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北京7月7日消息（記者孫瑩）據中國之聲《央廣新聞》報道，最高人民法院今天（7日）上午發布《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成效數據報告》及司法改革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司改辦主任胡仕浩介紹，截至目前，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確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牽頭抓總的18項改革任務已全部完成。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綱要”確定的65項改革舉措也已全面推開，絕大多數的改革舉措已經取得很好的效果。

　　胡仕浩說，從改革的頂層設計上講，十八大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單獨或會同中央有關部門，共出臺了123個司法改革文件。但是，評判改革成效如何，不能單看完成了多少項改革任務、出臺了多少個改革文件，要看落實情況，關鍵要看長期制約審判質效的體制性機制性難題有沒有被有效破解、人民群眾的改革獲得感有沒有顯著提升、全面依法治國的整體成效有沒有充分彰顯。

　　經過司改辦和信息中心共同研究，最高法決定從兩個層面給大家展現改革成效：一是透過數據看改革。依托司法大數據管理和服務平臺（以下簡稱“司法大數據平臺”），提取各類數據，客觀分析比對，用數據呈現改革的前后之變、破題之難、成效之大，形成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成效數據報告》（以下簡稱《司改成效數據報告》）；二是結合案例講改革。通過開展改革督察和實地調研，在各地改革實踐的基礎上，總結提煉了部分探索創新性強、具有典型示范意義的改革案例，形成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選編（一）》。

　　胡仕浩介紹，在這一輪改革啟動之初，最高人民法院就高度關注改革推進落實和成效評估問題，組織專門力量，學習借鑒相關研究機構發布的“司法公信力指數”“陽光司法指數”和“司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研究確定了評判改革成效的關鍵要素、核心指標和重要變量，制作了面向政法干警、律師、學者和當事人等不同群體的調查問卷。但是，受制于目前還在創新發展信息技術應用和不斷整合的平臺、口徑和數據接口等因素，有一些數據還不能簡單地實現一鍵生成。為了數據盡量客觀準確，這一次發布的一些人案數據、審判績效數據、改革成效數據，經過了政治部、研究室、審管辦、信息中心等多家會商。隨著“智慧法院”建設的加速推進，特別是司法大數據平臺建成后，將來許多數據可以自動生成、實時匯總、智能提取，今后我們還將不定期給大家提供一些大家關心的數據。

　　總體來看，評價改革成效的司法數據主要有兩大類：第一類是傳統數據，如收結案數量、案件類型、審判質效指標、人員結構和崗位分布，等等。通過對比改革前后的數據增減情況，可以客觀反映改革帶來的變化。

　　第二類是改革數據，能夠直接反映改革進展和成效，如網上立案、跨域立案數據；審判流程、裁判文書、執行信息公開數據；刑事速裁程序適用率；排除非法證據數量，等等。《司改成效數據報告》綜合運用上述兩類數據，輔之以大量可視化圖表，從立案登記制改革、司法責任制改革、法院組織體系和管轄制度改革、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執行體制改革、司法公開、司法高效民主便民等七個主要方面，展示了法院改革情況。

　　效果上看，《司改成效數據報告》基本實現了改革內容可描述、進展可呈現、效果可量化。 一是從數據看力度。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說，改革就是涉險灘、啃硬骨頭，“動自己的奶酪”。這句話在司法體制改革中體現得最為明顯。改革前，全國有近21萬法官。截至目前，全國共有員額法官120138人，這就意味著，將近9萬名法官沒有進入員額，說明司法體制改革確實是“人民法院的一場自我革命”。這一場革命性的改革帶來的變化是，法官的綜合素質得到明顯提升，審判資源得到明顯優化，全國法院員額法官幾乎都是科班出身。全國法院85%以上的人力資源集中到辦案一線崗位，真正實現了資源優化配置。

　　二是從數據看壓力。我們的改革不是在靜態下推進，尤其是實行立案登記制后，案件數量一直呈遞增狀態。從地方各級法院受理案件量看，2016年較2015年增長了24.67%，2017年1至5月同比增長了11.65%。從類型上看，行政案件增幅最大，2015年5月至2016年4月同比增長35.43%，2016年5月到2017年4月同比增長12.70%。從地域上看，2017年1月至5月，全國新收案件量最大的10個基層法院分別是北京朝陽法院、上海浦東法院、廣州越秀法院、北京海淀法院、深圳寶安法院等，除鄭州金水區法院外，另外9個全部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廣東“珠三角”地區。這些數據，一方面折射了人民法院面臨的案件壓力，另一方面也為配置員額比例、調整審判力量提供了決策依據。

　　三是從數據看質效。大家看到案件數量的增長數據，肯定會關心法院辦案質效有沒有受到影響。改革后，全國法院院庭長普遍回歸審判一線辦理案件，辦案數量逐年增長，2016全國法院院庭長辦案數量同比增長28.64%，有效保障了審判質效。北京、吉林等6省市的統計數據表明，改革后法官年人均結案數有大幅增長，甘肅省增長了1.15倍。山東省改革后案件平均審理周期為83.21天，下降了22.86%。內蒙古改革后案件審限內結案率增長了3.04%。改革后，天津市一審服判息訴率提升至98.35%，提高了近7%。一些地方通過組建審判團隊，推行扁平化管理，司法效率大幅提升，如深圳福田法院2016年人均結案487.63件，涉訴信訪人數下降16.21%。

　　四是從數據看突破。對人民法院來說，改革也是一次“破冰之旅”。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實現了刑事司法理念和庭審模式的重大突破。2013年以來，全國法院糾正重大刑事冤錯案件34起。2014年至2016年，全國法院排除非法證據的一審刑事案件共計2765件，重要證人出庭率、偵查人員出庭率逐步攀升。司法責任制改革，實現了審判權力運行機制的重大突破。改革后，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由獨任法官、合議庭簽發裁判文書的案件占比達到98%以上，案件層層審批現象得到徹底扭轉。執行體制改革和信息化技術的深入運用，實現了破解“執行難”模式的重大突破。執行查控系統已與公安部、中國人民銀行等13家單位聯網，覆蓋的銀行從最初的20家增至3509家，迄今已公布749萬失信被執行人，限制其中728萬人次購買機票、274萬人次購買動車、高鐵票，對構建社會誠信體系發揮了積極作用，切實增強了人民群眾改革獲得感。

　　五是從數據看協同。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數據也展示各項改革舉措系統集成之后的效果。面對司法責任制改革后可能出現的“類案不同判”問題，2014年至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釋68件，發布指導性案例55件，各地高院發布參考性案例3682件，制定裁判指引、類案參考等2681件，有力促進了類案標準的統一。面對立案登記制改革帶來的案件壓力，人民法院協同推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案件繁簡分流機制改革，有效破解了人案矛盾。2014年以來，全國采用簡易程序審結的案件年均增長14.16%，2016年通過多元化糾紛解決方式分流導出案件153萬余件，占當年受理一審民事案件的13.24%。2016年全國法院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審結的案件量是2014年的135倍，2017年1月至5月又同比增長43.59%。信息化建設與司法改革深度融合后，也發揮了強大的“組合拳”效力。網絡司法拍賣在全國法院廣泛推行后，平均成交率達到85.37%，溢價率達到64.51%，為當事人節省傭金92億。蘇州法院運用智能化辦案系統，使法官、書記員事務性工作分別減少40%、50%左右，案件審判效率提高2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