的外部環境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我們知道，從我們的外部環境來講呢，實際上來講也就是說，我們是處于一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那么從國際發展大勢來講，一個方面，我們正處于剛才劉元春教授也講到，說經濟全球化和全球性的科技革命這么一個時代，那么這個時代我們會發現，它有三個驅動，一個是開放驅動，一個是市場化驅動，一個就是創新驅動，但是另外一個方面呢，我們也會發現，我們現在的國際環境正處于全球規則、全球秩序、全球格局這么一個大變局的時代，也就是我們現在正處于一個自由放任全球化時代、正處于一個金融自由化，但是呢，缺少有效監管的時代，我們也存在著新能源革命、新通訊革命和新運輸革命，為全球下一步發展帶來更多不確定性風險的時代。

　　在這個地方，一個方面我們會發現，危機發生后，美國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推動（TPP）和（TPIP）也就是推動兩個人類社會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區。第二個我們會發現，這場危機發生以后，美國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推動（BIT）也就是開始推動高標準的投資自由化，開始推動高標準的貿易自由化，那么第三個方面呢，我們會發現，危機后法國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推動競爭中信，也就是針對國有經濟在全球競爭中的角色，正在用新規則來現出國有經濟部門在全球經濟中的表現。第三個呢，我們發現危機后大國開始推動全球的再平衡的張率，也就是鼓吹中國消費、美國儲蓄、中國進口、美國出口、人民幣生殖、美元貶值、中國服務、美國制造、中國開放、美國撤資這么一個以再平衡名義來推動歐美為期十年的結構調整。那么第五個我們會發現，即將到來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將改變全球的能源資源的格局、將改變全球的貿易投資格局，將改變全球智能格局，因此我們突然發現，我們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和危機前恐怕有很大不同的一個大格局的變化，那么我們要問自己一個問題，1990年以來的全球化究竟為什么會發生這些變化呢？那么我們就列了一張表，我們會發現，從1990年美國的GDP占全球的比重是26.1%，那么我們會發現，2001年，美國的GDP占全球的比重達到了一個峰值，也就是達到了32%，但是我們會發現，從2000年開始，美國的GDP占全球的比重正在直線下降，那么下降到2011年，美國的GDP占全球的比重已經下降到了21.6%。

　　為什么2001年美國的GDP達到峰值，然后會直線下降呢？那么我們就要問自己一個問題，2001年究竟發生了什么？我們說2001發生的911，2001年發生了IT泡沫的破滅，2001年中國加入了WTO，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問自己一個問題，為什么危機后美國要推動，剛才我所講的五個方面的變局，也就是包括美國為什么要推動TPP那么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發言，歐洲的貿易專員的發言，他們的發言有一個共同的觀點，也就是要為危機后的國際經濟的秩序、國際經濟的規則，要重新建章立制。那么也就是這個月，10月10號在美國金融時報上，發表了一篇不長的文章，但是這篇不長的文章中，作者說的美國從擔當具有廣泛意義的多變規則的擔保國，開始轉向更趨向于與盟國成立小近門，華盛頓正慢慢的退出，二戰后建立的自由秩序，作者認為，這將危及中國中長期發展的結構性變化，那么文章講，美國正將戰后多邊主義置換為與志同道合國家之間的社會貿易和投資協定，讓多邊貿易協定靠邊站，那么作者認為，沒有美國的支持，多邊秩序將進一步陷入損失修的狀況，而全球化將分崩離席，那么作者認為，作為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國，中國將成為全球化壽終正寢的最大輸家，為什么我把這幾段話在這讀出來呢？因為我認為，這一段話很好的點出了全球經濟變局的實質，也就是全球化正在發生，本質的全球化正在發生根本的變化，就是從這個角度來講，也就是對中國來講，確確實實會涉及到我們下一步的國際環境，如何趨利避害。

