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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滄桑巨變，三十年風雨兼程。一個偉大的歷史抉擇，一段不朽的東方傳奇！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特別報道《潮涌東方》。
總監制：王求
總策劃：趙忠穎
監制：王曉暉、王宴青
策劃：劉曉龍、楊志東、諸雄潮
統 籌：胡國華、孫樹鳳
采制：王磊
今天刊播第一篇：偉大轉折
1976年十月，黨中央采取果斷措施，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的篡權陰謀，挽救了黨，挽救了國家。在歡慶勝利的歌聲、鞭炮聲和鑼鼓聲中，“文化大革命”結束了，中國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
變革的信號如此強烈，每個中國人都在急切地等待著國家和個人命運的重大轉折。
勝利了，跳到窗戶上，拽著欄桿往外喊，勝利了。發瘋一樣，渾身顫抖。
當時，許多中國人痛定思痛，迫切要求砸碎思想鐐銬，大膽解放思想，讓多災多難的祖國走出封閉迷信，闊步前進。然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同時發表了一篇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篇社論再次給穿透云層的陽光籠罩上迷霧，再次讓人們的思想陷入徘徊和困惑。
“他們決定要我登報，我一看，我就覺得不合適，我就不贊成，但是從組織上來說，我必須執行�！�
這一天，負責宣傳工作的原國務院副總理耿飚的日記本上只有一句話，卻寫下了整個中國的心聲：奉命登“兩個凡是”的社論，我很不贊成。
乍暖還寒。我們今天已經很難揣測當時耿飚內心經歷了怎樣復雜的斗爭，但那份創痛之后的感傷，那份積郁心中的期盼雄雞破曉的吶喊，依然能穿越沉沉歲月，撲面而來。
就在兩個凡是社論發表前的一個月，北京重型機械廠的工人李東明和十幾個青年在天安門廣場上貼出了一張大字報。
其中擬了幾條標語，一個就是要求公布天安門事件的真相，這是比較溫和的。另外一個就是，要求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是大家比較強烈的呼聲。
這張大字報很快被判定為一樁重大的反革命事件，李東明等人也被捕入獄。這起事件所釋放出來的信息讓很多人再次對中國的未來命運深感擔憂。
當時，反對“兩個凡是”的聲音不僅來自民間。
1977年4月10日，還沒有復出的鄧小平給中央寫信說：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的事業。在這以后，他還反復講：我不出來沒關系，但是，兩個凡是不行，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陳云、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也紛紛強調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抵制“兩個凡是”。
在當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陳云提出：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但是當時的中央負責人卻沒有讓會議簡報刊登這個發言。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說，其實，爭論雙方當時都清楚，這場圍繞“兩個凡是”的爭論將決定當代中國的政治走向，決定民族的未來。
“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有幾種選擇，一種是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理論，這是當時黨的主要領導人的主張。再一種選擇就是沖破兩個凡是的束縛，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在兩種觀念和力量的拉鋸中，文革后的中國走到了決定前途和命運的十字路口。
若干年后，胡福明回憶起當年那場席卷全國的爭論時，笑稱自己只是一個“點火者”。
“它只是點了一個火，點了一個火，只是起了這樣一個作用�！�
然而，這把火不僅點燃了一場席卷全國的理論爭論，而且拉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序幕。
1977年的胡福明還是南京大學哲學系的一名老師。7月上旬，他的妻子患病住院，胡福明每天白天在講臺上講課，晚上要到醫院陪伴妻子。夏天的南京，素有“火爐”之稱。每當夜深的時候，難耐的高溫和躁動于腹中的覺醒與抗爭，讓他難以入眠。借著醫院走廊的燈光，胡福明趴在凳子上用五天的時間寫下了8000字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文章經三次修改后，寄往《光明日報》。
“我還是下決心來批判兩個凡是，理由很簡單，第一，知識分子，理論工作者，共產黨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第二個，人民是覺醒了，我從天安門事件當中看到人民覺醒了，粉碎四人幫以后，人民那么歡欣鼓舞�！�
就在胡福明構思、修改文章的時候，中國發生了一件大事。1977年7月，在黨內外以及人民群眾的強烈呼吁下，歷史再次選擇了鄧小平。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73歲的鄧小平恢復了“天安門事件”之前的所有職務。
恢復鄧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鄧小平選擇了一次輕松的亮相。當他出現在國際青年足球邀請賽的主席臺上時，人群上空滾過如潮的掌聲，人們慶幸，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命運再次和鄧小平這個名字緊緊聯系在了一起。
然而，此時擺在鄧小平面前的任務卻并不輕松。兩個凡是的指導方針依然束縛著中國的手腳。不突破這個禁區，注定將一事無成。
光明日報收到胡福明的稿件后，委托中共中央理論研究室的孫長江對文章進行了一次大的修改，確定題目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最后經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胡耀邦親自審定，于1978年5月10日刊登于中共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5月11日，《光明日報》在頭版位置推出了這篇醞釀了九個月的文章。文章一發表，猶如一枚重磅炸彈，產生了強大的震撼力。
“這篇文章是用一種理論的形態來批駁兩個凡是的，文章發表的當天晚上，新華社就全文播發了，第二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又全文轉載和轉發。引起了提出和支持兩個凡是的人的強烈反對，認為文章政治上是反動了，理論上是荒謬的�！�
當時的中央主要負責同志看到了真理標準大討論背后的潛臺詞，盛怒之下，決定制止。原人民日報總編輯李莊還清晰地記得，一位中央負責人點名批評了胡耀幫，甚至還有人提出了這篇文章“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思想上是反動的”，是“砍旗丟刀”。
“砍旗就是砍掉毛澤東的旗幟，丟刀就是把可以置敵人于死命的刀子給丟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及隨后推出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切主觀世界的東西都要經受實踐檢驗》等三篇文章，開啟了思想解放的閘門。這道門一旦打開，思想解放的浪潮勢必浩浩蕩蕩，不可阻擋！
