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滄桑巨變，三十年風雨兼程。一個偉大的歷史抉擇，一段不朽的東方傳奇！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特別報道《潮涌東方》。
總監制：王求
總策劃：趙忠穎
監 制：王曉暉、王宴青
策 劃：劉曉龍、楊志東、諸雄潮
統 籌：胡國華、孫樹鳳
今天刊播第十五集：《積極就業》
1978年3月21日，星期一，這一天有27萬新生在明媚的陽光里踏入大學校門，在新生中，小的不過十六七歲，大的已是人到中年。但他們的眼光中都充滿著希望與欣喜，為了這一天許多人已經等待了整整十年。
那一年，張藝謀27歲，是北京電影學院78級攝影系中年齡最大的學生，比同班年齡最小的同學大了整整十歲。在此之前，他曾經在陜北農村插隊三年，隨后又進入咸陽棉紡織廠成為臨時搬運工。恢復高考之后，癡迷攝影的他最終選擇通過大學深造改變命運。
張藝謀說：“我有一度想考體院，因為我一直熱愛體育，我也愛畫畫，有一度想考美院，我考體院我覺著我不行，我沒有什么專項，而且當年二十六七歲了，看起來也不行，考美院我一看人家畫素描我覺得我就完蛋了，我還沒畫過幾張素描啊，我就那大標語，辦展覽干什么搞毛主席語錄這一套東西，所以我覺著也不行，后來別人給我出主意，我才上的電影學院攝影系，因為我愛照相。”
在那個年代，高等教育采用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模式，就業實行的是“統包統分”，由國家包下來分配工作，負責到底。能夠成為大學生，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獲得了一份穩定的工作。許多人把這看作改變人生命運的重要關口。
然而，相對于當年1160萬這個龐大的報名數字，27萬的錄取人數顯得有些微不足道，許多人開始發覺，依靠知識改變自身命運的道路過于擁擠。他們開始另謀出路。農村青年大多數子承父業，以農耕為主。而相當一部分的城鎮青年則以“接班”的形式進入各個工廠企業。但作為吸納勞動力主力的國營集體單位每年只有少量空缺的崗位，許多年輕人沒有工作閑居在家形成了龐大的待業青年群體，為他們尋找出路成為政府的當務之急。1979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頒布條例批準由城市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等個體勞動，但不準雇工，允許從事個體經濟，解決了許多待業青年的生計問題。
1980年，北京出現了全國第一家個體飯館——悅賓飯店。如今，七十五歲的劉桂仙依然能夠清晰回憶起三十年前開辦飯店的情形，“1980年底我開了中國第一家個體飯館，逼得 ！生活逼得你，一個月是塊錢補助，七八口子人根本不夠。我三十六塊錢開張買了四只鴨子，到晚上就變成了七只鴨子，大使館可來了不少人，他們打印了這么大一張地圖，（寫著）到中國不到悅賓非好漢。頭一年姚依林陳慕華他們來了，給我拜年來，我覺得他們是支持我來了，給我力量來了。我到現在混到快八十歲了出門有汽車坐，手里還攢了倆錢，我就覺得我活的挺值得。
但當時，在很多人眼里，個體戶不能算作一種職業，更談不上就業的首選。大學生普遍對理工科感興趣，追求的理想職業是“科學家”和“工程師”。普通待業青年也以“上班”為第一考慮，實在沒有出路的情況下，才會走向“個體戶”或商業、服務業等第三產業。
1981年上海電影制片廠拍攝的電影《大橋下面》當中，高志華母子倆關于高志華婚事的爭執鮮活地反映出了當時人們對于個體戶的態度。
高母：“不管怎么說人家在國營單位，小秦還是個體戶！”
高：“您也看不起個體戶啊，我不就是個個體戶么？國營單位個體戶都是為國家出力，沒有高低。”
1984年“中國青年的就業問題”調查結果顯示，當時青年人在評價職業時看重的依次是：社會地位、社會意義、發揮個人才能和報酬。
但是，新的社會發展階段的人力需求已經在悄然醞釀，它將改變許多青年人的就業觀念和方式。
1991年十集電視劇《外來妹》在中央電視臺一經播出便轟動全國。該劇展現了六個從偏遠山村到廣東打工的女性在都市工廠中的不同命運。劇中外來妹一詞也因此走出廣州，成為全國通用的詞匯。外來務工人員的就業問題逐漸為人關注，直至今日。
在中國經濟改革發端的鄉村，雖然1978年推行的包產到戶政策解決了農民的吃飯問題，但新的問題接踵而至，1984年農民面臨著賣糧難的窘境，農業生產收益下降，農村中又出現了大量剩余勞動力。中央政府在這一年出臺文件，允許農民自備口糧進城，這實際上為農民進城務工打開了一個口子。而在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城鄉分割的二元制戶籍制度對農民進城有著嚴格的控制。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 白南生：“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流動，完全在計劃控制之下。控制到這個要素包括資本，包括各種各樣的原材料、能源，也包括人。說得嚴重一點，就是我們管的死的時候，不是外出打工要管，是連出去討飯都要到公社開證明。沒有公社的證明，你根本走不遠就被轟回來了，就是整個控制得很厲害的。而恰恰這個打破時間大概是八四年左右，1984年有一個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城。”