　　我的第二個問題就想講一講，當前的新一輪的改革。當前的新一輪的改革也就是引大家格外關注的，是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那么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實際上克強總理問，上海領導的問題是我們究竟是要政策的優惠，我們還是要進一步的。那么關于這個問題，我自己是問了我自己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前三十五年上一輪的改革開放，在區域開放方面，我們是沿著三個方向往前發展，一個方向是沿著特區，一個方向是沿著高新區，另外一個方向是沿著保稅區。那么這樣以來的話，就問自己的一個問題，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的改革模式是繼續沿著過去三十五年區域差距、產業差異和財權實權下沉的模式往前走一小步，還是為探索未來三十五面的新模式往前走一大步？那么往前走一大步也就意味著下一步我們將把前三十五年走的這方面，也解決沿著特區、沿著高新區、沿著保稅區先行先試的方向，應當合并，應當考慮全域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先行先試。那么就意味著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我們是不是能夠在一個全域的方向，來探索更高標準的改革、更高標準的開放和更高標準發展的新模式。那么這個新模式從前三十五年的經驗看，他一定不是預先設計出來的，它一定是在未來三十五年在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探索出來的，這是我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我問自己第二個問題，也就是我們知道，我們現在講的自由貿易區，它實際上是由兩個不同的概念，一個我們叫（FTA），也就是在主權國家或者是單獨關稅區內全域推動貿易投資，開放這么一種形式，大家一定記住，它是全域美國推動TPP美國推動TPIP它是在跨大西洋、跨太平洋所推動的全域的新一輪的FTA、新一輪的BIT、新一輪的（TISA）。

　　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我們是在實驗新一輪的高標準的FTA的模式，我們還是試驗，我們叫FPZ那么FTZ，我們前三十五年我們經歷了保稅區、經歷了區港聯動、我們經歷了出口加工區，我們經歷了報稅港區、綜合保稅區，我們總是問自己，這些海關特處監管區往前走一步，應該走向哪？我們說走向自由貿易園區，也就是走向一線放開、二線光柱、區內自由的方向，那么我們要問自己究竟上海下一步試點我們是從哪個方向試這樣的話就使我回想起深圳，前三十多年深圳作為特區，改革開放的先行先試，它是怎么做的呢？深圳人第一步做的就是一線房買、二線管住，因為深圳特區第一件事做的是一道關、二道關，我們北京人到深圳要到邊防陣，那么這個開放的格局的目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說通過一線關的放開，讓深圳跟香港一體化、讓深圳像香港一樣的自由，然后二道關管住也就是把內地和香港隔開，那么我們就問自己一個問題，前30多年，深圳的改革開放模式成功么？一道關、二道關的改革模式不成功，但是深圳特區的改革開放的模式很成功，為什么？是因為前三十多年深圳履行了國家使命、國家戰略，把中國推向了世界，把世界引入了中國，深圳起到了窗口強梁的作用。因此，我們說新一輪的開放，那么我們上海人是試哪一個呢？或者是不是兩條腿走路，兩個東西都可以試？如果兩個東西都試，就涉及到一個問題，怎么區分兩個不同的事物。那么我問我自己第三個的問題也就是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沿著前三十多年不斷的擴大區域、城鄉和老百姓收入差距的方向往前試著還是向相反的方向試？也就是帶動整個中國向西開放，帶動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快速的發展和開放。