全國省級以上的報刊發表了600多篇文章參加討論，30多個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黨委先后表態。絕大多數的講話和文章都認為，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原則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截止1978年底，中央及省級報紙一共刊登專文650多篇。胡福明點起的這把火終成燎原之勢！
鄧小平后來說，現在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他指出，馬克思主義要發展，毛澤東思想也要發展，否則就會僵化。
“目前正在實行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從爭論的情況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他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春風融化了冰封的中國。在經歷了十年浩劫之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推動了全國性的思想解放運動，比較明確地解決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一場偉大的轉折呼之欲出，指日可待�！�
1978年11月的一天早晨，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研究所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按時上班。他先從傳達室取出當日的《人民日報》，一篇養牛的文章突然吸引了他的目光。
“登了一段關于養牛的事情，就是講應該如何養牛，看得我莫名其妙，怎么會報紙登這樣的事情了呢？哎呀，這真的是一個新的時期開始了。真的是國家要開始研究這些方面的事情。真的國家開始注意國民經濟了。”
因為這篇文章，沒過多久，柳傳志便離職而去，創辦了日后赫赫有名的聯想集團。
這段今天看來有點不可思議的往事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伴隨著席卷全國的思想解放運動，在最高決策層，擺脫危機、發展經濟已經擺到了議事日程。
“必須轉，不轉的話，我們就要垮臺，不轉的話，我們的經濟就已經到了破產的邊緣�！�
原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漢生所說的破產并非危言聳聽。原商業部部長胡平至今還記得他當年訪問過的一戶農民家庭的窘迫情景。
“我去訪問兩戶農民，有一家，五口之家，正在煮飯，五個人，五兩米，一個人一兩米，沒有別的東西。”
1978年是中國結束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也是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第21個年頭�；厥�20年歷程，人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令人難堪的現實：曾被詛咒的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獲得了長足發展；曾被贊頌的社會主義中國，生產力水平卻依然十分落后，幾乎處于停滯狀態。
時代呼喚中國共產黨必須帶領中國人民盡快走出經濟停滯的危險局面。
1978年9月，鄧小平率團赴朝鮮訪問，結束訪問后，他沒有直接回到北京，而是在東北三省滯留了一個星期。就是這次東北之行，鄧小平把一個樸素的真理提到了全黨面前。他說，要在適當的時候結束已經搞了兩年的“揭批四人幫”的政治運動，盡快地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在一個月后召開的的全國工會代表大會上，這個戰略思想被正式提出。
同志們，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對我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和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鄧小平說，我們必須采取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開始新的任務，這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們經濟和技術落后面貌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的體制和國家對工農業的管理方式。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歷時一個月的中央工作會議。12月13日，鄧小平作了主題發言。20年后，人們在三張16開的白紙上，發現了后來影響中國進程的400多字的發言提綱。
“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鄧小平的這篇講話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它闡述了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面臨的最重大、最關鍵的問題，它是新時代的吶喊，新征程的號角，它給歷經磨難的社會主義中國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這篇講話也成為5天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與此同時，在這次會議上，中央政治局還在宣布了十項決定，其中包括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批鄧、反擊右傾反案風是錯誤的；為所謂的二月逆流平反；為薄一波、彭德懷、陶鑄、楊尚昆等同志平反；并宣布從撤銷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設立的中央專案組。
原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指出，糾正冤假錯案，是解放思想的需要，是安定團結的需要，更是實現黨的工作重心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轉變的需要。
“你不平反這些冤假錯案，你不把它糾正過來，人心不順，你就達不到安定團結的目的。因此，你就沒有辦法來搞經濟建設。這個實際上是一個統一思想的過程。”
就這樣，為期一個月的中央工作會議為的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作好了思想上，組織上和路線上的準備。也因此，12月18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只有五天就順利結束，卻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元年的到來。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1978年12月22日通過。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它最終明確了三個轉變，就是鄧小平后來說的：從兩個凡是轉變為實事求是，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封閉和固守成規轉到改革開放。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共產黨在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歷史關頭，實現了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實現了新的歷史時期的一次偉大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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