由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帶來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釋放，同時城鎮對勞動力尤其是企業和建筑行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大量需求，國家的戶籍制度、糧油供給制度以及就業管理制度都有所松動。之后，政府又進一步出臺了一些政策和措施，允許和鼓勵農村勞動力的地區交流、城鄉交流和貧困地區的勞務輸出。第一批從家鄉走出去的農民工開始向著剛剛開放的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邁出了堅定的步伐。
讓我們來聽一下當時在珠海打工的兩個小姑娘的心里話。
打工者A ： 我是從湖南桃源來的
打工者B ： 我也是湖南桃源來的，
記者 ： 到這來干什么？
打工者A ：打工嘍，賺點錢嘍 我們來兩三百個人呢都一起來的
記者 ： 一個月掙多少錢？
打工者B ：一個月掙四百多塊錢。
時間繼續向前推進，上個世紀90年代全球制造業開始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人口眾多的中國逐漸成為世界的加工工廠。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90年代中期農民工接近3000萬，是1978年的200倍。他們難以在城市落戶，不得不在城市與農村之間進行遷徙，波瀾壯闊的民工潮隨之產生。
改革開放讓農民獲得了擇業的自主權沖破城鄉分割進入城市就業，但今天的農民工已經不再僅僅滿足于作為廉價勞動力進入城市。
“我是安子，我們都來特區尋夢，尋找屬于自己的天空，這是屬于百萬打工仔打工妹的天空，屬于熱愛生活，渴望生活的打工兄弟的天空。透過電波我愿與你共同編織這青春的天空。”1992年深圳出現一當廣播節目《安子的天空》，它關注的是打工者群體的情感，節目主持人安子是來深圳八年的打工妹，14年后，《深圳特區報》把她稱為在深圳創業的傳奇人物，與QQ之父馬化騰、巨人集團史玉柱并列。
2008年三位農民工康厚明、胡小燕、朱雪芹當選為人大代表，中國工會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第一次出現了47名農民工代表。農民工中的代表正通過自己的努力開始成為群體的代言人。
幾乎與民工潮同時，另一股遷移的潮流正在涌動。
改革開放的施行，讓封閉多年的國門再次開啟，通過電影電視和雜志小說，人們看到斑斕的西方世界，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正逐漸滲透進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觸動著人們凝固已久的神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了他們的出國夢——到西方去，過西方人那樣的生活。
王啟明：“美國，紐約，我來了……”這是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中的一幕場景，通過這部電視劇，許多國人看到了五光十色的西方世界，同時也看到了異鄉生活的留學生的辛酸。
這些選擇到異國闖蕩的人，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在國內，他們是天之驕子，但出國之后他們首先要面對的是在生存線上掙扎的焦慮。新東方英語學校的創始人之一徐小平當年在美國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快餐店里送外賣。“我送比薩餅，我每一次都瘋狂的送，好像每一個比薩餅系著我的未來。我接電話也是這樣，就是說送飯送晚了我會心里特別絞得難受，就是對事情的責任心是我當時的一個特點。”
事實上在80年代熱潮中出國的人大多數動能找到謀生之路，但仍有不少人仍然沒有文化歸屬感，也找不到開創事業的機會。經過權衡，許多人最終選擇了回歸。此時中國正在迎來難得的發展機遇。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南巡講話，向世界傳達了中國將進一步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信息。不久以上海浦東為龍頭的長三角經濟開發，中國開始了新一輪迅猛的發展。1993年國家提出了“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留學工作方針，指出要采取多種形式鼓勵海外人才為祖國服務，此后越來越多的留學生回到國內。
如今，在徐小平當年學習和生活過的中關村，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把出國列為重要的人生規劃，和上個世紀80年代初出國熱潮不同的是，這些年輕人留學的目的不再是僅僅為了改變生活的環境，留學是他們接受國際化教育的途徑，出國已經成為更加理性的選擇。
在出國浪潮洶涌的同時，國內的改革也正觸及社會深處，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變而帶來的一系列改變正影響著人們的生活。
和大多數國營企業一樣，八十年代初，國營重慶明月皮鞋廠也進入了良好的發展時期，已經擔任廠里中層領導的周大江卻感到了企業存在的一些問題，他感到自己手里的“鐵飯碗”并不牢固。