　　第四個問題也就是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繼續沿著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去探索上海特色的，我們叫負面清單管理，和準入前國民待遇呢？還是嘗試一個能夠與國際高標準制度規則接軌，又符合我們當前據理國情和發展階段，又能夠在全域推動的新一輪的負面清單管理，和準入前國民待遇的新模式，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廣州要試、前海要試、天津要試、廈門要試、舟山要試、重慶要試，那么我們下一步我們究竟是走哪一種開放的模式？那么從當前的中國的發展來講，也就是我們下一步有五大城市群，也就是上海為軸的長三角城市群、廣深港為軸的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為中心的環渤海城市群，武漢、長沙、南昌、合肥為龍頭的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都重慶為龍頭的西南城市群，也就是目前發展的比較快的五大城市群，在下一步的發展，很可能出現，也就是我們講的世界的新增長級，和世界級的領袖城市，那么我們突然會發現，也就是中國經濟正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這五大城市群誰最可能發展成紐約、倫敦級別的，有能力引領世界發展和中國發展的世界領袖城市，誰最可能成為吸引全球人才、全球資源、全球企業云集中國，成為中國下一步發展的新的發動機，誰最可能成為在中國具備全球價格的決定權、規則的制定權、責任的擔當權和內中期的調整能力，那么這個就決定中國下一步發展的方向。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會發現，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一個新三十五年的開展，那么這樣的話，我們就回答一個問題，也就是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如何帶動西部地區的發展，那么這樣以來的話，我就提出來，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和寧夏內部開放型經濟實驗區如何能夠開展合作，共同打造中國和阿拉伯地區劃境的貿易和生產供應鏈、金融供應鏈和基礎設施供應鏈，來帶動整個西部的開發、開放，來帶動中國和阿拉伯地區在能源、金融、在產業方面的全面合作。這樣的話我們就會發現，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絕不僅僅是上海未來的故事，應當成為整個中國未來的故事，這是我想講的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就想談一下，中國新一輪的發展前景，那么確確實實我的一個基本的觀點就是，中國將經歷5-8年的痛苦的轉型期，那么這個轉型期如果我們能夠立志轉型，那么中國將迎來三十年的黃金發展期，如果未來的5-8年我們不能夠把握住轉型調整和改革，這么一個重要的階段，那么中國將會上釋長期增長潛力，那么這樣一來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為什么我們要過5_8年痛苦的轉型期，也就是說，現在中國的產能過剩狀況，使我們不得不進入到痛苦的經濟結構轉型期，那么從結構來講呢，我們面臨著三個方面的產能過剩，一個方面呢，也就是過去十年，我們的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全球泡沫經濟所帶動的非理性繁榮，這兩個因素的疊加使中國從過去十年在中方領域、在重大裝備制造領域形成了巨大的過剩產能，那么這個過剩產能導致我們現在在我們的主要行業產能利用率普遍不到80%，那么第二個我們產能過剩，也就是說我們在過去三十多年，外向型經濟模式的帶動下，工序分工的競爭模式的帶動下我們形成了巨大的外貿產能，那么這個外貿產能呢，也就是當全球需求萎縮，中國成本上升，和貿易摩擦加劇，在這種情況下呢，也就是我們出現了我們傳統貿易競爭優勢的改變，包括產業的對外轉移，也包括TPP所帶動的我們產生優勢產業不得不從現在開始，布局在TPP的國家內，那么這些問題呢也包括新競爭對手，對我們傳統優勢所產生的競爭、威信，因此也就是我們外貿產能條件的壓力明顯增大，那么另外一個方面，也就是過去五年，我們戰略型新興產業在風能、光伏這些領域所形成的巨大產能，也就是技術不在我們手里、市場不在我們手，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發現，無論是光伏無論是風能，那么越來越多的產業在國際漩入摩擦和沖突加劇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發現，也就是中國確確實實我們到了一個需要進行結構調整的時期，那么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成本上升的因素。

　　這種情況下，我們確確實實擺在我們的面前，也就是我們下一步的發展，究竟是要增長速度還是要增長的質量和效果，去年中國的GDP是7.7%，中國GDP的增長7.7%究竟是好的很還是糟的很，那么這些問題呢，都需要我們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悔改。那么第一個問題也就是我自己始終困惑的問題，就是去年的GDP我們的增速是7.7%，但是去年城鎮新增就業是1266萬人，明顯高于過去10年，GDP平均增長10.7%所帶來的競爭，也就是我們會發現，十五每年城鎮新增就業是930萬人，“十一五”城鎮每年新增就業1140萬人，而“十一五”我們的年均GDP的增速是11.2%，因此我們就回答一個問題，為什么速度下滑了，就業卻上升了？今年上半年，我們的GDP的增速下降到7.6%，今年上半年我們城鎮新增就業是725萬人，如果×2，1450萬人是過去三十年城鎮新增就業最多的，那么答案只能夠講速度下滑了，服務業的就業上去了、中西部的就業上去了，像我們的電商、電子商務一些新產業、新業態的就業上去了，也只能夠回答說，速度下滑了、結構轉變了、就業增加了，那么大學生就業難，我覺得難首先是難在勞動力的需求觀，前三十年我們對人力資本的需求主要是農民工，因此要不我們的大學生、孩子們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平均工資比農民還低，因此要想解決大學生就業難，首先要解決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和真正能夠吸納大學生的白領精力工作的創造問題，第二個問題大學生就業難確實有更直觀的問題，現在我們大學生面臨的困境是什么呢？也包括高中生、也包括大專生，也包括大本生，也就是正規教育的學生找不到工作。

　　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的學生他的工作是百分之百的就業，那么這樣一來我們會發現，也就是目前企業、產業和整個國家的轉型需要技能、需要經驗、需要職業教育，說這個問題我們會發現，也是我非常同意劉元春教授剛才講的，它是個結構改革調整的問題，那么我們會發現，速度下來了，研發強度上去了，也就是去年我們速度下降了7.7%，但是宏觀的研發和試驗支出占GDP的比例卻上升到1.97%，其中的貢獻74%是企業的貢獻，也就是速度下來了，日子難過了、競爭加劇了、企業要想活下來，它開始進行新的概念、新的產品、新的技術、新的市場的創新。我們說速度下來了，服務上去了，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發現，速度下來以后，企業要想生產，要想降低生產成本，比登天都難，那么企業就開始向商流、物流、人流、資金流、信息流開始用服務化的方式來降低他的成本，用外包的方式來降低他的成本，因此我們會發現，現在服務增加只占GDP的比例的開始事顯著上升，那么另外一個方面呢，我們會發現，速度下來了，民生改善了，也就是我們會發現，過去十年，GDP是10.7%，人均是9.4%，城市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是8.6%，農村是7%，那么去年我們會發現，速度降到7.7%，城鎮人均收入上升到9.6%，農村上升到10.7%，也就是我們會發現，而今年上半年，我們會發現，城鎮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又重新降到6.5%，那么怎么才能夠鞏固速度下來了，民生改善這么一個新的趨勢呢？也就是我同意劉教授講的我們要深化改革。

　　從目前我們的轉型之痛也就是不管是國家還是地方，不管是企業還是大學，還是我們每一個學子，我們都面臨著脫胎換骨的轉型之痛。那么從企業來講，我們會發現，缺訂單、缺人才、缺技術、缺資金，缺規范的轉型困境，是我們下一步要下大氣力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們會發現，中國確確實實到了一個新一輪改革開放新三十年這么一個轉折區，那么在我們的調研中間，我們會發現，中國正在慢慢的區分出新經濟、新產業、新模式，和舊經濟、舊產業、舊模式，這么一個新舊經濟、新舊產業、新舊模式的分割。因此呢，也就是不管是大學還是個人，我們都得考慮一個問題，我們究竟是舊模式的延續還是新模式的開始？確確實實也就是我們遇到很深的感覺就是中國到了一個轉折，那么這個轉折出現的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中國新需求結構正在形成，也就是前三十多年，我們是在溫飽都沒解決的情況下開始起步，今天我們會發現，我們不僅解決溫飽，而且我們正在全面建成小康，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突然會發現，我們的消費轉型正在從前二十年，重點是解決吃穿。過去十年，重點是解決住行。和未來的三十年，我們重點的開始步入也就是我們講的消費的多元化和更加的講究生活品質，這么一個新的階段，而且我們會發現，我們的中產階收入人群，按照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話來講，也就是我們的中等收入人群將出現快速的倍增，按照他的研究，我們的中等收入人群將倍增到6.3億人，也就是有6.3億人都要渴望購買好的產品、好的服務按、好的創意，而不像我們過去三多年，我們只買便宜，那么我們說，有什么樣的消費者就有什么樣的生產者、什么樣的需求結構就什么樣的供給，我們會發現，如果我們不轉變，我們國家將出現的新需求結構將會為全球跨國公司帶來新機遇，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就是我們國家要轉變核心問題還是如何實施供給管理政策，加快推動供給轉型升級這么一個重要的階段，那么在這個階段中間，我們需要改革，改變我們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結構，我們需要規范我們的市場秩序、我們需要推動我們結構性的減稅、我們需要我們規范取消和降低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我們要促進產學研的聯合研發、我們要推動金融為實體經濟轉型服務，并且我們要加快推動綠色的轉型，那么在這情況下，中國才能夠真正進入一個高收入大國、一個全球負責任的大國、一個法制大國、和一個低碳綠色可持續發展的大國，也就是我們突然會發現，我們在座的年輕學子，很像我當年我們再次站在了1978年一個新的起點上，所以說我們也祝福大家，能夠看到這么一個時期的到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