周大江（原國營重慶明月皮鞋廠職工）：“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這個過程中間，它的弊端就會顯示出來了，不靈活。那么鐵飯碗，首先要有飯，而不是碗。你沒有飯，端個金飯碗照樣討口。”
1984年，32歲的周大江主動打碎了自己手里的“鐵飯碗”，進入了剛剛組建的合資企業重慶民生輪船公司，負責國際航運業務。那時正是國營企業紅火的時候，他的離去讓一些同事感到不解。
周大江：“因為那個時候改革開放才開始，到底這個市場怎么變化，大家都搞不懂。能夠在這么好的一個國有企業，我們當時剛剛搬了新廠，廠房非常漂亮。在這種情況下，一般只有瘋子才從這個位置走。所以他們覺得我會后悔。再加上什么呢，當時我在明月廠處的位置，是很多人羨慕的位置，居然都不干了，他們以為我只是想到外面去找點兒錢。其實我只是覺得明月的舞臺小了點兒。”
然而此刻，大多數在國有企業中手捧鐵飯碗的人們并沒有意識到，他們的生活將要發生深刻改變。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企業自負盈虧，優勝劣汰勢在必行。1994年全國國有企業虧損數量超過一半，而曾經給職工帶來堅實福利待遇的組織結構成為國有企業舉步維艱的包袱。國家開始鼓勵虧損的國有企業破產、轉制。之后的十幾年中，一批又一批的職工告別了自己長期工作過的崗位，他們中大多數人已年過而立。媒體對他們的正式稱呼是下崗待業職工。
對于這些人來講，下崗不僅意味著生計無著，還意味著遠離了單位賦予的特殊光環，必須作為獨立的個體應對激烈的競爭，而被單位包辦過一切，計劃過一切，享受過關照的單位人還沒有足夠的準備應對這樣的變化。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路路：“當你把他放到一個非常競爭的環境當中的時候，一切要靠他自己的時候，一切變得有風險沒保證的時候，很多人受不了，特別是對于一般的人來說，就是沒有很高技能或者特殊技能的人來說，他會覺得非常不適應這個。”
1994年，34歲的許玉玲也成為下崗大軍中的一員，經過兩年的彷徨，尋找，培訓，選擇，最終，許玉玲成為一家個體餐館的會計，盡管沒有單位這片樹蔭的庇護，和許多下崗工人一樣，許玉玲學會了正視社會，正視自己。“我覺得當工人那時候就是吃大鍋飯，特懶散，就好像疲疲塌塌的那種感覺，你要現在就等于什么呀，沒有工作，想找一份什么樣的工作，什么樣的工作適合于我，我應該干什么，等我干的時候多少錢適合我，我付出多少。反正這時候你就要想給人干，你就得往好了干了，就不能再說上崗和下崗哪個好了。現在就是你有一種社會意識，有一種競爭能力了你知道嗎”
1995年四月國家開始實行再就業工程，解決下崗職工的生計成為一項社會行動。 為促進下崗職工再就業，政府從1996年開始進行了一系列政策調整，從1999年開始，招收下崗職工的企業將獲得減稅。從事社區居民服務的下崗職工同樣享受免稅， 2001年全國96%的下崗職工被納入再就業服務體系，獲得基本生活保障，他們中的大部分成功實現再就業。 2002年9月中央和國務院召開的再就業工作會議，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召開的就業方面規格最高的會議。當年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工作的通知》確立了中國積極就業政策的基本框架。 2006年全國國有企業數量減少一半，利潤增長14倍，基本實現扭虧。
一切都在改變，改變正悄然影響人們的生活。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各種以改變舊單位制度為主的措施不斷出臺，人們手里的鐵飯碗正在悄悄發生變化。1993年，全國只有兩成的人由國家安排就業，通過勞動力市場自主擇業成為社會新風向。
1994年全國37所高等院校試行并軌制收費，自己花錢上大學，自己找工作成為了現實。
1995年，全國第一部《勞動法》出臺，勞動力作為商品第一次正式出現在我國的法律中。當年全國簽訂勞動合同的城鎮職工占職工企業總數的96%。
2008年《就業促進法》和《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政府再次用法律手段規范和保障市場化就業制度的良性運行。
與上幾代人不同，如今的年輕人面臨的是更多的選擇機會和前所未有的激烈競爭，而困擾他們的與其說是就業問題不如說成是擇業問題。新的時代背景下，多種的職業選擇，多元化的擇業觀念使得他們不再滿足于找到工作，如何選擇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成為這些新時代年輕人考慮的重點。
擁有一份工作是一個公民為了生存的基本需求，如何滿足每一位公民的這一需求卻歷來是各國政府的難題，從安排就業到自主擇業，三十年間，我國從業人員從4億零152萬增加到7億6990萬人。2500多萬下崗職工走上再就業和成功創業之路；兩億多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城務工實現轉移就業；2000年以來，2000多萬大學畢業生通過政府引導和市場化機制實現就業和自主創業。這些數字顯示，就業這一難題如今正逐步被解開。
往期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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